作者：丁進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文學與藝術傳媒學院

一晚清“京師大學堂”的“文學科”，以及復旦公學的“國文部”可以視為我國大學“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現代意義的中文專業應當是1910年3月21日京師大學堂分設“中國文門”本科教育。因此，我國大學中文專業設置已經有一百零二年的歷史了。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來的中文系往往屬于所在大學的“強勢”學科，特別是1952年雖經全國院系調整而未撤銷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強的辦學底蘊。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綜合性大學和老牌的師范大學。1977年恢復高考后，這些大學的中文系經歷了一段順暢發展時期。第二類大致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經有三十多年的辦學歷史，具有比較好的辦學基礎，辦學特色也在逐漸顯現。第三類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為了滿足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需要，原先非綜合性大學的理、工、農、醫、財經、政法類院校在原來大學語文教研室或寫作教研室基礎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對于前兩類中文系，這類中文系的辦學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與所在大學其他院系相比，實力明顯不足。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讓中國高等教育成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體系中那些后辦的中文系在這次跟跑中頗覺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慮；同時，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臨著畢業生如何適應社會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問題。面對新世紀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變化，中文系如何調整自己的辦學策略，適應社會需求，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呢？中國大學中文系的應對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更加強調專業基礎，向專門化、高端化發展。一種是走學科交叉與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應變能力。

二北京大學中文系走的是一條強化專業化的“精英”教學之路。中文系下設中國文學、漢語語言學、古典文獻學、應用語言學（中文信處理）四個專業。他們的教學理念，據北大招生網宣稱：在本科層次堅持“精英教育”、“優才優育”的教育理念，為培養學術型、研究型、文化創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礎。以向上一教育層次輸送中文及其他門類研究生為主業，同時兼顧向社會輸送高素質漢語言文學和文化實用人才。北大的這個表述體現了在大眾化高等教育時代堅持精英教育之路的辦學理念，著重于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層次設定本科培養目標是有道理的。

首先北大有豐厚的中文底蘊，教學力量排在全國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師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國家中文方面著名學者，因此在學術研究上具有強大的優勢。

其次，北京大學錄取的本科生質量優異，每一個年級都有數名省市級高考的文科“狀元”，這個優勢，沒有第二個學校可以與之爭美。再次，北京大學中文系是中國大學中文系的“老大”，百年辦學歷史形成崇高的聲譽，社會認可度極高，這是其他學校難以比肩的。從實際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這個辦學理念符合社會對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業尚未成為“問題”，北大宣稱：90％以上的本科畢業生都可獲得免試推薦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華、復旦、南京大學等名校研究生的資格，出國深造也是重要選擇之一，眾多同學去了哈佛、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康奈爾、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學，他們的知識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歐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聲譽，許多國外大學都樂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學生。愿意就業的學生就業情況良好，近年就業率在100%到98％之間，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過一些應用型熱門專業。

但是北大中文系的這一種做法不可復制。尤其是非綜合類大學中文系，由于辦學時間短，師資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學術傳統，不具備走北大模式的條件。然而我們有理由懷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調處理了他們對中文系辦學思路的調整。北大中文系并沒有躺在傳統優勢上吃老本，他們興辦的第四個專業叫應用語言學（中文信息處理），這個專業于2003年開始招生，文理科兼收，與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聯合培養，該專業的培養目標是：中文系應用語言學（中文信息處理）專業本科學生應比較系統地掌握漢語言文字學的基礎知識，比較系統地掌握與計算機中文信息處理相關的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具有較高的寫作能力和外語水平，具有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和從事高新科學研究和實踐的能力，成為具備較高的人文科學素養和自然科學素養、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發展的復合型人才。顯然，該專業的培養目標與前面三個專業的相差很大。

一、兩類專業培養模式與課程設置比較

（一）培養方案比較

傳統英語專業較看重學生：（1）具有扎實的英語語言基礎；（2）掌握英語語言和文學理論的基礎知識；（3）有一定的閱讀和分析鑒賞各種體裁的英語原著的能力；（4）了解我國國情和主要英語國家的歷史和現狀；（5）掌握英語教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而商務英語專業則更注重學生：（1）具有較強的商務英語專業能力；（2）熟悉和掌握國際商務知識與技能；（3）具有較強的獨立獲取知識、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4）能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從事國際貿易、商法、金融、營銷、電商等工作。

（二）核心課程比較

以浙江工商大學2014級英語專業和商務英語專業本科生培養計劃為參考，其低年級（一、二年級）的核心課程均以專業基礎課為主，與英語教學大綱相匹配，旨在全面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基本技能。兩專業共同核心課程有：基礎英語、英語語音實踐、英語聽力、英語寫作、英語語法實踐等。有所區別的是，商務英語專業更側重于學生對基礎商務知識的掌握，口語與閱讀均為商務方面，并增設了綜合商務英語課程。不同于低年級對英語基礎技能的培養，兩專業高年級（三、四年級）核心課程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涉及英語文化、語言學的深層次課程，二是專門用途英語。傳統英語專業更注重學生對英語語言文學的掌握，而商務英語專業偏向商務方向的專門用途英語，二者核心課程的設置存在的不同主要為必修課與選修課的設置。如英美文學、英語語言學導論等課程偏重于學生對于文化、文學類知識的掌握，這類必修課在商務英語專業則為選修。反之，國際營銷英語、國際物流英語則是典型的商務方向英語，在傳統英語專業則為選修。在實踐類課程方面，商務英語專業對實踐類課程更為重視，而傳統英語專業則更多地注重語言文學能力。二者高年級的課程設置也均與其培養目標相一致。

（三）側重能力比較

在低年級教學中，二者均采用通用英語（EGP）培養模式，即開設課程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基礎課為主，側重于培養學生的英語語言專業基礎能力。而在高年級教學中，兩專業采用專門用途英語（ESP）培養模式，其所測重的學生能力培養則有較大差異。傳統英語專業側重于英語語言文學方向課程，旨在使學生了解與掌握英語國家語言文化，偏重于學術。而商務英語專業則以商務方向英語為主，如商貿、物流等，更注重學生對于商務方面知識的熟練運用。

作者：郭昭第 單位：天水師范學院文史學院

高等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的改革，不僅關系著高師漢語言文學專業教育質量的普遍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復興中國漢語文化的偉大使命。雖然高師在辦學條件、師資力量尤其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但由于這些高師承擔著比重點大學更加突出的培養基礎教育師資的任務，所以高師課程體系的改革必須充分體現學生就業制度的變化，科學研究和學科專業發展的趨勢，以及人類全面和諧發展的需要，而且還承擔著全球化時代抵制文化殖民主義，實現中國漢語言文化偉大復興的特殊歷史使命。所以加強高師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就顯得更加重要。

一、公共課課程體系改革：教育目標的專業教育向和諧教育轉型

教育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培養某一專業領域的專家，而是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和諧人格的人。愛因斯坦指出：“學校應該永遠以此為目標：學生離開學校時是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1]37馬克思將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思維、情感、意志、知覺、情緒，看成人類成為和諧的完美的圓滿的人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在私有制條件下，人類活動只是為了獲取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甚至私有財產，而這種導致私有財產的勞動常常存在強迫性，甚至是以摧殘人類的肉體和精神為代價的異化勞動，而異化勞動不但不能使人類獲得解放，反而使其愈加嚴重地受到物質利益的壓迫，日益成為片面發展的單面人或者單向度的人，甚至成為占有私有財產的機器和商品消費的奴隸。雖然人的解放問題已經成為人類的奮斗目標，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的設想不僅沒有實現，反而長期以來受到人們的誤讀甚至曲解。首先，在馬克思看來，存在私有財產的時代，人類是不可能真正獲得自由解放的，所以許多社會主義革命在理論上只是完成了人類解放的初步工作，并沒有實現人的真正解放，至多是獲得了初步解放；其次，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僅僅體現在德智體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層面，德智體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僅僅是人類全面占有自己本質的基本條件，而不是人類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質，成為具有和諧人格的完美的人的標志。所以教育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僅僅是有限的全面發展，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質，因而只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教育目標，而不是教育的終極目標。但是許多人將其理解為教育的終極目標，這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和曲解。因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全面發展的，馬克思所謂全面發展是指人類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質，乃至成為“具有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性的人”，也就是“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的人”，也就是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等個體的一切器官獲得全面發展的人。[2]19而德智體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僅僅是人類全面占有自己本質的基本條件，并不是人類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質，成為具有和諧人格的人的標志。

實現由專業教育向和諧教育的轉型，高師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改革必須調整現有繁雜、臃腫、僵化、刻板、低效的公共課體系。全面發展的教育應該是和諧教育，而不是愈來愈專業化、學科化的專業教育，但是在長期以來高師教育之中，專業教育卻愈來愈受到強化。有些高師仍然堅守專業教育的觀念，甚至將任何壓縮專業課程，增加公共課程的課程體系改革看成是舍本逐末；雖然也有些高師開始仿效重點高師的做法，增加一些公共課程，但是限于師資尤其認識的局限，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這類公共課程在和諧教育方面的獨特優勢，明顯存在隨意、凌亂、缺乏系統設計和規劃的缺憾，甚至導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教育損失，雖然實現了淡化專業，削弱專業的效果，卻并沒有真正實現由專業教育向和諧教育轉型的更加神圣的教育使命。一些高師雖然積極創造條件，開設了一定關乎人文素質、科學素質培養的公共必修課和公共選修課，但是并不具有跨學科、超學科的性質，常常是專業選修課的變種和移位，不僅沒有突破狹隘的專業學科疆域和界限，反而加強了學科堡壘；有些則只是諸如果樹栽培、圍棋技巧之類更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并不能夠真正起到拓寬專業知識視野、打破專業學科疆域，全面提高學生科學素質、人文素質乃至綜合素質，乃至培養和諧人格的目的。

公共課的設計和建設，既要高屋建瓴，充分展示學科研究的進展和前沿問題，又要體現一定的學科交叉性、互涉性、兼容性，同時還要具有一定的普適性、趣味性、創造性，力求以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教學風格培養學生的學科專業興趣，促進學生人格的和諧發展，尤其要選拔真正有豐富教育經驗和學術造詣的資深教授開設。公共課設計應該以具有學科專業的前沿性、集成性、方法性，甚至跨學科專業和超學科專業性的課程作為公共必修課，有利于幫助學生建立科學、合理、完整的知識結構，促進學生人格和諧發展的課程作為公共選修課。不能將專業學科性質十分明顯，不能有效促進學生素質全面提高和人格和諧發展的專題研究課程作為公共課。公共課的核心任務是提高學生的科學素質和人文素質，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和人格的和諧發展。為此，素質類公共課可以包括自然科學素質類、社會科學素質類、人文科學素質類三類，其中每一類涉及學科概論、學科方法論、學科名著導讀三個系列。無論學科概論系列，學科方法論系列，還是名著導讀系列都不可偏廢。如果偏重學科概論系列，忽視名著導讀系列，就可能導致諸多先入為主的既成觀念和認識，這些觀念和認識如果是以不庸置疑的所謂科學原理、法則和規律的姿態出現于學生的頭腦之中，就可能嚴重束縛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懷疑、創新的精神；反之，如果僅僅重視名著導讀，也可能使學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難以形成完整的學科專業觀念；而且學科方法論系列，涉及學科研究的基本方法，更不可忽視。

甚至可以開設諸如大學人文精神導論、人文科學導論、國學經典導論之類的課程。這些素質類課程可以集中在第一、二學年設置，也可以循序漸進，分散設置在四個學年之中。另外，高師公共課課程體系的建設，不可避免地涉及教育學、心理學之類的課程，有些甚至為了突出所謂教師教育的特點，而將本來綜合的課程細化為諸如新課標解讀、案例教學法、考試命題與作業批改、多媒體課件制作之類的專門課程，所有這些內容實際上在語文教學論課程都均有涉獵。至于開設諸如教育哲學、課程設計與評價、有效教學、班級管理、中學學科課程標準與教材研究、中學學科教學設計、中學生認知與學習等概論類課程，實際上并不比開設諸如中外教育理論名著選讀、語文教育名著選讀、教育研究方法、中小學語文名師名課之類綜合性課程能更為直觀便捷、切實有效地達到和諧教育的目標。#p#分頁標題#e#

一、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理念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學者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①。日后，學術界將雷馬克將所言的“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具化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與宗教”等。比較文學的“跨學科”一詞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1975年，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提出，比較文學研究不應該受制于學科界限，可以從“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角度，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和交流②。這是比較文學領域首次出現“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一詞。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吁求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1987年，楊周翰在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較文學的一般定義，它包括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國別、不同民族或不同語言的文學的比較研究;它還包括文學和其他學科、其他藝術或其他表現領域之關系的研究”③。他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工作者在前一個領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在“跨學科”領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為此，他發出呼吁:“我們需要具備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還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文學”①。

歷史上，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又被稱為“科際整合研究”，即把人類社會童年時期處于同一個母體的、日后被細化的社會分工所割裂開來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學科重新整合起來，以文學為中心，從文學的外圍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較的視野中，對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律進行研究。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構建，得益于20世紀世界文學的發展和文學觀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視野的拓寬和思維方式的嬗變。這種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化，語言的、國別的、傳統的、人為的界限早已打破。傳統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①，而且已不能滿足宏觀視野下綜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時空觀念，超越學科界限和超越文學自身的綜合性研究，既可為當代比較文學研究開辟新的、廣闊的研究領域，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順應時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擇。其實，在提出“跨學科”理念的同時，雷馬克就談到了“科際整合”或曰綜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們必須綜合，除非我們寧愿讓文學研究永遠支離破碎。只要我們有雄心加入人類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們就必須隨時把文學研究中得出的見解和成果集中起來，把有意義的結論貢獻給別的學科，貢獻給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為比較文學“是把人類創造活動本質上有關而表面上分開的各個領域連結起來的橋梁。”如果想發揮這座橋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領域上做文章，即“不僅把幾種文學互相聯系起來，而且把文學與人類知識與活動的其他領域聯系起來”③。跨學科研究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邊緣性、滲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外延，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空間，使文學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閉的藩籬，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學現象連成了一個整體。與此同時，跨學科研究又將文學置于同其他學科相關聯的時空領域中，不但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開辟出一條文學與其他學科溝通與對話的渠道，還使我們有機會站在文學以外，站在其他學科的視角上觀察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學，從而對文學有新的認識和新的發現。如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徑已為比較文學界所認可和接受。

二、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現狀

中國比較文學的文獻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紀80年代。1982年，張隆溪選編的《比較文學譯文集》選入了美國學者里恩•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的《文學與思想史》和瑪麗•蓋塞的《文學與藝術》;1985年，干永昌、廖鴻鈞、倪瑞琴編選的《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也選入了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選編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除了將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文章選入外，還選入了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錢仲聯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7年，楊周翰、樂黛云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除了繼續收錄樂黛云和錢仲聯的同名成果外，還收錄了傅鴻杰的《奧尼爾與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潛與尼采》、朱維之的《禪與詩人的宗教》等;1989年，樂黛云、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除了王寧的長篇《導論》外，還收錄了很多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樂黛云的《文學與其他學科》及《文學與其他藝術》、許明的《文學與哲學》、王錦園的《進化論與文學》、徐志嘯的《文學與宗教》、伍曉明的《文學與音樂》、王長俊的《文學與繪畫》、王寧的《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孫津的《中西文論的哲學背景》等。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內容也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以“非本科范圍研究”為題介簡要提及了“社會學與文學”、“神話、民俗學與文學”、“哲學與文學”、“宗教與文學”、“思想史與文學”、“語言與文學”以及“其他藝術與文學的關系”等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在“科際整合”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與藝術”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等跨學科內容。#p#分頁標題#e#

同年，陳?、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和藝術”、“文學和宗教”、“文學和心理學”以及“文學和哲學”等跨學科內容。90年代及至21世紀，“跨學科研究”不但成為比較文學教材必不可少的內容，外延還拉伸到“文學和經濟學”、“文學和歷史學”、“文學與社會學”、“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系統論”、“文學與信息論”、“文學與控制論”等領域。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現于20世紀尾聲和21世紀初葉。如陳洪的《文學與宗教》、龔每律、譚桂林的《當代中國文學與宗教文化》、馮川的《文學與心理學》、葉舒憲的《文學與人類學》、彭兆榮的《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麻承照的《文學與民俗》、許建昆、陳又凌的《文學與電影的對話》、阮慶岳的《文學與建筑相問》、王寧的《文學與精神分析學》等。此外，一些非文學工作者也在自身學術視野內探索文學與其專業的關系，如羅小平的《音樂與文學》、蔣容理的《音樂與文學的對話》、羅立剛的《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唐德剛的《史學與文學》、周群的《宗教與文學》等。另外，還有學者將“跨學科研究”引入具體的學術領域中，如鄭杰文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學科研究》、陳致文的《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等。與著作類成果相比，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在論文類成果上呈輻射式和多元化態勢。除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及“文學與宗教”外，在“文學與計算機”、“文學與網絡”、“文學與動漫”、“文學與醫學”及“文學與農業”等方面均有數量不等的成果出現，展現出一種較為可觀的局面。縱觀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歷程，有如下問題值得關注:(1)全方位、多視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經形成。其內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馬克當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隨新興學科發展的腳步不斷延伸，使比較文學的“邊緣性”、“交叉性”和“滲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學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自身的學術追求出發，深入探討所在學科與文學的關系，如“繪畫與文學”、“建筑與文學”、“醫學與文學”等，有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趕超文學之勢。(3)整體理論性探索不夠，實踐闡釋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層，流于文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泛泛敘述。系統的、有理論探索的、有實踐個案的、有學術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學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研究成果也無法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論。

三、“跨學科研究”在比較文學教學中的角色轉換

進入21世紀，北京聯合大學堅持“發展應用性教育，培養應用性人才，建設應用型大學”的辦學宗旨，努力實踐“辦學為民，應用為本”的辦學理念，統籌學科專業布局與發展，建設一流應用型大學[1]。面對北京市大眾化高等教育以及建設國際大都市英語人才市場的新形勢和新要求，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外語系提出了建設一個以英語語言文學為基礎、以商務技能為特色教育的應用性本科英語專業；堅持面向首都社會經濟建設，以教學為中心，以科研為基礎；培養具備扎實的英語語言基本功和較高的人文素養，掌握國際商務、文化交流、英語教育、外事文秘等基本技能并能嫻熟地用英語服務于首都社會、經濟、文化建設的高級應用性英語人才。   一、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   “應用型大學必須通過加強學科專業建設和科學研究來提升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學科要為專業建設提供支撐，專業發展要對學科提出明確的要求”[2]。學科以發展科學研究為目標，而專業以培養人才為己任；兩者側重點不同，因為兩者的構成要素、設立原則以及劃分方法不同[3]。北京聯合大學應該“以為地方區域和行業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為原則，主動適應首都產業結構變化，建構應用性學科專業體系，大力發展新興專業和面向應用的專業。貫徹面向應用、依托學科的專業建設理念，以應用為向導、以學科為支撐，帶動專業發展”[4]。   英語語言文學是屬于“文學”學科門類中“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一個二級學科。在北京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背景下，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滲透、交流、碰撞和融合，社會市場對英語人才規格的要求已經從“崗位穩定型”向“崗位適應型”[5]過渡。英語專業過分單調、傳統和強調模仿記憶的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極大地限制了學生創新意識和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既然北京聯合大學已經明確了“辦學為民，應用為本”的目標，那么我們就應該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為首都北京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為原則，與時俱進地調整英語專業的人才培養計劃，建構一個融傳統學科優勢與應用性專業特色為一體的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最大限度地培養適應首都社會經濟建設的高級應用性英語人才。   二、應用性英語學科建設   應用性英語學科建設首先應該考慮如何建設一支具有應用性英語學科特色的師資隊伍，解決好應用性英語學科的研究方向與方法問題。2005年末，英語語言文學學科被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確立為院級重點建設學科。三年多的學科建設有效推動了外語系教學科研工作，提高了教師對高校教師教學與科研職責的認識。然而，我們的學科建設帶有較大的專業屬性，尚未形成自己的應用性特色。因此，它仍然是在為英語專業建設提供基礎性支持，還談不上以學科建設拉動或者帶動專業建設。盡管如此，我們十分注重挖掘傳統學科建設中的創新意識，既與時俱進，又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去培育自己的科研特色和優勢。“所謂特色就是人無我有，所謂優勢就是人有我強”[6]。   2008年，我們根據這一原則，對英語語言文學院級重點建設學科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調，下設“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和“第二語言習得與專門用途英語”兩個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   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屬于英語語言文學的基礎性學科研究方向。我們強調英美文學作品的文化解讀和影響研究，為建設一個應用性英語專業提供基礎性學科支撐。   我們首先強調認真研讀英美文學經典作品，挖掘其中的西方文化元素，強化英語教學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在《“從放棄中得到拯救”———讀羅伯特•弗羅斯特的<徹底的奉獻>》一文中，黃宗英用史實證實了這首詩歌不愧為“一部用十幾行無韻詩寫成的美國歷史”。當弗羅斯特在這首詩中說美國人“擁有著當時不被[他們]擁有的東西”時，他一方面指當時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所有權被英國所剝奪，而另外一方面他指當時的美國人并沒有真正愛上這塊土地。這種“軟弱”只有當美國人真正意識到他們必須像熱戀中的情人那樣熱愛自己的國家時才能夠被克服。   為了“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他們學會了“放棄”、學會了“奉獻”，因此“立刻從放棄中得到拯救”[7]。這一研究體現了文學文本文化釋讀的應用性文學研究價值。   由于英語專業學生最核心的能力是文本的解讀能力，因此如何通過貌似簡單的文本語言外殼去解讀深邃的文化意義，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我國英語專業開設英美文學與文化類課程的目的所在。外語系近年有不少畢業論文得益于學生在“高級英語”和“英美文學”等課程上的文本釋讀。比如，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2002級英語專業徐文靜同學的《<女勇士>：一首由女性復仇走向自我歌唱的贊歌》（2006）、2003級張睿靖的《〈瓦爾登湖〉中的樸素意義》（2007年）和2006級侯蕾的《心靈的旅行：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的象征意義解讀》（2010年）等校級優秀一等獎畢業論文，都是學生在認真研讀經典原著的基礎上，通過文本看到了中西文化差異或者西方文化精髓給現代人生命意義所帶來的啟示。   其次，我們加強翻譯實踐研究，打造學術著作翻譯優勢。近年來，外語系連續翻譯出版了幾部學術譯著：《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三聯出版社，2006）、《圣經文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和《羅蒂自選集———哲學、文學和政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這些學術譯著起點高、難度大，頗有影響，為打造外語系英語學術著作翻譯的優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也提高了外語系翻譯理論與實踐教學的深度和質量。  #p#分頁標題#e# 第三，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之前，黃宗英主持完成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漢英北京2008年奧運會、殘奧會常用詞語手冊》（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外語系多位教師參與了這項任務。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劉敬民先生認為它“必將成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一項重要文化遺產”[8]。以上這些科研成果都說明北京聯合大學在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英語學術著作翻譯等方面的進步和實力，為探索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性英語語言文學學科建設奠定了基礎。   2.第二語言習得與專門用途英語研究   第二語言習得與專門用途英語研究方向屬于應用語言學二級學科之下的應用性交叉研究。第二語言習得主要涉及對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過程的觀察、描寫和解釋，人們通常從語言學、社會、心理、認知等角度去研究它。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對指導外語學習者的學習、外語教師的教學、外語能力的評價有直接而顯著的作用。專門用途英語是指在某一社會領域中使用的、用于實現某些特定交際功能的英語。   目前北京聯合大學開設的專門用途英語課程有旅游英語、秘書英語、商務技能（商貿英語）等。這些課程著重于培養學習者在特定社會語境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英語作為跨文化交際手段的能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王洪主編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改革與探索》，收錄了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外語系教師撰寫的19篇論文，為應用型大學英語教學模式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黃宗英主編的《傳統與創新的契合———英語語言文學研究論文集》，收錄外語系教師教學與研究論文27篇，充分展示了北京聯合大學在探索應用型大學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建設與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于2007、2008年兩次聯合舉辦“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建設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之上。它將教學科研、隊伍建設與人才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探索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性英語學科專業建設的新路徑，既體現了繼承英語語言文學的學科傳統，又體現了外語系教師在教學科研方面的創新精神。   三、應用性英語專業建設   1.專業基礎教育   外語教育應該與時俱進，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目前，許多高校英語專業的培養計劃和課程設計已經從原來以培養語言技能為主要目標轉變為以培養語言技能和專業知識為主要目標。比如，根據北京工業大學外語學院網站介紹，該院英語專業商務方向主要培養能夠“適合在跨國公司從事商務管理實踐”的復合型英語人才；其辦學特點是實施“英語＋專業方向”的培養模式；其培養目標是通過四年的學習，學生將有較強的英語語言應用能力，扎實的商務理論基礎，較強的商務實踐能力，并能有效地實現兩種能力結合；在課程設置方面，除了聽、說、讀、寫、譯等專業基礎課以外，增加了涉及管理、經濟、貿易、金融、會計、營銷等方面的“主干方向課程”，最重要的變化在于原來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英國文學、美國文學、語言學概論”等高年級核心課程被列入“相關專業知識課程”。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復合型人才比較受用人單位的歡迎。   然而，這種培養模式在學科和專業建設方面存在著一些矛盾。李賦寧教授在他的自傳中說“：我國的外語系首先要滿足國家對于各方面外語人才的需要。最重要的一點是打好聽、說、讀、寫、譯的基本功。這雖是老生常談，但一定要保證做到。課程設置應是多方面的，但不可能很深，因為不可能使外語教師專業化”[9]。當然，許多綜合性大學可以通過整合多學科教育資源優勢來解決外語教師專業化問題，但是如何保證外語專業的教學質量問題卻經常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應用文理學院英語專業的學生入學總成績并不理想，且英語單科成績總體偏低。顯然，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教學質量，確保我們的學生能夠享受一個英語專業學生所應該享受的高等教育學習過程。   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之后，我們尊重外語教育的規律，研究教學對象，注重因材施教，重視英語專業的重要教學環節，想方設法幫助學習有困難的學生，認真實施教學質量工程。2008年，應用文理學院英語專業2004級全體學生參加全國英語專業八級考試（TEM8）的一次性通過率達到了58.33%，超過全國一次性平均通過率13.05個百分點，超過其他同類院校一次性通過率16.84個百分點[10]。   2008年，外語系英語專業2006級全體學生參加全國英語專業四級考試（TEM4）的一次性通過率達到了72.22%，超過全國一次性平均通過率10.39個百分點，超過其他同類院校一次性通過率16.08個百分點，取得了優異成績。   2.理論聯系實踐   目前，應用文理學院在英語專業建設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第一，重課堂教學輕社會實踐。英語專業學生以課堂學習為主，接觸社會機會較少，理論與實踐基本脫節，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應變能力、實際操作能力比較弱，不能體現應用性教育的特點。第二，重語言能力輕素質培養。教學方法比較陳舊，以傳授語言知識為重點，忽視創新素質、文化意識的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不到足夠的鍛煉。第三，學習方法陳舊。在學習上主要還是被動地吸收知識，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環境資源，開拓第二課堂進行個性化自主式學習，學生的知識面不寬，難以適應北京建設國際大都市新形勢的要求。第四，專業特色不明顯。   大部分課程仍然以語言技能為主，雖然在高年級開設了商務文秘技能類課程，但沒有形成綜合的實踐教學體系。   針對以上不足，我們在專業建設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2009年建成了聯合大學“同聲傳譯實驗室”，加強了商務文秘技能類實踐教學環節和綜合實踐課程建設，初步構建了校內實踐教學體系。與此同時，拓展校外就業實習基地，增強學生接觸與服務社會的機會，提高其就業競爭力。第二，狠抓教學六個基本環節：朗讀、課外閱讀、備課、上課、課外作業、考試，保證英語專業課程的教學質量。第三，增強素質教育意識，強調專業基礎課教學中的文化意識培養，挖掘英語語言外殼之下的文化內涵，樹立正確的語言世界觀。第四，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改進學習方法，積極開展學生課外科技活動。第五，加強國際合作辦學，提高“出國率”，2010年英語專業共畢業51名學生，其中12人已經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瑞士攻讀碩士學位。#p#分頁標題#e#   3.英語專業課程體系   為了更好地體現應用性英語專業特色，英語專業已經在逐步實施一個以英語語言文學為基礎、以商務技能為特色教育的課程體系。主要課程分為三大模塊：英語基礎課、商務技能課、人文素質課。4.實踐教學隨著發展應用性教育理念不斷深入人心，北京聯合大學英語專業積極挖掘社會資源潛力，同時充分利用校內良好的實踐教學硬件環境，切實有效地開展英語專業實踐教學，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2008年春季，應用文理學院與高等教育出版社簽署了協議，為英語專業學生提供就業實習基地。通過實踐教學，學生了解了國內外英語教材的發展態勢，外語教材編寫、編輯、出版的過程，編輯的職責與能力要求；通過調研全國高校英語專業、非英語專業、研究生公共英語所開設的課程及使用教材情況，學生更加明確了全國高校英語教學的基本情況、不同院校對英語教學的不同要求、所開設的課程及其教學效果等。這些實踐活動對于學生樹立牢固的專業思想、明確專業核心能力培養、思考就業出路和充分認識英語語言基本功訓練的重要性都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結合北京聯合大學“國家級應用文科綜合實驗教學示范中心”的建設，英語專業利用同聲傳譯實驗室開發了“新聞聽譯”、“秘書英語”、“商務技能”等實踐教學課程，培養了英語專業學生綜合語言應用能力。比如，“英語新聞聽譯綜合實踐”教學項目的具體教學步驟包括以下六個環節：新聞聽寫、分組討論、代表發言、新聞口譯、新聞筆譯和評論寫作。教師首先將錄制的BBC/VOA/CNN/CRI等權威英語電臺新聞節目分句播放，學生進行聽寫；然后是“分組討論”和“代表發言”；接著進行“新聞口譯”，即每4人一批分別進入1~4號譯員間，對教師播放的新聞同時進行口譯訓練；之后，是“新聞筆譯”，即用新聞體中文將所聽寫的新聞譯成中文并進行小組討論和代表發言；最后是“評論寫作”課外作業環節，即根據所聽寫的新聞內容，自擬題目并進行調研，然后用英文寫出400字以上的一篇評論性文章。這項練習融聽力、閱讀、翻譯、作文為一體，不僅能夠提高同學們的聽力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學生對英語新聞文體的認識、口譯能力、筆譯能力和寫作能力。   四、結束語   經過多年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我們提出了建設“以英語語言文學為基礎、商務技能為特色教育”的應用性英語本科專業的設想，并且在課程設置、教材建設、科學研究、教學改革等諸多方面做了許多扎實工作。目前，應用文理學院外語系教師不但能夠注意在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語言文化意識，而且能夠自覺地將文化意識融入應用性英語學科和專業建設，用科學發展觀指導我們的教學改革，進一步解放思想，為創建一個適應培養首都社會經濟建設急需的高級應用性英語人才的基地而努力奮斗！

【摘要】思政教育與英語文學教育在教育理念、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課程德育目標上存在較大的融通性。本文在分析思政教育和英語文學教育的融通性、英語文學教學中的課程思政維度的基礎上，提出了課程思政融入英語文學教學改革的措施，以期真正做到思政內容與課程教學的深度融合。

【關鍵詞】課程思政；英語文學；教學改革

英語文學課程作為外語教育的基礎課程，一直以來在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其中，爭議最大的問題是：英美文學史課程內容側重文學史的梳理，而英國文學選讀和美國文學選讀課程仍以文學史加文學作品文本分析為主，教材內容和測試題仍偏向對文學史知識的考查，導致大部分學生認為英語專業文學課程學習的關鍵在于知識點的機械記憶。但受語言水平制約，學生又很難深入理解文學作品的時代背景和現實意義，普遍欠缺批判性思維。針對這一問題，將課程思政引入英語文學教學，以思政教育引領英語文學教學，為英語文學教學改革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思政教育與英語文學教育在教育理念、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課程德育目標上存在較大的融通性。在英語文學教學改革中，教師應深挖英美文學、文學理論和批評課程的思政內容，找到英語文學教學中課程思政的具體落腳點，建立英語文學課程群，以培育人文素養和批判性思維為核心，改革課程評估形式和課堂教學模式，真正做到思政內容與課程教學的深度融合。

一、思政教育與英語文學教育的融通性

思政教育一般被認為是思政課教師和高校輔導員的工作，與注重英語語言教學和跨文化交際的英語教育有一定的距離。但英語教育，尤其是英語文學教育，在育人目標和育人理念上與思政教育有著共通之處。根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課程思政建設的規定，以及《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南》的要求，英語教育同樣需要以思政教育為引領，從思政理念、教學設計、學生能力培養和教學評價等多方面開展課程教學和改革。2020年5月，教育部在《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中提出全面推進課程思政建設，“要根據不同學科專業的特色和優勢，深入研究不同專業的育人目標，深度挖掘提煉專業知識體系中所蘊含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內涵，科學合理拓展專業課程的廣度、深度和溫度，從課程所涉專業、行業、國家、國際、文化、歷史等角度，增加課程的知識性、人文性，提升引領性、時代性和開放性”[1]。而在《外國語言文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以下簡稱《國標》）和《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南》（上）（以下簡稱《指南》）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國標》中提到，“外語類專業學生應具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良好的道德品質，中國情懷與國際視野，社會責任感，人文與科學素養，合作精神，創新精神以及學科基本素養”[2]。《大學英語教學指南》（2020版）中也明確指出，“大學英語教學應融入學校課程思政教學體系，使之在高等學校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中發揮重要作用”[3]。英語文學教育除了與課程思政在立德樹人這一根本育人目標上具有一致性之外，在文學教育的人文倫理、價值觀塑造與培養方面也存在著共通之處。文學本就是“人學”，文學作品所描寫的對象大都是活生生的人，并且承載著教化世人的作用，能夠從人文倫理、價值觀、世界觀等方面潛移默化地影響讀者。這一點在經典英語文學作品中尤為顯著。經典英語文學作品蘊含的觀念和語言表達已經成為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今的文學理論家仍在努力從中挖掘對現代社會倫理和價值觀有益的成分。比如，瑪莎·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中深入分析了狄更斯的小說，主張文學想象是公共理性的組成部分，并在此基礎之上推崇“詩性正義”，以推動更加正義的公共話語和公共決策的開展[4]。由此可見，英語文學教育在育人目標、人文倫理、價值觀的塑造和培養方面與思政教育有著內在的共鳴。

二、英語文學教學中的課程思政維度

英語文學教學中課程思政應該如何開展？理念上，教師要明確“課程思政意味著教育觀、知識觀和課程觀的根本改變，要求知識取向轉化為價值取向，凸顯課程的精神向度、文化向度和方法向度，從而實現立德樹人的育人目標”[5]。實踐上，教師首先要解決“教什么”的問題，要深入梳理英語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結合課程特點、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將思政元素有機融合到英語文學課程改革之中。

摘要

內容與語言融匯式學習（以下簡稱CLIL教學法）是歐盟提出的用外語來教授非語言類學科知識、同時兼顧外語學習的教學模式，“整合”是其定義性特征。本文分析CLIL教學法在商務英語專業國際商法教學的應用，并提出CLIL教學法在解決學習者個體差異、提高學習者語言能力，增強學習者信心、發展多樣化技能、提高跨文化和全球意識等方面具有優勢，為相關教學提供新的視角。

關鍵詞

內容與語言融匯式學習；商務英語專業；國際商法；4C原則

0引言

伴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軟實力增強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英語專業由單一的英語語言文學專業拓展為現在的包括英語、商務英語、翻譯在內的英語類專業。其中，商務英語專業的培養目標在于為社會輸送既懂英語又懂商務的人才，但現階段商務英語專業的培養模式仍是英語+商務專業課的拼盤模式。如何平衡英語和商務知識之間的關系并實現培養目標是困擾教師們的核心問題。商務英語專業畢業生應當具備有扎實的英語基本功（聽、說、讀、寫、譯）和豐富且有一定深度的商務知識（金融、外貿、法律、營銷等），能夠在國際商務實務中靈活擔當多種角色，包括但不限于翻譯、談判、接洽、爭端解決等等。多年來內容教學法、合作學習法、認知學術語言水平指導等等被相繼提出，雖各有長處，但為了達到培養扎實的英語基本功和有深度理解的商務知識，融匯式教學法更為合適。本文將在介紹CLIL教學理念的和商務英語專業國際商法課程定位及教學分析的基礎上，以李浚帆、梁雁編著的《新編國際商法英文教材》為例介紹CLIL教學法在商務英語專業教學中的適用。

1CLIL教學理念

非形式邏輯課程源于西方，在歐美高校邏輯學教學中，由于符號化的數理邏輯系統脫離日常推理，很難有效幫助大學生構建與日常生活、學習、工作問題緊密相關的論證以及識別與這些問題相關的謬誤，因此非形式邏輯課程的產生有其歷史必然性。一般來說非形式邏輯課程的內容應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論證中如何使用語言。   第二，論證結構（包括結構的類型、圖解技術）、論證評估（評估的標準、規范）等。   第三，非形式謬誤，包括關聯性謬誤、弱歸納謬誤、預先假設、含糊不清和語法類比的謬誤。[1]下面筆者主要結合我國地方高校實際，討論非形式邏輯課程在地方高校中文專業素質教育中的功能。   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對于地方高校中文專業的學生來說，能說、會寫、善交際是一項基本功，直接影響學生的就業競爭力，由于大學教育越來越普及，每年畢業的中文專業的學生越來越多，除了少部分讀研、考上公務員、去中小學任教或其他事業單位工作外大多數須到企業就業或自主創業，而企業對中文專業學生看重的是他的實際能力，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說、會寫、善交際”，往往有的學生平時考試成績不錯，但是當面對用人單位面試時，卻很緊張，不能有條理地回答問題；有的學生不會根據企業的實際需要寫應用文，如開幕詞、工作總結等等，這些存在的問題說明中文院系在培養學生時，除了傳授基本的漢語言文學知識，更應在培養學生“能說、會寫、善交際”上下大力氣。英國哲學家培根有句名言：“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有修養，邏輯修辭使人善辯。”這里提到的“邏輯”主要指非形式邏輯（論證邏輯），培根的這句名言一語中的道明非形式邏輯在培養、訓練人的能言善辯才能方面的獨特功能，事實上能言善辯是善于交際的基礎，能言善辯的人往往也擅長交際，例如中國戰國時代的辯士，憑三寸不爛之舌周旋于列國之間，縱橫捭闔，游刃有余。西方非形式邏輯專家約翰遜和布萊爾指出：“非形式邏輯是從規范觀點研究論辯（論證）邏輯（logicofargumentation）的學科，即決定論辯的好和壞的邏輯，好與壞的特性并不依賴論證（argument）的邏輯形式。”[2]論證（論辯）在口頭上的表現就是“說”，在書面上就表現為“寫”，非形式邏輯對“如何說”、“怎么寫”才有理有據，使對方心服口服，為對方接受，做了比較充分的研究，希契柯克列舉了非形式邏輯關于論證研究的五大問題域：論證的辨識、論證分析、論證評估、論證批評、論證構建。[1]交際，即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過語言、行為等表達方式進行交流意見、情感、信息的過程，其中語言交際有口語交際、書面語言交際、體態語言交際、副語言交際。口語交際有口頭辯論、演講、法庭辯論、商業談判、外交談判等；書面語言交際有筆墨官司、學術論戰等等。無論何種交際總是涉及到語境、預設等因素，要想使交際取得成功，必須要徹底把握這些因素。   （一）交際因素。交際是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出現的，是高度依賴語境的，如果在交際中，不考慮受者的語境和話語系統，只按照自己習慣的語境和話語系統說話，就不能使自己的交際成功。   （二）預設因素。預設是說話者和聽話者共同知道或相信的命題，在交際中，如果一方對隱藏在論證中的可疑預設不能識別并加以駁斥的話，就有可能陷入對方設計的陷阱里。總之，非形式邏輯課程所提供的知識、技巧對培養“能說、會寫、善交際”的大學生是有用武之地的。   二、有利于提高大學生辨別謬誤的能力   美國邏輯學家帕特里克•赫爾利認為，謬誤（fallacy）是論證中除虛假前提之外的缺陷。[3]柯匹、科恩在《邏輯學導論》認為，謬誤是一種看似正確但經過檢驗可證其為錯誤的論證類型。謬誤問題也是非形式邏輯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雖然謬誤研究的歷史源遠流長，但自從形式演繹邏輯成為謬誤分析的基本模式，就日漸凋零，正是非形式邏輯專家漢布林開啟的對謬誤標準處理的批判，催生了謬誤研究的老樹新枝。[2]非形式邏輯對謬誤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理論，如謬誤還原論、生成錯誤信念的程序論，對具體謬誤類型的分析也提出許多新的模型，這些新的謬誤理論、謬誤分析模型大大拓展了識別、分析謬誤的視角，可以有效幫助我們對交際中的謬誤的識別、批駁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大學生的創新能力   創新能力的核心是創新思維能力，所謂創新思維，指人類在探索未知領域的過程中，充分發揮認識的能動作用，突破固定的邏輯通道，以靈活、新穎的方式和多維的角度探求事物運動內部的機理的思維活動。[3]而非形式邏輯是批判性思維中的非形式部分[5]，因此我們可以把探討非形式邏輯對激發大學生創新思維的問題轉換為探討創新思維與批判性思維的關系上去。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討論創新思維與批判性思維的關系：   （一）創新思維以批判性思維為前提。如果對某個結論或論證的缺陷沒有較強的質疑、識別能力，何來的創新？只會墨守成規。英國心理學家澳勒斯提出，科學創造一般都呈現出“準備-醞釀-明朗-驗證”四階段的結構模式。準備期是發現問題和提出新課題，顯然，只有具備很強的批判思維能力，才能突破固定邏輯通道，提出新課題。當然要想突破固定邏輯通道，除了要具備批判性思維外，還要具備辯證思維能力。   （二）對運用創新思維所激發的新想法還需運用批判性思維進行質疑、檢驗、論證。當你運用創新思維提出新想法后，你仍需運用批判性思維考慮一些現實問題，例如，這個想法在實際中行得通嗎？有沒有什么問題？如何根據現實因素加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