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本質上是學術性的事業(yè)，它需要教育者具有起碼的學術自覺。但是，教育卻不宜搞成“學術化”的。因為“學術化”會讓教育工作偏離其實踐本位。教育工作是一件繁難的實踐性工作，需要廣大教師全力以赴的投入。教育尤其要堅決反對“偽學術化”發(fā)展，注意鑒別和打擊各種偽學術成果。

關鍵詞:基礎教育;學術化發(fā)展;偽學術化;偽學術成果

本文所謂基礎教育的學術化發(fā)展，就是指基礎教育各個層面都過分追求教育工作與教師工作的學術化形式與成果，以至于影響和干擾到了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實踐，影響到了廣大教師將主要精力集中到教育教學實踐環(huán)節(jié)，影響到了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的開展。

一、教育學術化的錯誤

誠然，優(yōu)質的論文、著作和課題，都是一個學校與教師的教育學術發(fā)展的表現(xiàn)與成果。但是，我們如果過分看重這些東西，將它們的有無和多少，作為衡量學校和教師工作績效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jù)，我們的教育工作就會走上歧途。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春秋時期的孔子，都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開山鼻祖，他們在世時，都沒有任何學術化的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但是他們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yún)s流傳千古，影響后世。根源在于他們的一生都是躬行教育實踐的一生，他們全力投身教育實踐，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但是卻培養(yǎng)出不少杰出的弟子，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得到弟子和社會的廣泛認可，名垂青史。兩位教育鼻祖的經(jīng)歷啟示我們，教育最重要的是立足實踐，遵循人的成長規(guī)律，切實地幫助和引導學生的發(fā)展。學生的成長和發(fā)展，是教師工作的唯一任務和目標。而學術性的成果，則是自然在其中了。即使自己不去將它寫成文、將它“學術化”，自然也有他人或后人來將它們“學術化”。

二、正確看待論文、著作和課題

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這些只是教育的可能的副產品。一個教師，如果他的教育實踐卓有成效，他最有效地促進或幫助了學生發(fā)展，他的工作任務就完成了，他的勞動就應該得到尊重和肯定。如果說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這些都叫做教育的“學術化形式”，那么一切教育的學術化形式，都不是外在強制的結果，而是教師自覺總結的結果。而且一般來說，教師只有具備足夠的教育學養(yǎng)、足夠的教育經(jīng)驗、足夠的教育成效，他才會有心思、條件和可能去產生教育的學術化形式或學術化成果。而根據(jù)筆者多年的觀察，這樣的教師其實在教師中所占的比例是極少的，大概不到百分之一。因此，教育部門對學校和教師，強行規(guī)定要產生多少論文、著作和課題的做法，目前主要課題的強制性要求，是非常錯誤的。有些教育行政或教育業(yè)務部門，公然提出“校校有課題，人人有課題”的課題口號，這是嚴重脫離教育和教師實際、嚴重違背教育規(guī)律的。同時，一些教育業(yè)務和行政部門，過分頻繁地進行論文評選活動也是不切實際的教育管理行為。教育論文、著作和課題，這種純學術化的成果形式，并不是越多就越好的。因為教育不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追求物質的多樣化和豐富性。教育是育人的事業(yè)，它要求學校和教育工作者，始終立足基本的人性，圍繞人的身心健康發(fā)展，開展自己的工作。如果說物質資料的生產，講究“創(chuàng)新”，而教育可能更多的是要強調繼承和傳承。也就是要繼承和傳承教育和人性中那些不朽的東西，也繼承和傳承教育界那些公認的經(jīng)典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教育在理論上的發(fā)展，本質上是極其緩慢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有無數(shù)的新教育理論和教育模式冒出來。因此，教育的學術化形式與成果，是不可能太多的。而且，真正適合產生教育的學術化形式的教師，往往是極少的。一般只有極少數(shù)教育家級別的教師，才適合產生教育的學術化形式。如果在外力強制下，或者在教師自己的強制下，勉強去生產教育的學術化形式，其學術化產品（論文、著作、課題）的質量，往往是很差的，大多是沒有價值的。

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wèi)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jié)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wèi)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tǒng)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xù)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yè)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wèi)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wèi)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fā)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wèi)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wèi)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tǒng)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xiàn)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xiàn)并評述。”(方衛(wèi)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wèi)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wèi)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fā)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fā)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tǒng)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xiàn)實的種種困難。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guī)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tǒng)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jīng)一個多世紀的發(fā)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xù)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fā)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tài)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xiàn)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tài)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y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克里斯曼意義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xiàn)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tài)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qū)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lián)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jīng)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wèi)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wèi)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wèi)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wèi)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chuàng)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xiàn)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chuàng)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xù)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tǒng)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xiàn)實形態(tài)。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克里斯曼的兒童學曾經(jīng)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xiàn)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fā)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guī)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fā)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fā)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fā)現(xiàn)”導致了教育學現(xiàn)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qū)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fā)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tǒng)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chuàng)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fā)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霍爾于1891年創(chuàng)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霍爾一定是洞見了這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fā)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xié)會發(fā)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xié)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xié)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fā)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fā)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chuàng)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學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chuàng)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xiàn)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yǎng)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chuàng)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xié)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xié)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爾說:“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xiàn)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jù)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jīng)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chuàng)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jīng)在學校或幼兒園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yōu)閮和行牡母绨啄崾礁锩_實是發(fā)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fā)現(xiàn)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fā)現(xiàn)”兒童;“發(fā)現(xiàn)”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xiàn)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fā)現(xiàn)”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xiàn)代轉型。

本文作者：肖來付 單位：廈門城市職業(yè)學院

近十年來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的定量分析

目前高職通識教育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對以“通識教育”為主題檢索出的結果進行比較，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論文數(shù)量僅占全部通識教育研究論文總數(shù)的4．8%。實際上，高職院校的通識教育研究不論是論文、論著的研究數(shù)量，還是研究人員的數(shù)量及構成，與普通本科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相比，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與目前高職院校已經(jīng)占據(jù)國內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實際地位是極不相稱的②。如果說CNKI的文獻可以反映高職通識教育研究的廣度，那么，碩博學位論文則能夠反映高職通識教育研究的深度。選取“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和“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包括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增刊)，以“通識教育”為主題進行檢索，共得到835條結果;若以“通識教育”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得258條結果;而以“通識教育”為題名加以檢索，則得到118條結果。若再以“高職”+“通識教育”為主題，在上述數(shù)據(jù)庫檢索，則得結果46條，去除與高職通識教育不相關的文獻后，其中有效結果為10條。若以“高職”+“通識教育”為題名再次在以上檢索結果中進行檢索，則只有3條有效的相關研究文獻，分別為“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研究”(劉秀波，2006)、“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吳地花，2007)、“通識教育視閾下的高職學生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研究”(吳繼紅，2009)。在研究通識教育的碩博論文中，以“通識教育”為主題進行比較，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論文僅為全部論文數(shù)的5．5%，若以“通識教育”為題名進行比較，所占的比例僅為總數(shù)的2．5%。可見，目前對普通本科院校通識教育進行研究的碩博論文占了絕大多數(shù)，而真正對高職通識教育展開深入專題研究的碩博論文目前尚不多見，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高職院校雖然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但卻并未真正地進入公眾視線的尷尬現(xiàn)實境遇。

近十年來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研究的定性分析

建國后，受傳統(tǒng)的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體制和蘇聯(lián)的影響，在“一面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勢下，我國大學也以當時蘇聯(lián)老大哥專業(yè)教育模式為模板，大多是以專業(yè)教育來培養(yǎng)當時各行各業(yè)所急需的專業(yè)技術人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上個世紀就提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改革開放后，我國教育學者逐漸開始重視和研究通識教育理論。通識教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獻考究法、調查研究法和比較分析法。雖然運用調查法、比較法的研究文章也在增加(尤其是在介紹外國著名高校的通識教育以及我國部分高校通識教育的實踐做法)，不過，由于需要進行大量的資料檢索、梳理與挖掘，目前學者多采用文獻法進行研究。因此，通識教育的研究論文中，雖然也有一定數(shù)量的定量研究，但是多數(shù)仍為定性研究。同時，我國通識教育實踐存在著教育目標不夠明確、課程設置不夠合理、課程體系較為分散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由缺乏科學的通識教育理論的指導所致。當前，能夠查找到的最早的通識教育相關文章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陳衛(wèi)平等人的《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及啟示》一文。上世紀末，當時的國務院做出了《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通識教育或者說素質教育，隨之在國內的各大高校加以推行。在通識教育的研究人員與隊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學者(如楊叔子、胡顯章、王義遒、季羨林、顧明遠等)，而自90年代以來，通識教育的研究群體主要是各高校的專職研究與管理者(如潘懋元、李曼麗、樂毅、張慧潔、檀釗等)、教育界的理論工作者(劉曙雄、甘陽、王曉漁等)、在讀博碩研究生等。其中，成果被引用比較多的是王義遒、潘懋元、李曼麗、甘陽等人所做的理論與調查研究。而通過對高職通識教育論文作者的工作單位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研究高職通識教育的人員多數(shù)集中在高職院校系統(tǒng)內，多數(shù)為高職院校的教師、教學管理人員和科研人員以及專門從事高職教育研究的相關研究人員，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高職通識教育尚未引起整個教育學界的關注，當前教育學界和社會大眾關注的更多的是實行專業(yè)教育而帶來眾多問題的普通本科院校的通識教育。

通過對檢索到的論文主題進行歸類分析，我國學者對高職通識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通識教育的基本理論、支持技術、實踐與應用等三個方面:通識教育基本理論。包括通識教育概念及內涵、通識教育理念及與其他教育理念(如專業(yè)教育、素質教育、自由教育等)的關系、通識教育的目標、內容、意義和價值、通識教育的必要性等研究。國內學者對于“通識教育”的涵義眾說紛紜。通識教育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它既是一種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內容，同時也是一種是體現(xiàn)通識教育理念、實現(xiàn)通識教育目標的一種人才教育模式。李曼麗將通識教育表述為“就性質而言，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所有大學生都應接受的非專業(yè)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有志在培養(yǎng)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有責任感的，全面發(fā)展的社會的人和國家的公民;就其內容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yè)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tài)度的教育〔1〕18。”陳衛(wèi)忠〔2〕、梅醒斌〔3〕、陳智〔4〕等人對高職對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的理念、策略，彭振宇〔5〕對高職院校通識教育的目標、內容和實現(xiàn)途徑作了一些較為深入的研究。通識教育的支持技術。這里主要是指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包括通識教育的物質基礎、制度基礎等，如計算機科學、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管理制度等。“近年來我國通識教育的深化進程并不理想，很多大學的通識教育遇到了發(fā)展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通識教育還缺乏足夠的制度化保障。”〔6〕88不管是落實通識教育理念，還是深化通識教育的實踐，都必須以物質基礎、制度保障和管理制度為前提的。劉訓華從生源、教師、社會、學校與學校管理四個角度對高職通識教育的影響因子做了研究〔7〕。吳地花在其碩士論文《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中認為:當前人們對做人與做事同等重要和對于“學會做事”的新診釋、校園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高職教育目標與通識教育目標的契合、特別是高職的實踐課程等，為高職通識教育的實施提供了更多的可行依據(jù)〔8〕。#p#分頁標題#e#

目前，對于高職通識教育可行性進行專題研究的文獻很少，尤其是對高職通識教育實行過程中的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的研究更少。目前較有代表性的是檀釗2007年7月在《高校教育管理》上發(fā)表的《高職院校應慎行通識教育》(該文隨后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9〕。檀釗認為，盡管通識教育似乎已經(jīng)成為大學教育的必然趨勢，然而，現(xiàn)時的通識教育已經(jīng)步入了尷尬的境地。高職院校的許多特點實際上也正是其弱勢所在，主要表現(xiàn)在生源素質不高、師資欠缺以及學制問題上，為此，高職院校應慎行通識教育。這在當前主張推行高職通識教育的眾多觀點中，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清醒認知。通識教育的實踐與應用。主要包括通識教育的課程體系建設，如課程編制、授課形式、課程評價、設置標準以及課程師資等;港澳臺地區(qū)和歐美等國通識教育的歷史發(fā)展、當前進展、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與存在的問題等;我國大陸部分著名高校實施通識教育的調查與分析。彭振宇、向麗、韓凝等人對當前大陸的高職通識教育現(xiàn)狀、進展作了一定研究〔10〕;王前新〔11〕、李斌〔12〕等人對高職通識教育的課程設置提出了一些建議，盛光希對高職高專通識教育課程評價及效果檢測作了一定分析〔13〕，而王秋梅、黃星君則以武漢職業(yè)技術學院等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為例，對湖北省高職院校通識課程體系建設做了個案式的實證分析〔14〕;蔡景界〔15〕、徐輝、季誠鈞〔16〕、陸啟光〔17〕、馮增俊〔18〕等人對國外與港臺地區(qū)的通識教育及其課程設置進行了較多的分析。對于高職院校應該如何具體開展通識教育，劉秀波在其碩士論文《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研究》中，較為深入地闡述了高職院校加強通識教育的必要性，就高職院校通識教育存在問題和原因作了分析，并從思想觀念、人才培養(yǎng)模式、教學管理體制和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對策〔19〕;吳地花在《高職通識教育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著重分析高職通識教育可行性的同時，對高職通識教育的實施內容和實施途徑也作了深入的研究〔8〕;而吳繼紅則在其碩士論文中從通識教育的角度考察了高職學生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研究〔20〕。“但國內研究者更習慣于在一種應然的狀態(tài)下論述通識教育的概念、內涵、意義、效果或方法，面對操作進程中的問題大都采用問題呈現(xiàn)的形式，論及實踐中怎樣解決或理論上怎樣分析時，就有些不知所措了。”〔6〕87

【摘要】歸納了大學生誠信問題的主要表現(xiàn)，從社會、教育與個人方面對大學生的誠信問題進行了分析。以抓住德育為契機，把握剛入校這一有利時期進行引導，營造高校大學生誠信教育氛圍，推進誠信教育評價體系改革，并提出了加強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大學生；誠信缺失；德育教育

誠信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是做人的基本準則，在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促進經(jīng)濟的發(fā)展、社會的穩(wěn)定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然而，就目前來說，大學生誠信缺失的現(xiàn)象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包括考試舞弊、違反校規(guī)和拖欠貸款還款等現(xiàn)象屢見不鮮。當代高校學生的誠信問題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誠信缺失問題已不容忽視，亟需加強研究。如下從目前大學生誠信缺失的各類行為著手，結合行為分析大學生誠信缺失的原因，最后在大學生誠信重建問題上根據(jù)學校、家庭和個人3個層面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1大學生的誠信問題

大學生的誠信問題主要包括3個方面，學習方面、生活方面和經(jīng)濟方面。

1.1學習方面

學術誠信缺乏，考試舞弊，作業(yè)論文抄襲。在學習的過程中有一個模仿消化吸收的過程，但不經(jīng)思考直接照搬，這樣的作業(yè)或論文就沒有體現(xiàn)學習的價值，是學術不端的突出表現(xiàn)。而考試舞弊，夾帶小抄在一些大學生心中已經(jīng)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期末考試監(jiān)考結束后，教師經(jīng)常可以發(fā)現(xiàn)地上留落不少的小抄。

摘要：

注重有效培訓，提高教師的創(chuàng)新能力，是教師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標。科學先進的工作理念是有效培訓的航標，立體互通的網(wǎng)絡體系是有效培訓的橋梁，注重發(fā)展的團隊管理是有效培訓的保障，不斷創(chuàng)新的組織方式是有效培訓的載體，精細務實的全程管理是有效培訓的后盾。

關鍵詞：

教師培訓；管理；創(chuàng)新思維；創(chuàng)新人才；有效性

創(chuàng)新人才的培養(yǎng)，依靠創(chuàng)新型教師。為了有效地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當前應該強化教師培訓工作，著力提高教師綜合素質，充分發(fā)揮教師在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中的主導作用。2011年，教育部印發(fā)的《關于大力加強中小學教師培訓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創(chuàng)新教師培訓模式方法，提高教師培訓質量”。由此可知，增強教師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注重有效培訓應該成為培訓機構的重要目標。在教師教育工作中，要堅持以培訓項目為載體，堅守“天、地、人”的工作理念，以教師培訓需求為起點，以教育教學困惑為主題，不斷優(yōu)化培訓模式，創(chuàng)新組織管理，加強有效培訓，探索內涵式發(fā)展的教師教育之路。

一、科學先進的工作理念是有效培訓的航標

教師培訓的宗旨是“面向基礎教育，服務基層教師”，在教師培訓中要秉承“天、地、人”的工作理念。具體內涵為：“天———仰望星空，拓展視野，更新理念；地———腳踏實地，走向實踐，解決問題；人———以人為本，關注需求，資源共建。”

摘要：教育質量是民辦學校的生命線，而影響教育質量的決定因素是教師隊伍，可以說，穩(wěn)定、專業(yè)、可持續(xù)的教師隊伍是民辦學校生存和發(fā)展的強有力保障。對新開辦的學校，更是面臨著大比例的剛畢業(yè)的青年教師，對她們的培養(yǎng)必須有系統(tǒng)性、可操作性的策略。下面，本文就自己在從事民辦學校內部管理過程中，結合對教師培養(yǎng)的實際經(jīng)歷，以教育隨筆的方式，從學校管理易操作的角度談對新開辦民辦學校教師的引領策略。

關鍵詞：新開辦；民辦學校；教師引領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主要形式的民辦教育不斷發(fā)展壯大，形成了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學歷教育到非學歷教育，層次類型多樣、充滿生機活力的發(fā)展局面，有效增加了教育服務供給，為推動教育現(xiàn)代化、促進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已經(jīng)成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民辦教育也面臨許多制約發(fā)展的問題和困難。為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fā)展，現(xiàn)提出如下意見。《國務院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國發(fā)〔2016〕81號文第二十四條：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各級人民政府和民辦學校要把教師隊伍建設作為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重要任務。各地要將民辦學校教師隊伍建設納入教師隊伍建設整體規(guī)劃。民辦學校要著力加強教師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教育、宣傳、考核、監(jiān)督與獎懲相結合的師德建設長效機制，全面提升教師師德素養(yǎng)。加強輔導員、班主任隊伍建設。加強教學研究活動，重視青年教師培養(yǎng)，加大教師培訓力度，不斷提高教師的業(yè)務能力和水平。學校要在學費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資金用于教師培訓。要關心教師工作和生活，提高教師工資和福利待遇。吸引各類高層次人才到民辦學校任教，做到事業(yè)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國務院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國發(fā)〔2016〕81號文第二十五條：引進培育優(yōu)質教育資源。鼓勵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辦學校培育優(yōu)質學科、專業(yè)、課程、師資、管理，整體提升教育教學質量，著力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民辦教育品牌，著力培養(yǎng)一批有理想、有境界、有情懷、有擔當?shù)拿褶k教育家。目前，大多數(shù)學校對教師的引領主要包括職前培訓、職后培訓與繼續(xù)教育三種模式，緊緊圍繞“師德”、“學科知識”、“教育知識”三個方面進行。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往往出現(xiàn)了有過程，沒有結果反饋，或者連過程都是不完整的現(xiàn)象，甚至出現(xiàn)了教師培訓就是走過場，老師把培訓當作一種教學負擔等窘境。實際上，教師培訓對每一位教師的成長來說，都是必須的，甚至應該看作是學校給的隱形“福利”。民辦學校作為教育的一份子，以服務和質量為最高準繩，在教師的培養(yǎng)上可謂舉足輕重。下面，結合自己的管理經(jīng)歷，探討新開辦民辦學校教師的引領策略。

一、理念先行

理念是行動之魂，通過培養(yǎng)，讓老師具備兩個理念：1.新時代對教師立德樹人的要求；2.民辦學校對教師教書育人的需要。要讓老師們牢牢樹立一個觀念：做老師不僅是一份職業(yè)，更是一種精神追求！既然選擇，就理應全力去追求，建設好自己的精神家園。在第36個教師節(jié)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不忘立德樹人初心，牢記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使命，積極探索新時代教育教學方法，不斷提升教書育人本領，為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貢獻。”重要指示，讓全社會對教育工作者更加充滿敬意，也激起了教師擔當責任使命的更大熱情。鑒于此，學校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要以“大德無形”的境界，強化品德修為，加強師德修養(yǎng)。二是要以“大學無涯”的追求，樹立練就過硬本領，擔當時代責任的觀念。三是要以“大愛無疆”的仁心，關心學生成長，潛心立德樹人。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本質是一樣的，都是為教育的本質服務、為教育的規(guī)律服務、為貫徹教育方針服務、為教育的初心與使命服務、為培養(yǎng)人才的目標服務、為學校的功能服務、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辦學，但民辦學校要多一份“質量優(yōu)先、服務至上”的現(xiàn)實要求。

二、情感引領

摘要：大數(shù)據(jù)技術為我們推進史論課程教學改革、提高教學效果提供了新思路。本文根據(jù)目前課程教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了藝術設計類史論課程的一些教改思路。院校應該重視史論類課程的教學地位；教師應該根據(jù)教學內容建立知識圖譜，并以重構知識圖譜為目標建立大數(shù)據(jù)庫，豐富教學內容；老師應該采用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和教學方法，發(fā)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改革考核方式。旨在改變傳統(tǒng)教師講授的單向傳授模式，重新認識課堂教學中教師主導性和學生主體性兩者之間的關系，激發(fā)學生的積極性，培育學生科學的設計觀，拓展學生的設計視野，提高教學質量。

關鍵詞：史論課程；大數(shù)據(jù)；教學改革

1引言

藝術設計類史論課程是藝術設計類專業(yè)的基礎課程，對學生開闊視野，提高人文理論素養(yǎng)，培養(yǎng)設計思維和樹立設計理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存在學生重技輕史、學習興趣不高、教學效果不佳等現(xiàn)象，因此許多院校基于時展從教學目標、手段方法到課堂設計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當前的大數(shù)據(jù)時代，圖像、文字、視頻等多種形式的數(shù)據(jù)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容易的獲得，為史論課程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此外隨著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發(fā)展，體驗經(jīng)濟、服務設計的加入，也給史論課程教學帶來新的思路。本文總結了目前藝術設計史論類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利用大數(shù)據(jù)的特點，提出一些改進措施，旨在形成史論課程教學改革的新思路。

2藝術設計史論課程教學面臨的問題

從當前教學情況來看，大部分院校藝術設計類史論課程對學生的培養(yǎng)沒有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學習動機和效果并沒有實現(xiàn)統(tǒng)一，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在教育大眾化和教育市場化的時代，藝術設計院校側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yǎng)，課程設置也偏重于較務實的專業(yè)課程，對史論基礎課程重視不夠；一些院校普遍認為應該加大設計技巧或技能的課程比例，沒有必要開設史論課程，對課程存在消極抵觸思想；

2.1課程教學改革研究關注點已從原來基于歷史發(fā)展狀況、設計活動和設計風格的歷史演變等理論知識的講授轉變?yōu)槿绾卧O計教學過程，即挖掘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激發(fā)學生的參與體驗。但目前課堂教學仍是以教師講授為主，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也僅限于視頻影像的播放或學生參與講解；

一、影響教師質量提升的顯性因素

(一)教育學背景知識不足，缺乏教學訓練

在我國，高校教師多為師范類院校出身，有著教育學專業(yè)背景，而在美國，生物教師多為生物學科的研究生，這就使得他們教育學方面知識較匱乏，實際教學過程中難免缺乏專業(yè)技能，只能采取“經(jīng)驗式”的教學模式，所以無法駕馭以學生為中心的新課堂模式。很多教師甚至認為經(jīng)驗式教學更為穩(wěn)妥，對于新的教學方法是否真正有效仍處于實驗階段，有太多的不確定性，而不敢冒險采用。因此為教師提供教學方面專門知識的培訓必不可少。如VisionandChange:ACalltoAction報告中就特別強調對于青年科研者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員和助理教授進行培訓的必要性。

(二)教師投入到教學的時間不夠充足

高校的教師總是身負雙重的責任:科研和教學。而結合美國高校的實際情況，對于大多數(shù)教師來說更傾向于科研，導致教師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到科研中，而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關注教學。在美國，從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到名不見經(jīng)傳的文科學院，重視教師教學的寥寥無幾，但幾乎所有高校對教師的科研都有嚴格要求，校方對科研和教學的差異性對待，直接影響了教師對二者截然不同的時間投入。長期的忽視必然需要今后更多的投入來彌補，所以要想實現(xiàn)美國高等教育領域的大變革，增加教師在教學上的時間投入是毋庸置疑的。

(三)缺乏對教師的激勵因素

外在獎勵影響著大多數(shù)教師的專業(yè)決策，當然教學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的使命越來越多樣化的今天，教師的獎勵制度卻變得越來越窄，即只重視科研論文的發(fā)表，不重視本科生的教學。有的教師對于教學工作表現(xiàn)得興致勃勃，他們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在教學工作中，也花費精力參與了教學類的訓練，然而遺憾的是，政府與學校卻意識不到外在激勵的重要性，財政利益、職稱學銜、教學獎項甚至是同事和校內管理層的口頭認可，這些應有的回報教師全都不曾獲得，因此提高教學質量的積極性必將受到嚴重打擊。學生對新的教學方法適應過程中的抵觸情緒必然波及教師，隨之帶來較低的教學評估，以致威脅到教師的任職。面對雙重壓力，教師唯有選擇明哲保身，拒絕教學上的進步。綜合以上對顯性因素的分析，筆者以為在提升教師的教學質量這場硬仗中，要想突出重圍，實現(xiàn)高等生物教育領域的巨變，顯性障礙必須鏟除，但是途中荊棘密布，絕非只有3個方面的阻難。(1)開展教學類培訓固然能一解教師缺乏教育學基礎知識的燃眉之急，但培訓結束后，教師能否將所學應用到自身課堂中，還得取決于校方的態(tài)度。其管理部門是支持還是反對?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教師的教學改革能否成功。(2)加大教師教學研究的時間投入，學校在工作日程、教學管理上也需做到精細的分工安排，以保證教師的工作有效順利進行。(3)提供教學類訓練、增加時間投入和開設外在獎勵一定會給教師的教學帶來些影響，但對于教師來說，經(jīng)驗式教學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實難發(fā)生本質的改變，建立起持久、大規(guī)模的循證教學體系仍然困難重重，故“波及整個生物領域甚至全國性的大變革”在清掃路面障礙后仍需深掘地下，找出其內在的隱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