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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1

1.1 中國化與自然科學發展的辯證關系

哲學科學確定了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根本任務。其研究對象是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最一般規律；研究內容是把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高度統一、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高度統一；根本任務是“改變世界”“世界革命化”。

哲學創立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是自然科學的積淀、自然科學研究過程中的突破性進展及諸多成就，這也是哲學的諸多成分的來源。19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學的新發展，并以此探索和揭示自然界發展的辯證規律。在這個過程中，他系統地闡述了的科學世界觀，特別是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唯物論、辯證法和認識論。

哲學具有方法論功能。因此，哲學對自然科學具有指導作用。物質性作為世界的統一性為自然科學認識世界明確了方向；辯證法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反映了事物(自然科學)的運動、發展的辯證性質，其內涵的發展為自然科學認識世界提供了有效手段；新的認識論為自然科學的研究界定了局限性和相對性，自然科學任何領域的研究都不能窮盡該領域的真知；認識過程中相對與絕對、有限與無限的存在，使自然科學中任何領域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對性。這種理性認識是一種理性原則，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1.2 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特點

現代科學是哲學發展創新的重要基礎之一，是人類認識和解釋世界的重要方式。研究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趨勢證明，它比近代科學更需要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指導，有以下的突出表現。

1.2.1 自然科學發展的高度綜合性

隨著自然科學的深人發展.面臨的社會問題也呈現出多元性、綜合性的特點.再試圖用單學科的知識來突破更大的課題越來越困難了，綜合性學科和橫斷性學科也應運而生。

1.2.2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性更強

較之于19世紀自然科學，現代自然科學提出了更多的理論間題，提供了更深刻、更豐富的理論思想。

1.2.3 自然科學發展的整體性、系統性

宏觀地認識主體，在應用宏觀的認識工具去認識宇觀世界和微觀世界時，必然會遇到許多新情況和復雜間題，如宇觀、宏觀、微觀3個世界的規律性有哪些共同點和不同點，宇觀和微觀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轉換，如何認識和判定其信息的可靠性及有關知識的真理性等。對于這些間題的哲學回答，直接影響著有關科學的發展。

1.2.4 宏觀的自然科學發展也醞釀著更大的突破

隨著分子生物學、系統自組織理論等領域的發展，科學界對復雜性、不可逆性、模糊性、隨機性等思想日益重視，近代自然科學的簡單性、可逆性、精確性、單義決定性的綱領有可能被取代。自然科學基本信息、基本原則因此而產生變革，從而引發一場思想革命。現今，科學思想將發生深刻變化，科研工作者應該用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武裝頭腦，堅持正確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學的新發展。

1.3 自然科學中的農業科學在發展過程中暴露的部分問題

20世紀以來，我國農業主要是石油農業，我國農業主要依靠石化產品支撐。為片面追求糧食產量，在糧食生產過程中大量(或過量)施用化學產品(生長激素、化肥和農藥等)，化肥和農藥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糧食增產速度。隨著農業科技的不斷發展，雖然糧食生產實現持續增長，但一些間題。也隨之出現，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3.1 土壤污染間題

有關研究資料表明，占我國農田土壤受污染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經接近20%。尤其是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其農田的污染間題突出，例如，廣東省清潔土壤只占11%的比例，輕度污染農田、重度污染農田分別占耕地總面積的77%,12%。土壤污染常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的發生。據統計，污染土地約2333.33萬hm2，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9.4%。。

1.3.2 農田土壤質量退化間題

當前，因各種不合理的人類生產行為所引起的土壤間題，已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全國土壤普查資料顯示，我國土壤質量下降明顯,20世紀50年代我國土壤有機質含量平均約為3%，而發展到目前不足1.5%,其中有11%的耕地有機質含量低于0.6%；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國東北黑土區耕地土壤有機質平均含量降至14.7mg/kg，華北地區主要作物耕作層平均厚度減少到17cm。

1.3.3 糧食安全間題

目前，我國的糧食生產總量已能基本滿足國內消費的需求，但是由于過分依賴施用化肥、農藥來增加產量，糧食質量安全間題比較突出。據統計，我國單位面積的化肥使用量是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上限的2倍，農藥使用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3.0倍。2011年，中國大豆生產過程中化肥、農藥生產成本高達1700美元/hm2，遠遠高于美國。由于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我國的糧食和食品質量安全情況堪憂。據調查，安徽省蕪湖市鴻江區早稻谷中的Ph含量高達1.59mg/kg，超過國家衛生標準1mg/kg的限值，每年生產受污染的稻谷高達470t。

2 用科學方法解答農業中基本問題的具體途徑

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哲學的基本理論不斷得到證實和發展，對自然科學的指導作用也愈發突出和完善。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特點要求每名實驗科學家也必須具備一定的辯證思維，以科學回答出現的理論及實踐間題，反映在農業生產領域同樣如此。

2.1 土地質量退化、土壤污染與糧食安全之間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

土地質量退化、土壤污染與糧食安全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統一于農業生產這個大命題。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既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氣等環境的污染，也是引起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污染正是引起糧食安全間題的罪魁禍首。

2.2 用系統論的方法解決農業中的突出問題

要積極開展調查研究，摸清污染物的來源、土壤污染的程度、發生面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正確處理糧食增產與土壤可持續利用之間的矛盾、糧食安全與化肥農藥合理施用之間的矛盾，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2

根據研究方法適用范圍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類。一類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學方法和邏輯方法，它適用于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二類是適用于各門自然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觀察、實驗（試驗）、模擬、數學等方法（廣義的觀察、實驗和數學等方法，研究社會科學也需要）。三類是適用于某一門或幾門自然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學研究中運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構造和功能的關系。根據人類認識過程的發展順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又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通過科學觀察、實驗、模擬、調查獲取感性經驗材料的基本方法———經驗方法。二類是通過對科學技術研究資料的加工得出科學結論的基本方法———理論方法。例如科學抽象法、各種邏輯方法、想象和靈感、數學方法、科學假說等等。由此可見，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層次性，且在每個層次里，經驗法和理論法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在許多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中，研究者將研究工具、儀器設備作用于研究對象從而獲得第一手事實材料，在這一階段研究者使用觀察實驗和模擬等方法。然后研究者運用經驗方法進一步將事實材料進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過經驗方法加工獲得的事實材料，通過科學抽象，使用數學、邏輯、模型、歸納、演繹、假說、等方法上升為科學理論，這個階段所使用的方法即為理論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是呈立體網絡狀結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領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本身、與之相關的統計方法以及計算機統計軟件的應用（如SPSS）。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釋和評價四種。科學家在進行探索性研究時，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問卷調查、實地研究、內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較為普遍使用。解釋性研究常常需要運用相關性分析、線性回歸等方法進行。而評價研究則較多的采用實驗研究和比較研究。可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結構是平面化的。社會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雖離不開理論思維方法，但更多運用的則是感性認識的方法。社會科學試圖說明個人和群體的動機和行為，以及社會制度對它們的影響等復雜現象。這些現象往往不能在人為控制的條件下直接觀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賴于人們的感性認識。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呈現出大體上以感性方法為主，理論方法為輔的平面結構狀態。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剛性與彈性自然科學較為關注數據，它總是在受控的條件下收集數據，并把數據作為檢驗理論的一種方法。其研究結果具有很強的可檢驗性。在同等的條件下，運用適當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大體上是一致的，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很高。這是因為，不同的研究者在運用同一種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時要求嚴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給出的規則，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剛性。而社會科學的很多研究，盡管在同等條件下，運用同樣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兩個研究者在同一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比較法對相同的兩個社會群體的文化心理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來的結果卻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較對象時，待入了不少主觀選擇性，所觀察和比較到的結果自然不一樣。可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彈性。

2.2精確性與價值性自然科學的研究強調在同樣條件下運用同一方法的可檢驗性，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確性。其研究結果依賴于實證數據的支撐。例如，在經典數學中，科學家用微積分方程將力學、熱力學、電磁學等等的基本規律一一地表示出來，然后運用這些微積分方程去解決問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確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對象和目的決定的。在對自然現象的性質和運動規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關系。事物的量雖然常常以變化的形態出現，但這種處于變化形態的量，在每個確定的條件下，也是有確定的值的。即使是數學中的概率與統計規律，其量的變化也是有規律的。與自然科學不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人們的價值觀對研究目標、研究工具、研究路徑的選擇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研究者在探索中滲透著個人的價值觀，在數據中參雜著個人意愿。例如，為了考察城市居民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們可以采取問卷調查與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首先問卷的設計就會因人而異。由于研究者對這個題目的主觀感受不同，所以所設計的題目的側重點和考察點就會有很大差異。有的從鄰里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有的從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口的評價來考察。其次，訪談中，即使訪談的提綱一樣，調查者在記錄被訪者的回答時，也會因為個人價值的差異而使得記錄的側重點完全不同。調查很容易被個人情感所驅使，對受訪者產生同情、憐憫等心理。雖然社會科學研究一再強調價值中立，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價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結束語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3

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義，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與各國民族精神。社會文化思潮可以被歸結為人文主義，社會心態和學術理論傾向，重理性。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哲學的思想觀念。

這時期的哲學一方面仍保留著中世紀哲學的痕跡；另一方面包含著近代哲學的萌芽。為近代哲學開辟了道路。在中世紀哲學向近代哲學過渡的進程中，文化上出現新舊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學與神學；古代哲學與經院哲學；個人主義與權威主義；經驗科學與自然哲學；理性與信仰；批判精神與教條主義……相互撞擊，表現出過渡時期的文化特征。

這期間人文主義的語言哲學，藝術哲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各派學說對近代哲學都有很大影響。由于中世紀教會不注重文學藝術的價值，文藝復興則肯定了文學藝術同哲學一樣。如達奇芬就把詩和畫都看作是哲學，把文學藝術比作鏡子，反映現實，創造第二自然，能給人以真理。因此，人文主義藝術創作也達到了頂峰，是最輝煌的年代。例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等，他們在藝術創作中和反思中獲得了哲學的意義。藝術作品體現了人的非凡創造能力；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反映了自然的和諧；抬高了人的價值；貶低了神的地位。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

人文主義思想反傳統、反神學、反經院，認為其是教條主義與宗教專制主義。人文主義的藝術觀涉及到自然觀、認識論、人論、價值觀等方面。由于文藝復興運動對“自然”的發現，導致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聯盟，自然科學為近代哲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模式，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文化氛圍。如果沒有自然科學帶來的那種新的變化，文藝復興時期的其它理論成果也不會被吸收進近代哲學之中。

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近代哲學。有些問題雖不屬于自然科學，但哲學家們也試圖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加以解釋。如笛卡兒的形上學；斯賓諾沙的倫理學；休謨的人性論。人們不再相信演繹推理是探索知識的唯一途征，則認識到經驗與數學的重要性。

近代哲學不僅對自然科學的性質內容進行反思，而且也為自然科學奠定基礎，預示方向。自然科學不只是服從哲學的指導，而且也影響到了近代哲學的方向和內容。近代哲學比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學的方法，標準和成就。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說彼此呼應，相互影響到。近代哲學的理論具有自然科學理論的系統性，確證性和方法論的簡明性特點。近代哲學與科學同盟，也是哲學世俗化的進程，基督教哲學從此失去了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因此，文藝復興是歐洲的時代精神由基督教文化轉向自然科學精神，也是中世紀哲學過渡到近代哲學的根源。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4

關鍵詞：植物寄生線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根結線蟲；松材線蟲

中圖分類號：S4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22-5647-04

植物寄生線蟲是植物侵染性病原之一，它們廣泛寄生在各種植物的根、莖、葉、花、芽和種子上，使植物發生各種線蟲病。在世界范圍內，植物寄生線蟲對農業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高達1 500億美元[1]。目前嚴重危害中國農、林、經濟作物等的線蟲有100多種，植物線蟲對某些作物的危害甚至超過了其他病、蟲、草害。中國對植物寄生線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理特性、發病規律和防治方法等方面。隨著科技的發展，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組學的應用，使得植物寄生線蟲的研究進入了分子時代。中國的植物寄生線蟲研究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支持下，植物寄生線蟲研究逐步發展壯大，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在國際相關研究領域能夠占有一席之地。

1 資料來源

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簡稱國家基金委，下同）網站項目綜合查詢歷年來的立項情況。以線蟲為項目主題詞進行搜索，獲得歷年資助項目信息。所得項目信息再進行人工篩選，去除動物寄生線蟲、模式線蟲和土壤線蟲研究的項目，只保留植物寄生線蟲相關的項目信息。

2 立項概況

在1999-2011年的13年間，受資助的項目中涉及植物寄生線蟲研究內容的共有99項，經費總額為3 281萬元，包括面上項目、重點項目和青年基金項目等[2-7]。生命科學部面上項目數量占國家基金委面上項目立項數的16.05%，總經費約占35%左右，平均資助額度為58.92萬元[8]。從圖1可以看出，經費總額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2010-2011年經費總額上升幅度最大。從圖2可以看出，項目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2010-2011年項目數量上升幅度最大。這與國家基金委大力扶持中國科技發展有關。近幾年，國家基金委在面上項目立項數量和資助金額均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2010-2011年間，提高的幅度更大。

3 比較分析

3.1 從學科內容分析

學科申請代碼是體現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不斷適應基礎研究發展的需要，同時也體現基金資助項目更加側重基礎，更加側重前沿的戰略定位。從受資助項目的學科申請代碼角度分析，能較準確地對應分析該項目所開展的植物寄生線蟲研究領域及內容。

從1999-2011年申請立項的99個項目進行學科分析來看，國家基金委2個科學部涉及植物寄生線蟲研究內容，但以生命科學部98項為主，地球科學部僅有1項。從二級學科來看，項目涉及9個學科，其中以植物保護學科44項為最多，其次為林學學科25項，其他學科項目數量較少（表1）。從二級學科項目的經費總額來看，植物保護學科項目的經費總額1 383萬元最高，其次為林學學科的723萬元，其他學科涉及的經費總額較少（表1）。

由此看來，植物寄生線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保護學科，這反映出植物寄生線蟲是農作物、蔬菜、果樹和花卉主要病原物，因此在植物保護學科方面的基礎研究和防治研究項目較多。植物寄生線蟲在林學上的危害主要是松材線蟲，因此對松材線蟲的基礎研究和防治研究項目較多。

3.2 從承擔單位分析

承擔單位共有35個單位，其中南京林業大學承擔的項目最多為16項，其次華南農業大學為14項。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和中國農業大學承擔的項目分別為7項、6項和5項。這5家單位承擔的項目占項目總數的48.5%。經費總額超過100萬的單位有9家，分別是南京林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國農業大學、浙江大學、浙江農林大學、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9家單位的經費總額占總經費的67.1%。南京林業大學的經費總額最多，為529萬元。從單位性質來看，高等院校共21家，科研單位為14家。高等院校承擔的項目為66項，涉及的經費為2 009萬元，占經費總額的63.3%，科研單位承擔的項目為33項，涉及的經費為1 163萬元，占經費總額的36.7%（表2）。由此看來，高等院校在植物寄生線蟲科研方面是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主體，為中國植物寄生線蟲基礎研究的主要力量。南京林業大學主要以松材線蟲研究為主，華南農業大學以根結線蟲和香蕉穿孔線蟲研究為主。

3.3 從植物寄生線蟲的種類劃分

植物寄生線蟲種類較多，但對中國農業和林業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種類并不多，主要以根結線蟲和松材線蟲為主。從項目涉及的植物寄生線蟲種類劃分，可以揭示中國在植物寄生線蟲研究領域的走向。從項目涉及的線蟲種類來看，項目共涉及16種線蟲，其中以根結線蟲的項目32項最多，其次為松材線蟲30項，這2種線蟲涉及的項目數量占項目總數的62.6%。大豆孢囊線蟲、小麥孢囊線蟲、禾谷孢囊線蟲、甘薯莖線蟲和香蕉穿孔線蟲的項目分別為9項、3項、6項、5項和5項。其他線蟲種類的項目均為1項。從經費總額來看，根結線蟲的項目經費總額1 106萬元最多，其次為松材線蟲1 002萬元，這兩種線蟲涉及的經費總額占總經費的64.6%（表3）。

由此來看，根結線蟲和松材線蟲是植物寄生線蟲項目的研究主體，表明這2種線蟲對中國農業和林業生產帶來的損失也最多，因此相應的基礎研究和防治研究也多。大豆孢囊線蟲對中國的大豆生產帶來較大損失，因此對大豆孢囊線蟲的研究也相對較多。此外，小麥孢囊線蟲和禾谷孢囊線蟲是小麥上主要的病原線蟲，造成的危害日益嚴重，因此相關的研究逐漸增多。

3.4 從項目主持人劃分

項目主持人是項目的總體策劃執行者，對相關研究領域具有較深的專業背景和熟練的試驗操作技能，具有豐富的科研經歷，在某一研究領域具有一定的權威。一般來說，項目主持人的研究項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線蟲的研究動態和走向。從項目主持人來看，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的彭德良主持6項項目，項目涉及甘薯莖線蟲、禾谷孢囊線蟲、香蕉穿孔線蟲、小麥孢囊線蟲、中國莖線蟲，研究內容涉及線蟲致病基因克隆和分子生物學特性等（表4）。華南農業大學的謝輝主持項目5項，項目內容涉及馬鈴薯孢囊線蟲、水稻干尖線蟲和香蕉穿孔線蟲，研究內容涉及線蟲的致病力分化、致病基因克隆、危險性評估等。華南農業大學的廖金鈴、中國農業科學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謝丙炎和浙江大學的鄭經武主持的項目均為3項，項目涉及的線蟲種類為根結線蟲、孢囊線蟲、中國長針線蟲屬和中國劍線蟲屬。其他主持人的項目數量為2項，而主持1項的主持人信息并未統計在表4中。

4 討論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由國家設立的以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基金項目，它是中國穩定資助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中國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水平，培養和穩定自然科學基礎研究隊伍。

中國的植物寄生線蟲研究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因此還應加大基礎研究力度，盡管近年立項數量與資助經費已有較大幅度增加，但重點、重大等項目仍較少。植物寄生線蟲在中國造成的危害日益嚴重，尤其是根結線蟲和松材線蟲。隨著保護地蔬菜的大面積種植，根結線蟲逐漸成為蔬菜生產的主要病害[9]，但缺乏針對根結線蟲的有效防治方法。因此，許多線蟲學家針對根結線蟲的致病基因、致病機制和防治方法等方面開展大量的研究工作，這極大地豐富了線蟲學的理論研究，也開發了多種防治方法，并利用轉基因技術培育抗線蟲轉基因作物。松材線蟲是中國危險性入侵生物，對松林的危害被稱為“松樹癌癥”，發病松樹通常2～3個月即萎蔫死亡，給中國的林業生產帶來嚴重的威脅[10]。針對松材線蟲發病機制、抗病基因、生態演化、入侵機制、防治方法等方面開展了多項研究，為防治松材線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豆孢囊線蟲病是大豆生產最嚴重的病害之一，是一種世界范圍的毀滅性病害，也是一種極難防治的土傳病害[11]。線蟲專家和植保專家從大豆孢囊線蟲的致病機制、抗性基因和生態互作等方面立項，開展科學研究。其他線蟲，如禾谷孢囊線蟲和甘薯莖線蟲的研究也是針對線蟲的致病機制和抗病基因方面開展的。

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植物寄生線蟲項目數量與經費情況分析本行業基礎研究情況，這并不能全面代表本行業的基礎研究進展和水平，因為項目數量與經費的多少與研究進展并不完全成正比，但在當前科研體制下，項目數量與經費的多少可以反映從事本行業基礎研究的開展情況。

參考文獻：

[1] CHITWOOD D J. Research on plant-parasitic nematode biology condu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J]. Pest Management Science，2003（59）：74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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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中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統計資料[G].北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06.

[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中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統計資料[G].北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07.

[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中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統計資料[G].北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08.

[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中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統計資料[G].北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09.

[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中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統計資料[G].北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10.

[8]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中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統計資料[G].北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2011.

[9] 蔣麗芬，茆振川，陳國華，等. 南方根結線蟲辣椒Me3毒性群體適合度代價及專化性分析[J].園藝學報，2011，38（3）：479-486.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5

    古代所形成的關于自然的知識幾乎完全融于哲學之中,其既有經驗科學的特征又有哲學的思辨特點。正因如此,現代科學的古代知識才在哲學家的著作中流傳至今。文藝復興以來,科學在自然哲學的名義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學誕生時,人們已經從經院哲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不再援引神力(天啟)洞悟自然某種神秘的本質,而是憑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識、理性能力(經驗和思維)認識他們所面對的客觀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學的一部分,仍從屬于自然哲學。一方面,大的哲學家兼有科學家的身份,甚至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也是哲學家制訂的。像哲學家笛卡爾和萊布尼茲,還是原創性的數學家和科學家,康德也寫過《宇宙發展史概論》,特別是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和笛卡爾的理性演繹法,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曾起過很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頓和拉馬克的論著都是標著自然哲學題目的自然科學著作,他們還都把自然科學隸屬于哲學或自然哲學之中。同時,自然科學中所體現的探索自然奧秘的求知精神、重視觀察和實驗的求實精神、通過精確量化而達到的確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機械圖式都深受哲學精神的影響。另外,英國皇家學會和法國科學院也都是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共同組織。啟蒙運動后,哲學與科學開始分離。近代自然科學以觀察方法、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為顯著標志,逐步從自然哲學中獨立分化出來。如果說17世紀笛卡爾與萊布尼茲的形而上學還有某些積極的、實際的內容,如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他們都曾有過發現,那么18世紀的形而上學連這種僅有的世俗內容也消失了。因為實證科學已脫離了形而上學,有了單獨的活動范圍。自哥白尼開始,經過伽里略、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努力,以力學為中心的實驗科學的成熟標志著自然科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同時,包括力學在內的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也相繼從包羅萬象的自然哲學中獨立分化出來。在15~18世紀這一歷史階段,經過斯涅爾、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學得到了迅速發展;經過維薩利、塞爾維特和哈維等人的努力,生理學被確立為科學;經過波義耳、拉瓦錫等人的努力,化學逐步走向科學軌道。正如沃爾夫[15]所言:“科學和哲學這兩個自然知識領域還是逐漸地分離了,盡管這種分離并非總是在這兩種名義之下進行的,它把直接來自觀察或經驗事實的理論同離開這些材料較遠的進一步理論分別開來。”英國科學史家丹皮爾[14]稱:“在古希臘人看來,哲學和科學是一個東西,而在中世紀,兩者又和神學合為一體。文藝復興時,自然科學還是哲學的一個分支。文藝復興后,采用實驗方法研究自然,哲學和科學才分道揚鑣,同時當代科學也就很快對形而上學不加理會了。”科學與哲學的分離是近代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哲學與科學研究對象和旨趣的區分是科學與哲學分離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對象上,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認為,哲學研究的是“作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質,而其它科學則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屬性。同時,哲學與科學的旨趣的確并不相同。哲學作為思辨的知識,其首要目標是探索關于本原、實體和本質的原則,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結果卻是必須反求諸己,或者必須以思想自身為對象,揭示其構造和原則;或者必須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為鵠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學自從走出哲學母體之后,便開始直面由經驗和事實所構成的自然現象,尋找可靠的手段,以獲得有效的結果。近代科學逐漸形成了統一的范式和公認的原則,它的基本概念已經足夠清晰,從而排斥了其它類型的科學,明確定義了知識的涵義,劃定了知識的范圍,以至于在科學之外的“知識”都不成其為知識,不再具有“真”這一屬性。科學的統一預示著哲學的分裂,預示著科學與哲學以及哲學內部的緊張關系。(2)科學與哲學活動中心的錯位是哲學與科學分離的重要原因。據日本湯光淺朝統計,近代以來,世界科學中心發生了若干次轉移。

    16世紀科學中心在意大利,17世紀在英國,18世紀在法國,20世紀在德國。而世界哲學中心16-17世紀在英國和法國,18-19世紀在德國,20世紀在美國。科學中心與哲學中心的這種錯位,某種程度上使哲學脫離了科學的基礎,也使科學遠離了哲學的直接影響。如19世紀的德國哲學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結論遠遠落后于當時世界上自然科學的實際發展過程,特別是黑格爾曾企圖運用思辨理性建立關于存在和認識的無所不包的形而上學體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義的理論成果,還會自覺不自覺地束縛實證科學的發展,而他們卻企圖使自然科學服從于這樣的哲學。當然,這些哲學家所構造的凌駕于科學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識的自然哲學體系,被科學的進程所否定,他們的作為也產生了一種惡劣影響:從此使哲學成為一個被嘲笑的對象,普遍遭到科學家們的鄙視。德國博物學家洪堡直截了當地把當時德國科學遠遠落后于英國和法國的原因,歸咎于謝林和黑格爾自然哲學的流行。(3)科學活動與哲學活動的職業化發展是科學哲學分離的客觀原因。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源于詫異,學習哲學的條件是閑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學家并未把哲學作為他們謀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為享受精神上的快樂;近代之后,哲學家從事哲學已有了明確的功利目的,他們積極謀求經世濟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學來解決學術界、思想界和社會中的重大問題。他們認為,個人思辨與建功立業、滿足好奇心和對人類事業作貢獻是一致的,把哲學當成一種職業,研究的東西越來越專業。同時,科學也由古典時期非專業科學家的業余愛好演變為近代以來職業科學家的一種謀生手段或一種事業,科學家有獨立資產或可以依靠副業為生的時代早已過去,今天的科學家幾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務員或企業行政人員一樣是拿工資的人。社會上出現了專職科學家這一社會角色,科學研究變成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活動,在特定的圈子內進行。科學家逐漸對沒有工具價值的東西失去興趣,現在科學專業的細分使每一科學家都被限制在狹窄的范圍內。不同“科學共同體”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學領域內部不同學科和專業的科學研究人員,由于閱讀書目和交流范圍的不一致,導致互相之間沒有共同語言,更不可能有哲學那種宏觀的圖景式思考。在哲學內部亦是如此,現代哲學也由于研究的細分,連哲學家之間都不可能再溝通,羅蒂曾批評哲學已成為專業圈子內的活動,談不上對科學的影響。在知識學科化和知識分子專業化的要求下,哲學的地位越來越尷尬。至18世紀,自然科學在知識領域內贏得支配性地位,同時表現出它對哲學的擠壓和吞噬。自然科學更是不滿足于以往哲學對其合法性的論證,于是實證主義應運而生,從孔德、穆勒到斯賓塞,從馬赫主義到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終于建立了科學的標準意識形態,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響亮口號。

    至此,哲學與科學徹底分化,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的區分是科學與哲學分離的現實原因。自狄爾泰和新康德主義以來,人類的整個知識體系被人為地劃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類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知識被認為具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不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客觀性、價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類是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被認為是受到社會因素影響和歷史條件制約的知識,它不具有客觀性、價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學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確實性的知識(科學),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虛假的知識(非科學的知識)。自然科學把與任何價值都無聯系的事物和現象看作是自己的對象,其興趣在于發現普遍有效的聯系和規律。至于其它學科,除非能夠滿足經驗科學的基本方法,否則不在考慮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隨著實驗性、經驗性研究對于科學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強,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在自然科學家的眼里便日益成為神學的替代物,同樣因其先驗的真理斷言不可驗證而備受責難。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6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義與本質； 方法論閾限； 唯物史觀

中圖分類號： G64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的提出，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堅持30多年方法創新的產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視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預示著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學科建設將會出現新的繁榮和進步。然而，由于范式作為一種方法論原則是“舶來品”，思想政治教育學界很多人目前對它還缺乏切實的了解，在理解和運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特別是在此命題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轉換”的主張時，容易產生誤解和誤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義與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是必要的。

筆者通過研讀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及其它相關著述發現，討論范式之本義、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的問題，首先需要明確兩個邏輯前提。

第一個邏輯前提：明確范式的對象本是人類（準確地說是西方人）自然科學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學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與軌跡，是“人們用批判的眼光對科學在社會中的功能進行審查”［1］的產物，屬于狹義科學學的對象范疇。①而在我國一些有重要影響的學者看來，科學學是把科學技術的研究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來研究的“（錢學森語），其使命在于”研究當代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所發生的作用，研究它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意義“（于光遠語）。［2］

第二個邏輯前提：明確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有別于自然科學發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學研究史是“關于自然科學的科學”的發展史；自然科學發展史，所指則是具體門類的自然科學亦即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論說的“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的發展史。就是說，范式雖然廣泛涉獵自然科學發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學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語義學要求，范式的完整語形應為“自然科學研究范式”。

托馬斯·庫恩之前，自然科學家們關注的主要是其在場的門類科學即“常規科學”的發展史，一般并不關注科學研究發展史，范式被發現填補了這項空白，它是庫恩在20世紀對科學史和科學學研究作出的重大貢獻。

20世紀末，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隨同科學學傳進我國，很快廣泛出現在自然科學和科學學之外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成為一個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對范式的學科屬性卻不予應有的關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當如何“借用”范式、實行“范式轉換”這種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上，也因擱置唯物史觀方法論原理而處于“說不清，道不明”卻又振振有詞、各行其道的狀況。

由此觀之，將范式置于唯物史觀方法論視野之內進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進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無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歷史使命和職業責任。②

一、從范式發現看范式的本義

什么是范式？回答這個“定義”性的問題，需要從范式發現說起。發現范式，緣于托馬斯·庫恩對自然科學史的精到考察與縝密思考。這可以從庫恩以“歷史的作用”為題安排《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緒論（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該書第二章“通向科學之路”中，托馬斯·庫恩說他在對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考察中，發現自然科學的進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學革命”，“科學革命”就是科學家的“共有范式”或“一個基本單位”。他在考察光學研究發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學范式的這些轉變，就是科學革命，而一種范式通過‘革命’向另外一種范式的過渡，便是成熟科學通常的發展模式。”［3］不難看出，庫恩在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發現歸結于他對“科學革命”之意義的歷史考察。

托馬斯·庫恩在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體敘述了他發現范式的機緣和過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論物理學研究生的博士論文期間，“有幸參加了一實驗性的大學課程，這是為非理科學生開設的物理學，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觸到科學史。使我非常驚訝的是，接觸了過時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竟使我從根本上破除了關于科學的本質和它所以特別成功之理由的許多基本觀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擁有“無人知曉”的作品的年輕人“置于科學共同體”的觀念。在闡發這一觀念時，庫恩特別述及一些年輕人對他成功發現范式所給予的幫助，他稱這種幫助是年輕人的“恩惠”。［4］在此筆者順便指出：從科學史來看，托馬斯·庫恩對年輕人所持的這種謙恭態度，不僅是一種尊重后學的美德，也是一種崇尚科學的智慧，應當被視為任何（研究）范式結構“共同擁有”的一種“傳統”。

范式發現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如庫恩所說的，是“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在科學發展史上呈現的兩面性。庫恩發現，科學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規科學”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鮮明的兩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學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堅定的維護者”，維護和鞏固科學“成熟”的內在特質；另一方面，又因科學的巨大成績而“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為科學“革命”和創新提供了歷史課題。庫恩告訴人們：“凡是共有這兩個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稱之為‘范式’”。由此可見，在庫恩看來，科學發展對于自身的兩面就是科學研究范式形成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所謂范式并不神秘，不過是“一個與‘常規科學’密切有關的術語”而已。［5］只要視范式為“對研究科學發展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基本單位”，那么“常規科學與范式這兩個相關概念就將會得到澄清。”［6］

通覽《科學革命的結構》，庫恩關于“什么是范式”所給出的“定義”不過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實際上，僅從范式發現的角度來給范式本義一個定義性的界說是很困難的，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也并沒有給出“什么是范式”的嚴格定義。這并不是托馬斯·庫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學學和科學史研究者慣用的定義研究之“范式”的。科學學奠基者之一的J·D貝爾納認為，給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義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實質被的危險”。他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借用中國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學命題，開宗明義地指出：“對于科學或科學學，我們也無需下一個嚴格的定義”。［7］貝爾納推崇的這種關于“定義”的方法見解，是適用對范式本義的界說的。

從本義看，托馬斯·庫恩發現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庫恩說：為了避免“可能誤導讀者”，不能以為“一個范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無奈地說：“在一定意義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詞匯的情況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似頗合適。”同時他又明確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也不能“完全表達”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義”。［8］

庫恩作這樣的區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們常說的方式，方式是具體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設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確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語言描述和表達的，甚至是可以用線形（直線或曲線）圖示的，用衡器來度量和測試的。而范式卻總是模糊的、寬泛的、不確定的，一般只能“意會”它的真實存在而難以言表它的確切形態，所呈現的是一種經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確定的方式，一種經由人工作用卻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確定的因而是開放、動態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學學、科學技術哲學將范式作為形上范疇攝入自己的體系。

概言之，范式作為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的方法論，推崇的是“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9］之諸要素“結構”狀態的真實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義關注的不是其“結構”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強調唯有經由“科學革命”實現“范式轉換”才能贏得“常規科學”的常態發展。這是范式的本義及其真諦所在。

二、范式的本質與范式“轉換”

如上所述，要給范式本義下一個嚴格的定義也許是必要的，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范式本質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真實存在的“自然歷史過程”，一種由史而來并由當下而去的永不終結的“自然歷史過程”。

在唯物史觀視野里，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恩格斯在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的這種“自然歷史過程”時指出：“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這個“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就是一定的經濟制度及“豎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層建筑。“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總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10］

恩格斯在這里基于唯物史觀描述的“自然歷史過程”，是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和主軌跡的最高“范式”，無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適用于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一切科學研究發展史的規律與軌跡。

庫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史，既不是關于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的文本記述史，也不是與文本記述史相關聯的科學研究活動史，而是這兩種“史”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社會歷史因素交匯、整合而呈現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這就是范式的本質。

在這種意義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質，一要看特定的社會所能給予科學研究的“前提和條件”及社會已經提出的“社會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學研究的范式傳統是否存在面臨“科學革命”而需要適時地給予調整、重組乃至轉型或轉向的必要，如果存在這種必要，那也不可輕率地倡導“轉換”，而應當因勢利導、憑借其“共同體的成員”形成的“合力”，順乎“自然”地去實現。不然，就可能會違反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違背“科學共同體”的集體意志，以及范式傳統維護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一句話，背離了庫恩發現、描述和貢獻范式的旨趣。對社會科學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應當作如是觀。

作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范式可以為人所認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順其自然”地促其豐富和發展，但一般不可以“人為”地“轉換”。托馬斯·庫恩在科學學和科學史的意義上探討過范式轉換的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學術態度是積極又審慎的。在他看來，“科學共同體取得一個范式就是有了一個選擇問題的標準，當范式被視為理所當然時，這些選擇的問題被認為是有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對這些問題，科學共同體才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它的成員去研究它們。”與此同時，對“其他科學關心的問題”或本學科暫時感到“太成問題而不值得花費時間去研究的問題”，加以“拒斥”。［11］庫恩對范式“轉換”問題所持的這種科學態度，是合乎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用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觀點來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學革命”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正如J·D貝爾納“在通向科學學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樣：“某些因素的數量變化，導致不同質的產生。當我們開始認識科學發展的某種模式時，科學卻又向前邁進了。”［12］

如前所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學革命”，每當這樣的“革命”發生時范式就面臨“轉換”。

但是，庫恩并不輕言“轉換”，更不刻意鼓動“轉換”，范式“轉換”不是他著述“科學革命的結構”的主要目的。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章“常規科學即是解謎”中甚至強調，任何科學研究的結果都是有意義的，科學家在“擴大范式所能應用的范圍和精確性”的問題上，應當持“熱情和專注”的科學態度，不可隨意“轉換”范式。竊以為，這種主張本身就應屬于范式“結構”的一個要素。［13］

這是因為，“范式轉換”的命題容易產生誤解。從范式的本質來看，“轉換”不過是范式發展演變的“自然歷史過程”的一種表現，是其“自然歷史過程”因由“科學革命”而需要調整方向和改變軌跡，實則是“轉向”或“轉型”。而從實際情況看，“借用”范式的人們對“范式轉換”則多不這樣看，他們所言說的“轉換”是要“換藥”而不僅僅是“換湯”。

從邏輯上來分析，視社會事物的發展變化為“自然歷史過程”的轉向或轉型，是尊重社會事物發展規律的表現，而“轉換”卻是主觀給定的“思想過程”，不一定合乎社會事物發展的自身規律。“轉換”在“換”了事物外在的形狀和發展方向的同時，也就可能會“換”了事物的內在結構和本質特性。③

由此看來，在正確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質的前提下，如果說范式“轉換”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轉換”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

如果說，發現和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論意義，那么在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則不然。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論閾限問題。

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基于適應“科學革命”的“轉換”，反映的是社會發展進步對科學技術提出的豐富“社會功能”和優化組織方式的要求，其學說主張顯然也不應生搬硬套到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學領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隱藏在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之中的規律，進而提出科學家共同體成員應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規則，實現規則與規律的統一。任何規律都是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因而反映規律的規則也都具有普遍的認知和實踐意義。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在一般性的意義上是否適應于我們揭示和描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但須知，揭示與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和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的范式是不一樣的，也不可能是一樣的。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受社會有效因素的影響與力度同自然科學研究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一樣，也不可以一樣。如果說，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轉換”較多地受社會需求包括體現社會需求的國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響和制約，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關涉經濟、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家意志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干預和指導，其范式不能成為一種“科學共同體”或“學術權威共同體”的“利益集團”，即使這樣的“共同體”是以“百家爭鳴”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來，我們在理解和把握社會科學研究尤其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類學科的研究范式的問題上，不應當在一般意義上抽象地借用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轉換的問題。

在庫恩那里，范式轉換就是科學革命，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領域是否亟待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擱置基本原理的情勢下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是需要持極為慎重的態度的。因為，人可以認識和把握規律，創建和運用反映規律的規則，以發展和造福自身，卻不可以創造和“轉換”規律。社會科學研究的規律與自然科學研究的規律有相通之處，但并不相同，反映兩種研究規律的范式也不應相同。這也如同自然有生態，社會有生態，但不可將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相提并論、混為一談的道理一樣。

厘清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應是廣義科學學（將所有科學作為自己對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種基本要求。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廣義科學學對此似乎還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為自然科學研究一種方法論的理論和認知原則，是否適應于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已經多次涉論這個問題，但多為發現和描述范式之“一帶而過”的過渡語。

據托馬斯·庫恩自己介紹，1958～1959年間他應邀在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團體中度過的”，使他感到“震驚的是，社會科學家關于正當的科學問題與方法的本質，在看法上具有明顯的差異”，這是他“未曾預料過的”。［14］在科學研究范式的問題上，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究竟存在哪些“明顯的差異”以及為什么會存在“明顯的差異”，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并沒有細說。盡管如此，我們已經從中清楚地看出，庫恩已經把兩大科學領域存在的這種“明顯的差異”問題，明白無誤地提了出來。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總結其有史以來的規律和軌跡之“自然歷史過程”，進而把握其方法論規則，這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國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實踐豐富，著述紛呈，亟待今天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體”進行開發和描述，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傳承和創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不可照搬照用，必須經過創新。任何一種方法，都是“神”（功能）與“形”（形體）的統一體。某種科學需要“借用”其他科學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況下，才可能“借用”，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發揮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傳神”之處，才可能實現方法創新，不然，實際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毀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應有的邏輯結構。這樣說，并不是認為不同門類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認為方法“移植”與方法創新是對立的，而是強調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還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區分研究范式與“文明樣式”的學理邊界。一些中國學者已經習慣于在樣式的意義上言說庫恩范式和“范式轉換”，如“哲學范式”、“人學范式”等。這其實是一種學理上的誤解。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中，文明樣式一般是指某種知識理論體系或精神文化的內在特質、價值目標和意義向度及其顯露的形態或形式，如“道德樣式”、“文學樣式”等，而范式所指則是科學研究方法論，當“范式”搭配哲學、人學時，其語義和語形實則是“哲學（研究）范式”、“人學（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學者倡導的“哲學范式轉換”、“人學范式轉換”，所指，實則是“哲學樣式轉換”、“人學樣式轉換”。

再次，堅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邏輯結構。

歷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結構要素中的“科學共同體”、“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都是具體的，都具有鮮明的國情特質，不僅是歷史范疇，也是民族范疇。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論及“第三類科學”時指出，“第三類科學”是“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哲學、宗教、藝術等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筑”，其間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況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理論一級學科統攝下的一門二級學科，無疑屬于這樣的“第三類科學”。這種學科屬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將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須放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尊重中國國情、世情和黨情。

如此來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會遮蔽其與庫恩“自然科學研究范式”之間存在的“明顯差異”，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體的成員”尤其是青年成員，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問題上陷落“未曾預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釋

①關于科學學的對象，研究科學學的人目前的意見大體有兩種：一是“整體科學”或“科學的整體”，包括自然科學之外的哲學、社會科學有門類乃至所謂中介學科如自然辯證法、唯物史觀等；另一種專指自然科學。范式是庫恩在考察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史的過程中發現的，故而筆者稱其歸為狹義科學學范疇。

②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強調唯物史觀在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創新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種帶有“科學革命”性質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③這個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自然歷史過程”，只能順乎其發展規律和方向推動“社會轉型”而不可強行“社會轉換”一樣。

④筆者曾用俗語對方法借用和創新作如是比方說：“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來切菜、切瓜，可以用來宰雞，還可以用來裁紙，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卻在‘切’。在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種，但其功用卻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廣闊運用領域，同時又使刀作為一種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閾限。”（參見拙文：《略論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問題——兼談邏輯悖論對于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閾限》，中國人民大學書報復印中心《倫理學》，2009年第6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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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參見張耀燦.推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學轉換［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