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文學中留學生的作用，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近代中國的先進人士為了新國新民、變法維新，紛紛提倡向西方及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學習，派遣留學生成為當時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徑之一。清政府自1872年選派了30名幼童赴美開始，便陸續向英、日、法、德等國家派遣留學生，去學習路礦、機械、軍事等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留學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僅僅是“媒介”作用)。就中國現代文學而言，郭沫若在1928年就曾不無自豪地說過“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這句話雖有浪漫夸張之處，但現代文學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家的確是曾經出過洋的留學生，他們對新文學的貢獻、在中外文學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們因留學國家不同而導致的思想意識、文藝主張、審美情趣等的不同，已經為許多研究者所論述。那么，在近一個世紀后的“全球化”語境下，在“后殖民大流散”(postcolonialdiaspora)中“出入于各種文化，不屬于任何一種”的世界公民越來越多的當下，再回看現代文學中那些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形象，又會有怎樣的發現呢?與那些土生土長的人物相比，特殊的經歷使他們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了哪些新的視角，為作品及現代小說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質素?這便是本文興趣的開始。

一、報國無門•隨波逐流•努力自強

“以我這樣的少年，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為的中國，正合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那兩句話。我何幸是一個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親愛的父母姊妹!親愛的祖國!我英士離著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1］(P37)這是冰心《去國》中主人公在回國船上的激越情懷，相信也是當時大多數歸國游子的共同心聲。然而主人公的滿腔報國熱情卻被對現實的失望一點點熄滅了，最后，為了不愿在“飲博閑玩”中虛度光陰，為了避免“沾染這惡社會的習氣”，不得不滿懷悲憤地呼喊著:“祖國呵!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而離開了回來僅僅一年的祖國。英士的失望，相信同樣也是當時大多數留學生回到祖國后所遭遇到的。如果說英士依靠父親的聲望尚能在衙門里謀到一個衣食無憂的閑職，而那些沒有關系可以依靠的，便陷入了謀生的漂泊困頓之中。郭沫若頗具自傳色彩的《漂流三部曲》中的愛牟自日本回國后，為著自己的興趣以及“轉移社會”的希望，棄醫從文，但卻無法擺脫歷年來的貧苦生涯，受著友人們的接濟，在生活的壓迫下，他不得不與妻兒分離，送他們東歸以另謀生路，一個人在上海過著煉獄般的生活。到了續篇《行路難》中，愛牟雖也重回日本，與妻兒團聚，卻依然為生計所苦，最后只得避居鄉野。

與英士、愛牟的無奈去國不同，多數的人還是留了下來，或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曾經有所作為;或者雖不滿現狀，但慢慢也就習慣了。前者如《倪煥之》中的蔣冰如、《母親》(丁玲)中的于云卿等，兩人都曾留學東洋，回國后熱心教育事業，蔣冰如曾和倪煥之一起精心設計“理想教育”，于云卿則“講民權”、“倡共和”，與留洋同學一起辦女學堂，并支持在娘家孀居的姐姐進學堂讀書。后者如英士在美國時的幾個同學，剛回國時原想辦一個工廠，既可以“振興實業”，又可以“救濟災民”，只是無從籌措資金，只好作罷，漸漸安于做一名“閑員”，過著英士所深惡痛絕的隨波逐流的生活。最讓人失望的是，這種“惡社會的習氣”不僅影響了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連那些曾積極從事于改革的人，有的也被現實所屈服而逐漸同化了。如蔣冰如在理想教育受挫后，思想開始退縮，逐漸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在倪煥之為之熱血沸騰的大革命前夕，他擔心在上海讀書的兒子受影響，特地趕去把他們叫回家中。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兩類人思想雖日漸萎縮但卻無須為生計擔憂，有的甚至能夠飛黃騰達，那些和愛牟一樣謀生艱難的人，只能如《神的失落》(王西彥)中的那位沉默寡言的蔡仲民，在一個偏僻的山城中做一個生物教員，走著別人眼中的“末路”;或者像《圍城》中那位既可愛又可憐的方鴻漸，從上海到內地再由內地到上海，為謀一個職位而四處奔波。在眾多反映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愁苦窮困的生活狀況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描寫了歸國的留學生。如靳以《生存》中的主人公李元瑜教授，是一位唯藝術至上的畫家，在法國留學時，他曾清高地拒絕了別人用高價來購買他的作品，理由是不能“出賣我的藝術”，然而才華橫溢的妻子因過度操勞而過早的憔悴、衰老，兒女因貧窮、饑餓而受到的欺侮和滿眼的淚光，使他必須放棄自己的信仰，靠賣畫來維持生計。

當然，在一些留學生身上也體現或寄托著某種光明與希望。蔣光慈《兄弟夜話》中的江霞，也是一位剛剛歸國的熱血青年，國內的黑暗使他常常懷念莫斯科的光明、自由，但種種失望與愁悶并未減弱他的革命激情，沒有做“逃兵”，也沒有放棄自己改造中國的主張。司馬文森《天才的悲劇》中的尚仲衣教授是位留美博士，抗日戰爭中他放棄了自己在名校的教授位置和美國紳士式的生活，投筆從戎，艱苦的隨軍途中，他嚴格要求自己、處處以身作則，但認真耿介的性格使他招致流言與排擠，被免職后他依然留下來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死在了去香港的途中。在現代文學的小說創作中，這些知識分子的生活遭遇、思想變遷、心路歷程，他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他們在作品中所承載的意義，并不因他們的留學生身份而有別于其他的同類形象(盡管他們或許有著各不相同的獨特之處)，如蔣冰如的由“新”變“舊”，正是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所總結或預見的那類停止不前或退步的知識分子形象:由“痛罵官吏的學生”變為“嫌惡學生的官吏”，由“家庭革命者”變為“壓迫子女”者;英士、雷先生的學無所用、報國無門，英士同學的隨波逐流，愛牟的“棄醫從文”、李元瑜教授的“藝術至上”之在現實社會中的難以立足，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只是從“留學生”這樣一個角度繼續或加重了對那個扼殺人才、令人窒息的黑暗社會的批判和控訴。如果說江霞的身上還有著革命文學中浪漫蒂克的氣質，那么尚仲衣教授的遭遇(這兩個人物都有著很大的紀實性)，則是通過進步文化工作者的悲劇命運來揭示了整個時代與民族的悲劇。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現代文學中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探討與豐富。#p#分頁標題#e#

二、個性解放•東西差異•回歸傳統

許地山《三博士》中的何小姐有這樣一番“高見”:“留學生回國，有些是先找事情后找太太，有些是先找太太后謀差事的。有些找太太不找事，有些找事不找太太，有些什么都不找。”［2］(P17)其實，“找事”與“找太太”無論先后，對于那些躊躇滿志的歸國留學生來講，和所有時代的年輕人一樣，戀愛、結婚在他們的生活中無疑占有很大的分量。前面提到的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蔣光慈的《兄弟夜話》等作品中，在主人公的理想與抱負、失望與愁苦中，都還包含著一個個性解放的問題。愛牟在家鄉有一位父母包辦、為了不讓年邁的父母傷心而不能離婚的妻子，江霞在家鄉則有父母幫他訂的婚約，盡管兩人都非常思念家鄉與親人，但為了不受舊式婚姻的束縛，愛牟拒絕了高薪聘他返鄉行醫的邀請，江霞則經過一夕長談，說服了奉父母之命勸他回鄉成婚的大哥。愛牟心靈上雖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但還是追求著自己愛情與婚姻的自由，巴金《愛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卻完全被舊禮教所束縛，連面對心上人向自己表白愛情的勇氣都沒有，逃回到家鄉，逃回到“良心的慰安”中，最后，在精神的痛苦中沉江自殺了。五四個性解放的激烈與不徹底同時俱在，即使是留過洋且走在時代前面的人(現實或文學作品中)，在那樣一個新舊錯雜的社會，無論勇敢還是懦弱，對某一方而言，悲劇都是難以避免的，這悲劇也許仍該歸于社會或時代。

有些故事與個性解放沒有多少關系，而與留學生閱歷東西的生活經歷相關，也涉及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曾喜歡過一位叫玫瑰的混血女孩，玫瑰活潑而隨便的性格在他看來，對己是“天真”，對其他人則是“瘋瘋傻傻”，“這樣的女人，在外國或是很普通，到中國來就行不通了。把她娶來移植在家鄉的社會里，那是勞神傷財，不上算的事”［3］(P136)。這樣，講求實際的佟振保便放棄了自己的初戀，只留下一個“玫瑰”的名字來比喻自己的妻子與情人。然而在徐訏《吉布賽的誘惑》中，“我”在吉布賽女郎的慫恿下，認識并愛上了美若天仙的模特兒潘蕊，幾經周折后兩人終于結成美眷，并一起乘船回國。但是語言與文化習俗的差異，使這位異國女郎與“我”的家人難以相處;在內地大學，“我”又因忙于教務使熱情外向的她受冷落而日漸憔悴，于是兩人又回到馬賽，潘蕊在自己的模特兒工作和社會交際中重放光彩，“我”卻深感孤獨與忌妒。當然，因文化差異在兩人婚姻生活中所造成的影響，在作者浪漫詩意與暗含哲理的筆下很容易就得到了解決，因為可以戰勝一切的愛情，也在吉布賽人的人生哲學的感召下，兩人回歸自然，一同漫游世界、閱歷人生。現代文學的女性形象研究中，一度常將兩類形象加以比較，一類是在新思潮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時代新女性，一類是具有中國傳統美德的東方女性。就人物本身而言，這兩類形象并沒有孰是孰非的對立，只是因作者的政治立場、道德觀念、審美標準等的不同而蘊涵了不同的意義，擁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空間與情感方式，有時也反映了某一時期的社會文化心理，如許多研究者所談到的茅盾筆下女性形象的轉變，即由時代新女性轉向對傳統女性美德的發掘與肯定。那么在留學生的感情生活中，有像佟振保那樣喜歡“熱的女人，放浪一點的，娶不得的女人”，卻娶了一個“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溫和，從不出來交際”的“很乏味”的女人(前者是給外人看的，后者才是自己的感受)，有的則的確是心儀于具有古中國情調的“傳統”女性。

在張愛玲的《金鎖記》中，被曹七巧“黃金的枷”劈殺的人中有她的女兒長安，也許在七巧“悲烈”的故事中長安只是一個不起眼的陪襯，所以在《怨女》中作者竟刪去了長安那一部分，其實長安的故事在《金鎖記》中是最為詩意感傷的，如同那句經典的“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童世舫從德國留學回來，他也曾為婚姻自由抵死反對家里定的親事，但當他父母終于同意他解約時，他所愛的女同學卻移情別戀了，由此，“他深信妻子還是舊式的好”。這樣，多年沒見過故國姑娘的他，長安的矜持與沉默、那些沒見過世面的話，使他覺得很有點楚楚可憐的韻致，是他所懷念的幽閑貞靜的中國閨秀。以童世舫這樣一個有過個性解放、長期在外留學經歷的“新人物”，而對古中國產生懷念，也許是一種對傳統的回歸，然而這回歸是有選擇性的，如同“新”的不徹底一樣，長安的抽鴉片、長白的姨奶奶，仍使他感到了“難堪的落寞”，最終斷絕了在長安被迫與他退婚后兩人繼續的來往。

如果按現代文學中常用的一些二元對立的概念來看，如新與舊、東與西、現代與傳統等，在留學生的婚戀故事中，無論是個性解放還是中西結合的差異、對傳統情調的眷戀，都可以說是源于二者的對立沖突與相互交錯，只是在現代文學的大敘事中，更為關注的是由二者所產生的先進與落后等大問題。個性解放在五四新文學中本來就占有重要的位置，描寫留學生的作品中與此相關的，如前所提到的，并沒有超出其他作品中所涉及和探討的問題。中西結合的差異、對傳統情調的眷戀或許能夠帶來一些新的問題，但要么并不是作者所感興趣的、要么被作者輕巧地避開或解決了，都沒有再繼續下去;遠離故土后對傳統文化的眷戀，則在當代臺灣作家白先勇、於梨華等人的筆下有了深入的探討與展示，這隨同中西的文化差異與碰撞，一起成為面臨全球化、跨文化語境下當代中國人所關注的問題。現代文學中描寫留學生在國外求學的作品里，固然也有思鄉情，但更多的則是弱國子民所受到的民族歧視與金錢勢力的壓迫，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民族尊嚴、情感與性的苦悶、追求個人享樂等。此外，以茅盾為代表的對傳統女性形象的再塑造與肯定，以童世舫為代表的對東方情調的“回歸”，與新時期后對“五四”的反思、“國學熱”等文化現象之間，應該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這說明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變革的復雜性，也是現在依然面臨并思考的一個問題。

三、鍍金的“學說”•中西的“合璧”

前面所論述的歸國留學生的生活百態中，無論是喜還是悲，是崇高還是凡俗，都不失其人生的認真與莊重(或許是因為作者更多地將批判鋒芒指向了那個社會與時代而非個人)。然而在另一些作品中，由于作者的敘述視角與諷刺嘲弄的語氣，使一些做著看似同樣事情的人物，卻披上了一層滑稽可笑的外衣，盡管他們本人也不失努力和認真，但許多人顯然并未得到作者和讀者的同情。我們應該相信，在那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就像閉關自守的清政府終于決定向外派遣留學生一樣，大多數人是抱著振興中華、報效祖國等明確的理想和目標出國留學的，但是，當和其他事情一樣變成一種生活方式之后(盡管在當時那只是少數人的專利)，留學的目的也就慢慢“多元化”了，甚至也就沒有什么目的了。方鴻漸曾就此發表過高論:“現在的留學跟前清的科舉一樣，我父親常說，從前人不中進士，隨你官做得多么大，總抱著終身遺憾。留了學也可以解脫這種自卑心理，并非為高深學問。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們出過洋，也算了了一樁心愿，靈魂健全，見了博士碩士們這些微生蟲，有抵抗力來自衛。”［4］(P81)于是，方鴻漸由留學生變為“游學生”，在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了幾門課，最后為了給家人一個交代，又隨便買了個博士學位。盡管他恥于以此示人，但他三閭大學的同事韓學愈卻拿著同樣的文憑，得了教授又得了歷史系主任的職務。#p#分頁標題#e#

當然，像方鴻漸這樣落拓瀟灑、毫無“上進心”或功利心的畢竟是少數，許多人不論家境好壞，是非常“珍惜”這出國的機會的。文博士(老舍《文博士》)在留學期間，“有時候寧肯少讀些書”，也不肯放棄在留學生間的種種交際與宣傳，“為是給將來預備下幫手”，由于其他事情花費太多時間，他因交不上論文，延長了一年才畢業。張愛玲《相見歡》中的伍先生與文博士所見略同，“深知讀名學府就是讀個‘老同學網’”，對“會出個把要人太太”的女留學生和“國內名流的子弟”，極其熱心周到，以此來擴大交游。連北京政府特派調查歐美實業專使的隨員甄輔仁，在紐約住了些日子，回來后便到處對人講“憑著他在前清捐過功名，美國特贈他一名博士”，盡管他的博士照“連帽子都不會戴，把穗子放在中間”，他還是把照片印在名片上四處送人(許地山《三博士》)。

既然留洋是少數人才有的機會，全中國又有多少個博士，況且得到博士學位又那么不容易，使人不能不特別地“自重”起來，哪管做的論文是《麻雀牌與中國文化》，還是《北京松花底成分》、《油炸膾與燒餅底成分》(《三博士》)。文博士回國半年，過去的朋友一個也沒靠上，自己為適應國情而定下的并不過高的希望———“四五百塊錢的事，和帶過來幾萬陪送的夫人”———一個也沒有實現，但一個美國博士，既不能從“下層社會拾個飯碗，搶點飯吃”———如果這樣，何必去美國得博士?也不能“做倒了名譽”，在大學里做個“教員”而不是“教授”———《三博士》中的何小姐以為，一留洋回來，“假如倒霉也可以當一個大學教授”。

最后，在焦委員的指示下，去了濟南。在焦委員看來，“這些無經驗，難于安置，又沒多大學問的新博士與碩士們，頂好是當新姑爺。他們至少是年輕，會穿洋服，有個學位;別的不容易，當女婿總夠格兒了”［5］(P242)。他派文博士到濟南，因為那里的“振興實業”(聯絡富商)和“到民間去”(聯絡富農)的工作都需要人，也就是為那些富商、富農“供給”一些青年，備他們從中選擇新姑爺。這正好和文博士在美國時的宣傳“當代的狀元理應受富人們的供養與信托”不謀而合。不管是為了“增加免疫力”，還是為了日后的飛黃騰達，留過洋的人在大到擇業擇偶、小到飲食起居上，自然有著與眾不同之處。除了那些一味要洋派的人外，如張愛玲《留情》中的楊先生，太太剛生了孩子，就逼著她吃水果、開窗戶睡覺，為此還得罪了丈母娘，把自己的太太也儼然培養成了一位沙龍里活潑俏皮的主婦;多數人還是很注意中西“融合”的。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人所謂的“中西融合”，只不過是從西洋文化中拾得一點表層的皮毛，在“沒有希望的中國”便充當起西洋文化的代言人，在國外，自然又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只是他們所代表并用以融合的，要么是新文化運動早已批判過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腐朽的毫無價值的東西，要么如曹元朗只是將中西文學中的意象、典故生硬地拼湊在一起;這樣融合的結果只能是一些不東不西、不倫不類、毫無意義的畸形兒。比如文博士一面時時不忘自己在美國住過5年，濟南那難以下咽的西餐、沒有沐浴設備的公眾浴池等，使他憤怒地想到自己“不久就得變成個純粹中國人”(這和英士的不愿同流合污相去甚遠);一面又以“當代的狀元”自居，楊家那慵懶淫逸、自成一體的大家族生活對他有著極大的誘惑力，甚至想如果能過上那樣的生活即使犧牲“理想”也無所不可。而他們進行“融合”的目的，如同他們的出國留學一樣，是為了給自己獲得更好的生活能力與條件，這本無可厚非，盡管在現代文學的宏大敘事中，文博士這樣的人無疑是時代潮流中的渣滓，如同作者對他們毫不留情的嘲諷一樣。只是他們還要時時處處用“做穩了奴隸”的優越感，來蔑視、指摘“你們中國人”，只能在臉上再涂些白粉的同時，失去了最后的一點同情。就形象而言，他們是些“扁平”人物，遠沒有那些“由新而舊”的形象豐滿，但是這類在現代文學中不起眼的形象，在當代中國及文學中還是能夠找到他們的“兄弟姐妹”的，這或者就是他們的價值所在。

也許是因為留學生的確在近現代中國的各項事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許是現代文學“啟蒙”與“救亡”主題的影響，才使我們(或許也應該包括作家)以一種先驗的形象或目光來審視他們。那么他們即使不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也應該心懷祖國與民眾，即使他們的努力都以悲劇收場，即使他們最終同流合污，但畢竟抗爭過畢竟推動過時代的巨輪;他們出國即使只是為了“鍍金”，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些中西文化碰撞交匯中的個案，比如生活習俗、婚戀觀念等;如果他們連這些也沒有，那么如張愛玲所言，他們就做這個時代廣大的負荷者吧，盡管平凡、瑣碎，但終究是一種“蒼涼的人生啟示”。如此等等。可能就是依照這樣的邏輯，本文在現代文學中尋找著，似乎也都找到了，有的盡管并不徹底;而在“即使”之外的那些“畸形兒”，也并不是無法界說的“另類”，他們為時代悲劇中過于沉重的個人悲歡增添了滑稽卻輕松的成分，誰知道呢，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許是最符合那個社會的口味，從而加速了它的腐敗與瓦解，這或許是作者沒有意識到的反諷吧。

在現代文學的小說創作中，專門描寫留學生或者涉及留學生的作品盡管不少，但大多是以他們歸國后的生活為主。這從一方面說明現代作家更關注的是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的那些人、發生著的那些事，也是現代作家社會感、時代感的一種表示。前面的分析中也曾談到，在所涉及的同類題材或形象中，如知識分子、婚戀等，那些描寫留學生的作品大多也并未脫離整個社會環境與創作潮流，如果與時代主潮有距離的，也只是作家個人風格的展現，并不因留學生形象而有所不同，如徐訏、張愛玲的作品。我們在當下所關注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等問題，在那些涉及的作品中，也大都是一帶而過，或許是因為在民族生死存亡、動蕩不安的年代，這些都還沒有進入被憂患意識所包圍的現代作家的視野，或者尚沒有余暇去深入思考。但是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所描寫的形象，在當代社會及文學中的延續，使我們在繼續的思考中有了一個可以反觀的比照與回溯的原點。#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