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詩歌的特點

（一）語言含蓄

通過詩歌本身，作者往往并不完全賦予感情的表達，而是通過大量事實或景色的引用起一個側面烘托的作用，關于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情感重心則是采用少量簡略的語言描述，為讀者留下一定的懸念，但讀者又可通過鉆研和思考揣摩出作者向表達的思維和情感技巧。從某種意義上說，古代詩歌給人的印象主要是含蓄、委婉卻又不失節奏的強烈。

（二）塑造典型形象

無論是古代詩歌還是其他的文學作品，大多都通過塑造典型形象來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當時的生活狀態，如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生動形象地表達了作者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過意境的構建來渲染氣氛，將所要表達的典型形象賦予藝術性和代表性的涵義，深刻具體，比如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通過自我的形象塑造將自身的那顆憂國憂民的愛國熱心盡情顯露，也讓后人對他的報國壯志所折服。

（三）增強語言效果

在古代詩歌中，大量的詩人都善于運用優美的語言表達，通過唯美的畫面展示出豐富的內容主題，通過語言效果的增強，讓意境變得形神兼備、五彩繽紛，在一些詩歌中，恰當的語言表現會讓同一事物產生不同的藝術效果。

一、純理論的手稿學

(一)一般理論

一般理論或普遍理論致力于從手稿研究的具體實踐中提煉、概括、建立關于手稿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基本理論。一般理論來源于具體的手稿問題研究，并最終指導具體的手稿問題研究。長期大量的實證研究為普遍理論的獲得提供實踐的基礎，普遍理論對于個案的實證研究具有理論的指導意義。一般理論包括手稿的定義、手稿學的具體內容、手稿學研究的目的和意義、手稿學研究的方法等。手稿是指作品形成之前一位作家書寫的一切形之于符號形態的原始的東西，包括文字、圖像等，其根本性質是原始記錄性。手稿按照語種可以分為漢語手稿、英語手稿、日語手稿等多種。部分作家存在著先用外語寫作發表在國內外刊物上、之后自譯或他譯為漢語作品的現象，比較手稿與譯文之間的差異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不僅如此，用非母語的語言寫作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索的事情。手稿學是以研究手稿現象為基礎或重點的一門學科。手稿學研究的目的和意義，一是考證辨偽。手稿研究可以解決一些學術上頗具爭議的問題，如作品創作的確切時間問題、作家對某個人物的真實態度問題、作家對文學某些問題的真實情感問題等。如，通過魯迅手稿的對比研究，學者得出了如下確鑿的結論:“不同于《兩地書》以及《故事新編》等手稿有魯迅請許廣平代為謄寫的情形，《毀滅》手稿則從扉頁設計到全文謄寫，全部由魯迅親手完成，反映了他對于《毀滅》的重視程度。”嚴謹而科學的考訂工作，使得手稿研究成為文學研究的基礎。二是豐富對作家作品的認識。通過手稿與作品的對照研究，我們可以獲得對文學作品的近距離觀照，進入作家創作的歷史場景，加深對作家作品的理解。“對手稿本的研究還可以把它和作品發表本或初版本進行對校、比較，這樣我們可以更完整地看到作品的前文本與出版本之間的淵源關系、內容差異、藝術得失等。”三是可以進一步夯實文學研究的基礎。現代文學研究的版本意識日益凸顯，但所重視的版本多為初刊本、初版本，而對手稿本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手稿本是文學研究的重要材料，它的發現、出版、利用可以讓文學研究具有更加堅實的基礎。手稿學研究的方法，主要涉及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語言學、傳播學、闡釋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但同樣可以借鑒精神分析學、文學地理學、性別研究、后殖民主義理論等作為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應用在手稿的研究上，可以發掘作家被壓抑的潛意識。“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女性主義的興起，學者們，尤其是女性學者，開始重新發現女性手稿，從事女性手稿的研究，肯定女性在手稿文化中的作用。”女性作家的手稿，經男性批評家提出修改意見、推薦發表后，這個過程之間表現了怎樣的性別權力關系，性別研究的視角可以讓手稿研究獲得新的發現。“一個文學家遷徙流動到一個新的地方，他的感受、體驗、生命意識、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傾向等可能會發生某些變化，其作品的體裁、形式、語言、主題、題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觀等也可能發生相應的變化，也就是說，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會有所減弱，會融進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起草于一個地方的手稿，后來因為作家的遷移，而在另外一個地方定型發表，作家的遷移這個地理因素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著手稿到作品的過程，這是文學地理學的方法。社會分析的方法，主要分析在手稿的修改、潤飾到作品的定型之間，社會因素所起的作用，這些社會因素包括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三個方面。意識形態對手稿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由手稿到作品的定型之間所發生的重寫、改編等主題與形式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是一個時期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審美意識形態，它決定著手稿的風格、體裁、主題。任何一個作家的書寫，都是在一定主流詩學的影響下進行的。贊助人包括在某一歷史時期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個人、某些人物團體(出版商、媒體、政治派別、政黨)和負責傳播文學和文學思想的機構(院校、學術期刊、教育單位)，它們會制約手稿的形態。

(二)專門理論

手稿學的專門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媒介研究:

主要研究手稿的媒介形式與傳播形式。手稿的媒介形式多種多樣，近代以來，手稿的存在形態主要是紙質媒介與電子媒介。紙質媒介是手稿存在的普遍形式。不同的媒介形式不僅影響著手稿的質量和壽命，而且影響著手稿的風格與傳播。“新文學版本的變遷與傳播和接受緊密相關，是新文學傳播史、接受史和效果史的一個重要內容。所以，對新文學版本從傳播學和接受學的角度去研究也很有必要。這需要研究傳播機構、傳播制度、傳播媒介、傳播方式等與新文學版本的關系，需要研究把關人(編輯)、接受者(讀者、評論家、改編者、傳抄者等)對新文學版本變遷的影響。”

一

按人才培養的類型進行高校分類，其最大的意義在于，通過確認高校具體的類型歸屬，可以明晰自身的辦學定位，從而為高校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規定了基本路線圖。我國高等教育教學改革一直作為一種“工程”進行安排實施，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實際上巨大的投入與產出之間是不成比例的，改革的有效性已成為一個值得充分關注的重大課題。在我看來，要提高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有效性，首先應該解決好高校人才培養類型與教學改革設計的適配性的問題，高校的人才培養定位應當成為高校教學改革的基本出發點和根本落腳點。由于應用型高校的獨特性，它處在學術型與技能型高校的“夾層”之中，在實際中不是“就高”偏向學術型，就是“觸底”類同于高職教學，在學校辦學定位和人才培養目標設計中缺乏應有的“定力”，而帶來的教學組織設計以及評價等方面的問題也就更為突出。因此，應用型高校更需要找準自身的人才培養定位，在厘清人才培養類型與人才培養工作實施之間的邏輯關聯中，夯實教學基礎工作，優化教學改革的實施，以切實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目前，應用型高校從數量上看，它占了中國本科高校的大多數，從人才培養的數量看，它培養了大多數的本科人才，因此，基于應用型高校的定位，進一步深化這一類高校的教學改革意義重大。高校的人才培養有其基本規律和組織方式，學生通常要按照不同的學科專業進行分科學習。所謂學科專業其要義是知識理論體系的組織，不同的學科專業其建構各有特異。在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同一學科專業在不同類型高校的具體存在。從總體上看，它既應當遵循本學科專業的基本規律，滿足學生對于本學科專業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能力的一般需求，同時它也需要注意它在不同類型高校的特殊需求，即要處理好專業學科的基本要求與高校類型的特殊要求之間的關系。關于基本要求，我們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1998年8月29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章第十六條提出的高等學歷教育應當符合的“學業標準”：“本科教育應當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本學科、專業必需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掌握本專業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關知識，具有從事本專業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這是對各類本科高校通用的要求。問題的關鍵在于各類不同的高校其各自的特殊性如何表達和如何滿足它的特殊性。就應用型高校而言，人才的“專業性應用型”是其培養的基本目標，因此不同于“學術性研究型”人才培養的高校，它在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方面，對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在系統性上只要求“必需”和“足夠”，而更強化對能力培養的要求。這就是應用型高校不同于學術型高校在人才培養方面所具有的顯著的特殊性。由于培養目標的差異，應用型高校由學術型高校知識理論的一元教學，轉變為知識與能力并重的雙元教學，由學術型高校的從知識理論到創新，轉變為從知識理論到應用，創新與應用，一詞之異，彰顯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本科高校在人才培養方面的不同價值取向和追求。知識與能力并重的教學設計，適配的正是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見，知行結合是應用型本科高校實現自身培養目標的關鍵之所在，它應當成為應用型高校的基本教學思想和人才培養的基本方式。

二

正是在這樣的應用型本科的視閾中，我們來探討中國現代（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問題。視閾的設置便于我們能在一個具體的議程中，建構一個理想的模式，由此觀察話題存在的現實、問題，思考它優化的種種可能。應用型是我們言說這一話題的邏輯前提。在應用型本科與中國現代文學教學這組關系中，應用型是人才培養的根本目標，中國現代文學這一課程自然應該指向總的目標，而這一課程的教學則關聯著實現培養目標的傳授內容、教學模式等，即包含了基于應用型人才培養之需的“教什么”和“如何教”兩個部分。中國現代文學是中文本科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程，它和中國古代文學等課程支撐著這一專業的基本框架。一般地認為，這一課程為基礎知識、基礎理論類課程，通過課程的學習要讓學生掌握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史程及其規律，理解重要作家作品、重要文學思潮和流派等文學史常識等；所以，以往教學只注重其中的知識要素的講授，沒有或很少注意挖掘這一課程中的能力因素的教學。當然，我們言說應用型本科中知識與能力雙元教學，著眼的是這一類型高校教學的總體性要求，并不表示每一門課程都需要或都可以作雙元并置的教學，如文學概論與基礎寫作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課程，基礎寫作本身就應是一門實踐性見長的課程，寫作能力培養應當成為這一課程教學的“主元”，而文學概論本身就是一門理論化程度強的課程，基礎理論和知識的教學，應當是這一課程教學的“主元”。但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能力培養。這里的關鍵是要從人才培養目標和課程內容實際的“有機”聯系中，合理把握知識理論與能力教學的“度”。不同于學術性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的厚基礎、寬口徑，應用型本科中文專業的人才培養，更多地考慮適應某些具體的職業或崗位群進行專業的具體設置。這一類型的高校較少設置通用性的漢語言文學專業，而更多地設置漢語言文學（師范）、漢語言文學（文秘）等專業方向，或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上衍生出秘書學專業。由此可見，在這一類型的高校，通過專業或專業方向的設置，從根本上確定了應用、實用成為學科專業基本的價值取向，由此也規約了在具體的課程教學中需要既重學理也重致用。在這樣的背景中，中國現代文學課程應當而且也有可能有所作為。但就現狀而言，目前這種價值取向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中還懸置于一種形而上的理想，在整體上并沒有付之于實際的行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作為傳統的基礎理論知識類課程，中國現代文學教學中的應用因素并不可以唾手可得，在其中有機地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具有一定的難度；另一方面是教師已有的思維定勢固化了教學行為。具體表現為，一是教學內容依照學術性研究型大學安排，目前采用的教材基本是由“211”大學、“985”大學教授主編的注重學術性、體系化，體量規模較大的教材，過重的學科化、體系化，與應用本科的“應用性”相背離，課程的價值依然停留于“為系統知識而組織”的層面。簡單地搬用研究型大學的教材，不僅無法實施必要的應用教學，而且也使所謂知識體系教學淺表化。目前的現代（當代）文學史教材主要有兩種制式，一種是現代與當代分離，分別編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另外一種是合體的教材，如北京大學嚴家炎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中下三冊，34章，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武漢大學陳國恩、樊星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下冊，39章，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山東師范大學發、魏建的《現代中國文學通鑒（1900-2010）》（上中下三冊，15章，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學黃修己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16章，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蘇州大學朱棟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上下冊，35章，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等。這些教材的大體量與應用型本科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相對較少的課時形成了矛盾。以常熟理工學院2014級漢語言文學（師范）專業、秘書學專業為例，作為學科基礎課程的中國現代文學，師范專業安排課時兩學期每周3節，共96節，秘書學專業安排兩學期每周2節，共64節。很顯然，如果按照通常的學科化體系化教學，這些課時難以承載學術研究型教材的內容，就只能以蜻蜓點水的方式過一遍而了事。二是教學模式的單一化。教學模式對于達成課程的教學目標至關重要。同樣的教學內容，采用不同的教學模式其效果會有很大的不同。應用型高校教學中的應用性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教學模式上的導入。但在應用型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中，比較多的還是教師的單邊主義，以教師講授為主，有的純然講讀預制的PPT，缺少師生的教學互動，較少地安排學生作為另一個主體對于教學的參與。三是在學生學習評價上有一種唯知識化的傾向，考學生對于教材的熟悉、對任課教師所教內容的記憶，以單一的試卷形式考核學生對于知識的掌握，把本為意蘊情趣生動豐富的現代文學簡化為毫無生趣的一堆知識。這不僅使學生無法從中獲得可以應用的能力，而且也會使他們對抽空了具體的文學存在的知識心生厭倦。其結果必然會影響這一課程的教學效果和價值實現。

三

明確了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的目標及其課程教學的基本邏輯，發現了中國現代文學教學中目前還不適配教學對象的主要問題，我們需要回到應用型的定位，回到現代文學課程本身，研究改進教學的具體舉措。

1.我們需要調整并重組現代文學的教學內容，釋放知識教學的空間，為課程的能力培養創造條件。

（一）

一、現代文學語言，白話并簡潔

語言是進行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文學思想進行變革，那么就要現對語言進行改革，魯迅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在語言表述方面，魯迅的文學作品也頗具研究價值，是現代文學語言的典范。魯迅擅長用平白如話的語言闡釋較為復雜的社會關系和人性特點，通俗點講，在現代文學語言的呈現上體現出“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的特點。魯迅先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對采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創作中也一直在堅持自己的白話文學主張，在他的雜文中還對那些反對白話文的人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另外，在“五四”時期，西方文化曾經大量的涌人中國，一些新的名詞也就隨之傳人中國，這個時候作家們在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對于這些新名詞的運用，魯迅先生曾說:“歐法文化的侵人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并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所以說他非常主張主動對這些外國語中的有用成分進行吸收和利用，豐富自己的文學語言。

二、現代文學體裁，新詩應創新

關于文學體裁，魯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設性論述，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且這些論述對于現代文學理論的構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當時新詩的出現，可以說在文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少學者對其進行研究。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但魯迅先生在詩歌的創作以及批評方面都沒有進行系統的論述，他的新詩只有《夢》、《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遠不如他的雜文以及小說的創作數量。魯迅先生對新詩的理論建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魯迅先生認為新詩應該是對真實的情感進行的表達，他對新詩的擇選和對新詩詩人的評價，要求用真實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讀者心靈上的共鳴。第二，魯迅先生認為詩歌創作時應該對其內容進行重視。一首好的詩歌應是內容和形式俱佳的，詩歌對其語言進行有規律的排列組合，有利于精煉文字，使詩歌富有韻律。第三，魯迅先生主張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采用白話作詩，對新詩進行創新。在現代文學發展史上，詩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貴在創新。中國詩歌只有進行創新，才能夠走上新生的道路。這里的創新是指題材內容的創新，語言與手法的創新。

三、結語

總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魯迅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演變的結果，魯迅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先生在小說中塑造了大量不同類型的人物形象，在進行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魯迅研究的過程中，應深究魯迅先生在現代文學題材、語言、體裁方面的主張，通過研究魯迅的人生選擇與創作道路，促進現代文學的發展。

一、網絡資源中現代文學史料的應用

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史料隨著時代記載歷史手段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著改變。從早期的甲骨文、竹帛、紙張到圖片、影像以至于今天的電腦網絡時代，記錄手段的不斷更新，也豐富和拓展了史料的概念及范疇。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談道，“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對于當下的現代文學研究而言，大量現代文學史料的電子化和網絡化則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新問題。對此，我們如何去認識和利用，目前似乎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意見，但不可否認的是，網絡正在起著補充和替代傳統圖書館的作用。一方面有大量已出版的圖書資料通過影印掃描形成電子文本的方式置于網上供研究者在線瀏覽閱讀，一方面大量數據庫的出現囊括了以往研究的大部分論文，通過上網檢索便能輕易獲得相關的研究成果，更有一些史料不經紙媒出版而直接發表在網絡上。

隨著網絡資源中現代文學史料的大量出現，逐步減少了以往研究者對現代文學史料應用、普及方面的一些顧慮。如馬良春先生早在80年代就意識到因資料的“搶救”、影印工作的落后，而給研究者和教學工作者帶來無法接觸到原始書刊的苦處；也有學者認為“文獻管理體制的落后以及傳統文獻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無法適應現代文化變革需求”，是現代文學史料建設長期滯后的原因之一。而這些問題隨著網絡帶來的便利，都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部分的緩解和彌補。通過互聯網，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個“流動的圖書館”，它不僅包含著豐富的學術資源，而且還具有查閱的快速、便捷、省時和超大容量的存儲功能等優點。尤其是現代文學史料的境況又異于古代文學史料，在現代科技的影響下，現代文學史料借助錄音、攝像、攝影等技術還保存下諸多影音史料，這類史料的保存和傳播更需要依賴于網絡。在2008年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有學者就呼吁“以現代數據庫管理方式建立現代文學學科的資源庫，并且從數據處理、資料歸類的技術視角闡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網絡已經與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作為現代文學史料新載體的出現，正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可以說隨著網絡的發達，網絡資源中的現代文學史料已經在較大程度上推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進展。

因此，借助網絡資源進行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已經成為研究者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網絡學術資源對學術研究帶來的便利，也已經得到多數研究者的認可。一篇學術論文從構思到資料搜集再到行文發表，都會同網絡發生或多或少的聯系，尤其在史料搜集方面。一位研究者說：“身處e時代的人文學者，在史料搜集上，除借助工具書之外，又多了一個選擇，那就是電子數據庫。臺灣學者黃一農在其著作《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引用文獻1099種，正是得益于數據庫的方便快捷。”網絡資源的重要性在筆者所寫《抗戰初期〈風雨〉周刊研究》一文的過程中也深有體會。《風雨》周刊系抗戰爆發后創刊較早的幾個重要文學刊物之一，它于1937年9月由嵇文甫、姚雪垠、王闌西等在河南開封創辦，前后共出版了二十七期，對于推動抗戰文藝運動的開展，鼓舞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份刊物雖是地方性期刊，但影響所及甚廣，其范圍不僅限于河南，還波及武漢、西安、蘇北、山西、蘭州、重慶、延安等地，是當時推動抗日救亡文藝運動的重要輿論陣地。這樣一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期刊，在包括當時創刊地開封的河南大學圖書館也不見蹤跡，這就嚴重影響了學界對她的關注和研究。但這份重要的期刊卻通過網絡，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的“民國期刊”一欄找到了第3到27期，且能夠全文瀏覽。通過閱讀筆者發現了這份刊物刊發了一大批來自平津滬等地的流亡作家的創作，他們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救亡文化活動，唱響了中原地區抗日救亡的洪大歌聲，為河南也為全國抗戰初期文藝運動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再舉一例，日本學者巖崎菜子也通過網絡檢索美國馬里蘭大學普蘭格文庫，發現了十多篇冰心的佚文，寫出《冰心旅居日本期間的佚文的發現與美軍“占領期”的審查》一文刊發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1期。

此外，網絡對域外史料的收集也帶來便利。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和港臺及海外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們在查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時，眼光就不能僅局限于大陸，而是要將其伸展到港臺、海外。鑒于特殊的地域原因，在一段時間內，部分國內研究者對大陸之外的學術資源接觸較少，而通過網絡則可以部分地彌補這一缺憾。臺灣“國家圖書館•臺灣廣域數位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資訊網”、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等網絡資源建設工作都做得比較好，已成為大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一個重要參考。譬如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網”已經把諸多在香港出版的現代文學的重要報紙期刊影印版傳到網絡上，方便讀者瀏覽下載。其中包括《人人文學》《八方文藝叢刊》《大眾文藝叢刊》《香港文學》及《大公報》《文匯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的文藝副刊等。筆者在這一網絡資源中查閱時，就無意中收獲了師陀的兩篇文章《再談風格》和《一仆幾主？》。這兩篇文章對于認識師陀晚年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再談風格》發表于《香港文學》1986年第13期，在《師陀全集》中未見收錄。通過仔細查閱比照，筆者發現它和《全集》中的《我的風格》一文有部分內容重合，但也有不少增刪，兩篇文章標注的寫作日期又都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由此可推測該文是《我的風格》一文的另一版本。《一仆幾主？》發表于《香港文學》1985年第7期，無疑是篇諷刺當時中國內地官僚體制的小文，采用第三人稱敘述，以汪長統（與師陀的原名王長簡頗似）與友人章寄飄的對談為主，全文充滿了無奈之情。文章一方面諷刺上海的市政建設，“他在這里居住了三十一年，只見馬路扒了鋪，鋪了扒；扒了再鋪，剛鋪好再扒。如此下來，每日扒鋪不止，大有‘愚公移山’精神”；另一方面對造成這種奇怪現象的原因做了剖析，“任何政府都有衙門，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應該有衙門；只是衙門泛濫成災，坐在衙門里自稱‘人民公仆’的老爺們泛濫成災，好的坐在衙門只管劃圈圈，白拿薪水不辦事；壞的只會結黨營私，逢迎拍馬，相互排擠，為的是升官爬上去，他們做盡了壞事”。此文在藝術上雖未有多少閃亮之處，卻寫出了“”結束后中國的另外一種真實狀況，傳達出作者的某種焦慮感。除了師陀之外，還有很多作家在香港等域外發表了大量文字，研究者通過網絡可以足不出戶就獲取到相關史料。

二、網絡資源中現代文學史料的鑒別

網絡為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發掘新材料提供了可能，但我們也應認識到網絡資源中各種史料在大量涌現的同時也可能是泥沙俱下。網絡這一新載體的出現，在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帶來便利的同時，隨之衍生的問題也不少。

一、堅持課堂教學的核心作用和教師在教學實踐體驗式活動中的組織中心地位。

其一，在教學實踐中我們發現，許多來自國外的教改理論與國內教育環境和教學現狀嚴重脫節，只能作為理論概念來探討，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教學活動當中。典型的例子如學生主體論。從理論上講，任何教育活動都應以受教育者為主體，讓其自主完成學習過程和學習任務。可是，此理論有一個大前提，即受教育者必須長期置身于自主性學習的教育環境中。試想一下，我們存在這樣的環境么？讓剛從應試教育環境中拼殺出來的大一學生自我管理和自主學習，無異于放任自流，“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理論不切實際之處，顯而易見。其二，現代文學的教學內容龐雜，需要一定歷史文學知識的積累和儲備。現代文學的范圍雖說只有短短30年的時間，可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紛至沓來，且背后大多涉及復雜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運動以及重大歷史事件，這對那些知識儲備嚴重缺失的學生本來就一頭霧水，讓其自主學習，結果只能是攪一鍋糨糊，連基本線索都理不清楚。其三，嚴重不足的課時和課外閱讀時間也不允許學生進行自主性學習。學生課外時間有限，沒時間準備和思考，課內師生更沒時間充分交流和討論，一來二去，教學效果必然像夾生飯，學生對基本的專業知識沒掌握，獨立思考和學習能力亦沒養成，徒勞無益，白白浪費了寶貴的大學時光。鑒于上述問題，我們緊緊抓住課堂教學這根主線，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教學活動的開展是在教師的設計、組織、引導下進行的，一定意義上，教師決定了教學活動的性質與效果，而把關注點集中于學生，忽視教師，顯然是片面的認識。”我們把現代文學史的框架、發展脈絡，重要文學思潮的特點、背景和影響，重點作家作品的分析、鑒賞，這些教學內容要在課堂講授中完成，目的是構建學生的專業知識基礎，這也是兜住教學之底的基本要求。對于那些基礎較差，主動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來說，這種課堂上的“強制灌輸”，不失為一個差強人意的好辦法，起碼使其不至于對本課程“一無所知”。不放棄一個學生，保證每個學生不掉隊，是教育的底線，我們的教學必須守住。大學教育不僅是知識和技能的教育，更是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教育。“要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協調發展，繼續深化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實現從注重知識傳授向更加重視能力和素質培養的轉變。”所以，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識和學科素養，只是現代文學教學目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文學審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寫作能力。然而，拓展學生的文學審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寫作能力，僅靠少得不能再少的課堂教學是遠遠不夠的，有針對性地組織學生進行大量而有效的課外實踐活動，才是培養和提高學生綜合實踐能力的重要支撐和重要渠道。另外，更重要的是，課外實踐活動教師不能撒手不管，不能完全交給學生去“自主學習”。課外活動是集體活動，至少以班級乃至年級為單位，需要制定明確計劃和實施方案，協調各方關系，管控活動進程，推進預期效果，而學生不具備這個能力和條件。所以，教師還應該擔負起組織和引導責任。當然，我們這里強調的是“組織引導”作用，而不是像在課堂上一樣的“主導”作用。

二、現代詩歌和散文量大質優

名家名作迭出，課堂教學只能涉及魯迅、郭沫若、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艾青、穆旦、周作人和林語堂等具有文學史轉折意義和流派首席代表的作家作品，大多數作家作品只是點到為止。其原因一是課堂教學時間有限。現代文學課程一學年102課時，若除去節假日，常常不滿100課時，靠課堂講授很難全面完整地將現代文學優秀詩文之美呈現出來。原因之二是詩歌和散文與其說不好講，不如說“講”不是最好的教學方式。一方面教師要將感性體驗與理性分析的和諧度把握得恰到好處，另一方面需學生積極主動進行課外閱讀和課堂配合。否則，課堂效果很難出彩。毫無疑問，詩歌與散文最有效的學習方法是個體閱讀。通過閱讀領會文（詩）意、體驗情感和品味人生，潛移默化提升審美能力和想象力。可是，基于個人興趣而主動閱讀的學生并不多，而且，每個人的興趣點是有限的，個體閱讀易使閱讀固化，造成閱讀面狹窄。如何調動大多數學生的閱讀興趣，擴大閱讀視野，體驗閱讀美感，并有效檢驗閱讀效果，是擺在教師面前的一道難題。各高校通行的解決辦法之一是舉行詩文朗誦會。我們根據民族地區高校學生的實際情況，經過多年摸索，基本形成具有自己風格和特色的詩文朗誦會。首先，有目的、有目標地將詩文朗誦會與教學活動緊密結合，循序漸進，逐步深入。現代文學是學生剛入學就接觸的文學課，學生們對現代文學甚至文學還處于初步認知階段，不能過早壓擔子，所以，現代詩文朗誦活動必須分步實施，由淺入深。我們的措施是兩步走：第一學期舉行集體朗誦會；第二學期開展個人朗誦比賽。第一學期以班級為單位舉行集體朗誦會，朗誦作品是郭沫若的《鳳凰涅槃》。《鳳凰涅槃》是20世紀20年代詩歌的最強音，具有里程碑意義，是第一學期現代文學教學內容需要重點掌握的知識。它氣勢磅礴，情感充沛，變化多端，非常適合集體朗誦。學生們根據自己的閱讀體驗，揣摩詩歌的思想內容和情緒流程，分角色，想變化，或領誦或合誦，或男聲部或女聲部，或對話或自白，朗誦體驗強烈，朗誦氣氛熱烈。活動不僅強化了學生對本詩的理解，提升教學效果，而且極大地調動起學生閱讀現代詩歌的興趣和積極性。同時，通過這樣的集體朗誦活動，也能加深新生之間的交流，并激發他們的團結合作精神和集體榮譽感，為后續的學習和校園生活打下良好基礎。第二學期開展個人朗誦比賽。個人朗誦比賽一般在每年五月底六月初舉辦，亦有遙敬白馬湖作家群的意思在里邊，故名“我們的五月我們的六月”詩文朗誦會。此次朗誦會在現代文學課程接近尾聲時舉辦，旨在全方位檢驗本年級現代詩文學習成效，因此規模大，要求高。程序上，先在班內選拔。要求每個學生都要參與選拔，學生自己選定朗誦內容，并由同學們公議，選出前十位，參加年級比賽。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每個同學都能主動閱讀作品。同時，在挑選心儀作品和評議其他同學朗誦的過程中，訓練和培養學生詩文鑒賞能力、評判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然后，匯集年級擬朗誦篇目。要求減少重復率，原則上重復不超過兩篇，而調換篇目的過程，就是再一次強化學生的閱讀量和閱讀面的過程。最后，經過精心準備———背作品、演練動作、選服裝和挑配樂后，正式參加比賽。其次，有意識、有目的培養學生的自我管理和組織能力。兩次朗誦會的前期準備工作均由學生自己完成，學生們集思廣益，不斷創新朗誦模式，提升朗誦效果。第一學期的集體朗誦注重集體智慧。每一年級或每個班級的藝術處理都各有不同，變化和差異較大。比如，同一段落或角色，有的班是集體朗誦，有的是分男女聲部，有的是分組，有的是個人，朗誦效果大不一樣，這說明學生們對詩意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教學目的自然就達到了。第二學期的個人朗誦會更加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和自主性。朗誦篇目學生自己選，參賽資格由學生公舉，主持人自定或毛遂自薦，評委學生自己當，組織協調工作學生自己干，一切由學生自主自理。教師放手讓學生自己做，既調動起學生的朗誦積極性，也鍛煉了學生的獨立策劃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再次，堅持發放朗誦活動評比的鼓勵性獎勵。個人朗誦比賽雖然只是教研室層級的教學活動，但得到了學院的大力支持。在經費窘迫的境況下，學院每年都擠出一定資金，支持活動。我們用這些少量經費買一些與現當代文學有關的新書，作為參與學生的鼓勵性獎勵，并要求所有學生傳閱，意在引導和督促學生多讀書，讀好書，提升學生閱讀層次和品味，擴大學生的閱讀范圍和思路。最后，邀請院系領導和寧夏著名青年作家與學生互動交流。詩文朗誦會尤其是第二學期的個人朗誦比賽，經過近十年的培育，影響面逐漸擴大，已成為學院教學活動的品牌項目，受到院內外各方面的重視。院系相關領導近三年來場場出席，在實踐體驗式的教學殿堂拂去塵音，聆聽經典，同沐詩情；在莊重與輕松的氛圍中音共話文學，泯師生之界，議感觸之微，享心靈之凈，直有浴沂風雩之情高意真之境。個人朗誦比賽還有一大特色，就是每次邀請一位寧夏青年作家參與活動，讓學生與作家面對面交流，談文學，談創作，談讀書，分享文學背后的故事。有靜心聆聽，也有觀點交鋒，場面真誠而令人感動。師愿每位同學心中裝著朗誦會的記憶走世界，于感念文學中，安穩前行。

三、詩歌散文而外，現代戲劇教學亦不易在課堂上取得理想效果。

據調查，來自偏遠山區的學生進大學前從未看過話劇，城市學生也極少到劇場觀看話劇，學生對話劇普遍具有陌生感，這就使得課堂話劇教學往往如隔靴搔癢。因此，讓學生體驗話劇的舞臺感和現場感，真正理解話劇的精義所在，進行話劇教學演出實踐是不二法門。可排演話劇不像詩文朗誦，一個人就能完成。演話劇不僅費時費力，而且需要多人參與合作。話劇活動時間長，協調跨度更大，組織難度更高，對學生的熱情和教師的耐心都是不小的考驗。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幾年的摸索，我們還是找到了比較可行的辦法。首先，提早布置，人人準備。第二學期開學初，便將本學期排演話劇《雷雨》第四幕、從各班中挑選最合適角色的信息告訴學生，讓他們各自選擇角色，自由組合，分成演出小組，在課余時間排練。原則是每人必須選定一個角色，加入一個小組排練，演出與否，均與平時成績掛鉤。保證人人有角度，人人有演出。其次，期中預演，集體評判。經過兩個月的排練，各小組在班級進行匯報演出，全班同學既是觀眾又是評委，并就每組每個角色的演出效果進行討論評價，選出演得最好的角色，重新組合成一個演出班子，繼續做院校級公開演出準備。這個過程極大地調動起學生研讀作品的熱情，演出效果又出奇又出彩。效果一，促使每個學生認真仔細地閱讀《雷雨》。學生要想選定自己的角色，一般性閱讀是做不到的，必須進行反復比較的思考性閱讀，并揣摩、吃透扮演角色的性格和特點，才能找到適合自己和自己喜歡的角色，這就大大促進了學生對作品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同時，從《雷雨》入手，逐漸培養起學生對于話劇的興趣，許多同學不僅延伸閱讀了曹禺的其他作品，還對其他話劇作家的代表作品有所涉獵，可謂一舉多得。效果二，引入競爭機制，激發起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每個人都渴望獲得別人的承認，大一的學生正處于表現欲和好勝心強的階段，所以，學生們參加話劇排演的積極性很高。小組演出評比時我們發現，學生不僅表演十分認真，討論也相當熱烈。誰演得好，誰演得不好，都要說出所以然。因為每個人身上都有角色，所以大多評論起來頭頭是道，有理有據。隨著表演和討論的深入進行，學生們對劇中角色性格與作品內涵主旨的理解、把握就更到位，也達到了深化教學和自主學習的目的。效果三，創造舞臺實踐機會，從體驗表演中體驗人生，豐富人生，增長學養。可以說，絕大多數學生沒有上臺表演話劇的機會。在大學期間與話劇能有一次零距離接觸，并親自參與表演，體味表演的細微之處，相信會給學生們的大學生活帶來豐富內涵和人生體驗，并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也會使學生保持對話劇及表演藝術的欣賞和尊重，從而具備中文專業出身者應有的文化素養。效果四，公開演出，不僅出色出彩，擴大了影響，而且同學們樹立起寶貴的自信心。公開演出是同學們自己爭取來的。之前，由于沒有合適的機會和平臺，《雷雨》演出只在班內進行。2011級文秘班的同學覺得意猶未盡，提議在“我們的五月我們的六月”詩文朗誦會上助興演出。老師覺得可以讓同學們試一試。同學們馬上全身心投入排練，組建了演出班子，導演、意見觀眾、道具和音效一應俱全，每個人的臺詞背得爛熟，還專門去寧夏話劇團租借了演出服裝。上場后，學生演員們很快進入角色，表演大方又專注，語氣、表情和動作相當到位，一下就把觀眾帶入劇情氛圍，贏得師生觀眾的一致好評。因而，下一級的《雷雨》演出就成了師生的共同期待。小組表演結束后，沒等老師布置，2012級的同學自動接力，主動開始排練，并邀請演出同學做指導，聽取意見，吸納經驗，公開演出更上一層樓，在師生中的影響力日漸擴大。有了兩個年級演出基礎，同學們的信心大增，醞釀成立話劇社，意欲排練更多的劇目，保持演出。效果五，樹立榜樣，形成傳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目前，外國文學教研室表示，要借鑒現代文學體驗式教學實踐的經驗和方法，排演外國經典話劇。相信在人文學院師生的共同努力下，話劇體驗式教學實踐前提下的話劇演出活動，一定能繼續傳遞下去，發揚光大，形成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優良的教學傳統，讓更多學生受益。

四、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培養的是具有中文知識和中文修養的專業型人才

一、傳統思維方式對文學現代性的誤讀

現代社會中，文學的現代性是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中國現代文學在復雜的矛盾過程中生成，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這兩種異質的文化在現代社會相遇時便產生了激烈的沖突、碰撞，兩者充滿了悖謬、矛盾，但也有契合之處。不過，許多研究者對這一過程的矛盾性、復雜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他們依從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來理解闡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近現代文學轉型時期，現代文學的先驅者曾大量地介紹西方文化思潮、引入文學作品，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作家都有意識地接近西方現代文學傳統，吸收、改造了西方文學的模式和手法進行文學創作。外國文學傳統對于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作家起到了參考系的作用，許多批評者據此認為：現代文學自生成起便奉西方理論為圭臬，因而西方文學傳統及價值體系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追求的惟一目標，中國文學傳統在其強勁沖擊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斷裂，這一時期現代文學的民族性也隨之徹底消解。持這種看法的不在少數，他們把現代性和民族性截然對立起來，認定民族性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內涵，它同西方的現代性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方式使他們產生了這樣的認識。但是，我們能否對民族性、現代性做出如此簡單的界定、區分？顯然是不能。例如：能否因為五四文學對傳統文化進行了無情批判就認定它是中國文學傳統的一次徹底斷裂呢？筆者認為不能，原因有兩個：

1.就新文學構建的目的來看

其作品大都包涵著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焦慮以及希望民族獲得新生的愿望，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在中國知識分子心里長期積淀的產物，無論是魯迅的社會啟蒙、郭沫若的民族再生理想、聞一多的愛國熱望以及茅盾的社會剖析都以關注社會現實、力求挽救國家危亡為前提，這種使命感與責任感正是中國文學傳統憂國憂民情懷在現代社會的主觀抒發。現代文學的先驅者們把批判鋒芒指向傳統，其目的并不在于解構中國文學傳統中的一切，而是要汲取西方文學中的養分，重構富有活力的民族新文學，這一過程是在對傳統的反思、批判中實現的。在今天看來，無論是“甲寅派”，還是“學衡派”，它們的確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但這些思想還是為現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足以借鑒的資源，即使是曾鼓吹“全盤西化”的胡適也不斷地修訂自己的主張。沒有批判就不會有對民族傳統更好的繼承，沒有汲取，現代文學也就不可能發展，這一點文學先驅者魯迅始終堅定著自己的信仰。魯迅在早期的《文化偏執論》中就提出“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文化構想，中期在《看鏡有感》中號召新文化的先驅者們必須有一種能夠“自由驅使，絕不介懷”外來的“漢唐氣魄”，后來魯迅又提出建立既要有現代的形與色又要不失民族靈魂氣質的現代中國文化，而30年代王新命等人提出“存其所當存，去所當去”“吸收其所當吸收”的對待中外文化傳統的原則與魯迅在后來提出的“拿來主義”相類似。總之，現代文學先驅者們用西方文學思想作為參考系并將其傳統“中國化”，來剔除文化傳統中落后的舊質，重建民族新文學，這是對文學傳統進行審視、整合、重構的過程，文學的民族根性并沒有在反思、批判中消失，而是在此過程中尋求新生。

2.就文學的表現載體來說

許多人認為新文學采用 文學研究白話文進行創造，這是中國漢字在外來文學的沖擊下的痛苦嬗變過程。這個過程中的痛苦應該是有的，但我們還應注意這里還存在著文學自身變革的問題。早在維新時期，譚嗣同、梁啟超就提出“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觀點，黃遵憲則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主張，可見白話文并非新文化先驅的首創，它體現了先驅者對前人變革文化傳統的總結。另外，變革后的漢字更多的是形體的簡化，漢字內在的象形性思維、線條性風格依然沒變，用母體文字進行言說，本身就是文學民族性的最好體現。現代文學受到西方文化傳統的影響，較明顯地體現在“形”與“色”的外在形式上，代表“靈魂氣質”的民族根性并沒有喪失。現代文學是在傳統文化同西方現代文明的沖突、碰撞，融合中生成、發展起來的。研究者們更多地看到沖突、矛盾，不注重期間的融合，這顯然是二元對立思想限制下的產物，不僅禁錮了研究者的思維，也限制著對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入探討。文學活動是一個多方面多層次的復雜過程，它是不可能完全遵照某種單一的理論范式進行的，因此用簡單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來研究現代性是行不通的。何況，文化間的對立、沖突本來就是現代性的一大特點，沒有對抗與沖突也就沒有現代性。研究者如果不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只能是觸及文學的表層理論，無法探求文學現代性的本真面目。

二、新型動態思維方式對文學“現代性”的理解與重構

一、中國現代文學面臨的語境局勢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和發展

鴉片戰爭，使得中國的國門被打開，而我們的知識分子也深刻意識到國家的落后，文學界由此覺醒，并積極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過猶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對文言文”等口號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與文學受到強烈排斥，這種過于極端的決定未免顯得急躁了，也正因為如此使得中國現代文學今后的發展遺留下不小的隱患。20世紀初的文學革命，將現代文學的序幕正式拉開了，有傷痕文學、鄉土小說和九葉詩派等。一直發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說、奇幻小說和都市言情等出現，表面上看來現代文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態勢。但仔細追究，我們會發現繁榮的背后正是一派虛無和浮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論的影響，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產生的影響也很深，而我們自己的文學史和本民族的文學意蘊已越走越遠，我國的現代文學可謂是進入了“瓶頸”。

(二)文學“斷裂層”

現代文學史已有近百年的時間，然而卻尚未真正出現能與古代文學相媲美的文學作品。沒有一部小說可以與《紅樓夢》比肩，沒有一首現代詩歌可以與唐詩相對抗的詩歌。文學是一門較為感性的科學，其應當具有一定的現代性以反映當下的真實生活，同時也不能與歷史母體相脫離。在經過歷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現代文學中鮮少出現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只知向前看卻忘了回顧身后，因而使得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出現了“斷裂層”。

二、古代文學資源的傳承

(一)豐富的古代文學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