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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不均衡發展戰略的選擇以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實踐偏差，農村與城市差距進一步拉大，而農村經濟也進一步分化，產生出自己的二元結構，即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并存的現象。就農業本身而言，人們將農業資源（土地和勞動力）看成是“弱質”資源，一直關注農業規模化經營的路徑選項。本文從中國過渡農業現實和農業成長經濟理論出發，探討中國現代農業道路的模式選擇。   1傳統農業、現代農業與過渡農業：理論標準與中國現實   1.1理論標準   何謂傳統農業？“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可以成為傳統農業”[1]27。舒爾茨提出了判斷傳統農業的標準：（1）要素標準。“農民用的農業生產要素是自己及其長輩長期以來使用的，而且在這一時期內，沒有一種要素由于經驗的積累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33。這里要注意的是，要素是世代經驗積累的要素而且沒有明顯的改變。（2）穩定性標準。傳統農業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經濟均衡狀態，即已有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是有效率的，即它是有效且貧窮的。現代農業是一個相對概念，既相對于傳統農業而言，更主要應以當時發達國家既有現代化成果為參照，不同時期也應該有不同的內涵。在中國，20世紀50、60年代，人們以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和化肥化來概括現代農業的內涵和特質。改革開放后，關于現代農業的內涵有了一些新的表述。例如：（1）以科學化、集約化、社會化和商品化代替原來的“四化”；（2）用現代科技（尤其是生物技術）、現代裝備、現代管理、現代農民來概括現代農業的內涵；（3）還有人認為，生態農業或可持續發展農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農業，以區別于以往把現代農業等同于“石油農業”的偏向。“現代農業就是以相對完善的生產條件和物質裝備為基礎，有效運用現代化的手段、科學技術和管理方式等要素來組織生產和經營，并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農業”[2]。何謂過渡農業？邁克爾•P.托達羅把農業生產演變過程分為三個主要階段[3]：第一和最原始的階段是純粹的、生產率低下的、基本上處于僅足糊口水平的傳統農業；第二個階段是所謂的多樣化或混合的家庭農業。在這一階段，生產的產品一部分供自己消費，而另一部分則銷售給商業部門；第三階段可稱為現代化的農業，在這一階段，專門從事為滿足商品市場需求的高生產率的專業化農業。舒爾茨認為，任何一個農業獲得了一種有利的非傳統生產要素的國家或社會都屬于這種過渡類型。按農業所達到的階段和已經準備好并可以采用的有利的新農業要素的數量來看，這是一個包括廣泛的農業部門的大類型。這一定義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在實踐上較少操作性。盧榮善教授認為應對其加以適當補充[4]，即“運用一種現代生產要素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適應性調整的農業屬于過渡型農業。”它具有以下一般性特征：（1）生產單位是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生產經營的復合體；（2）現代技術與傳統技術并用，且呈上升趨勢；（3）農業土地生產率并不低但勞動生產率低下；（4）產業結構單一；（5）土地制度對農業發展的約束力大，等。   1.2中國現實   從上述傳統農業、現代農業和過渡農業的涵義和特征，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基本上正處于托達羅所說的第二階段、舒爾茨所說的過渡型農業，是一種二元農業結構，它既有現代農業的“縮影”，又有傳統農業的“影像”[5]：（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按成員權均分土地，土地條塊分割，插花式土地分布狀態，很難實現農業的機械化、集約化，技術使用的邊際成本較大，受土地規模和經營能力的限制農業機械的使用率較低且更多的還停留在提供社會性服務的層次上；（2）農民的教育水平較低，“向農民投資”不夠，農民傳統經驗與現代科技的協整能力低；（3）由于受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的影響，采用技術行為具有明顯的差異性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理性”；（4）長期以來為解決溫飽或脫貧問題，人們重視農業技術的經濟性能而忽視生態性能，農業資源浪費和生態破壞的現象較為普遍，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差。   2農業經濟：規模經濟抑或成長經濟   規模經濟簡單地說，是指長期平均總成本隨產量增加而減少的特性，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是一種有效且均衡的經濟狀態。規模限制主要有三種情況：（1）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市場經營主體模型中，限制被假定為隨著單個產品的額外數量被生產出來后，生產單個產品的成本上升，一般認為是由管理局限（規模太大導致管理成本越大）帶來的；（2）在壟斷競爭市場中的市場經營主體模型中，這一限制一般認為是由市場局限（導致銷售收入降低）帶來的；（3）除了以上兩種情況，現代經濟學家已開始注意到由于不確定性前景（由于搜尋信息的成本和彌補風險的需要）給規模帶來的限制。對于中國農業而言，主要是第三種情形造成的。所謂“成長經濟”，簡單而言，可以認為是不同于“規模經濟”的一種經濟，即不是由市場經營主體達到的所謂“規模經濟”而導致的“經濟性”，而是由于其成長導致的原來沒有利用好的資源更好地被利用的一種“經濟性”。成長理論認為，生產過程的“輸入”并不是資源本身，而是“資源產生的服務”，資源可以窮盡，但生產服務卻很難。成長經濟不同于規模經濟。成長經濟是一種內部經濟，“成長僅為在給定條件下的規模的調整……規模只是成長過程中的副產品，沒有‘最適宜’的”[6]2。無論在什么時候成長經濟的獲得都是一個過程，是過程均衡；規模經濟是一種狀態，是結果均衡，是成長經濟的副產品。這一過程使內部不斷涌現出未經使用過的生產性服務或使原有資源的生產性服務得到充分利用。成長經濟可以是規模經濟，也可以不是規模經濟，成長經濟可以存在于任何規模的生產經營主體———企業或農戶中。因而存在一個有趣的悖論[6]120：成長經濟與最有效地利用社會的資源是一致的，但過去成長的結果———任何時候所達到的規模———可能并不具有相應的優勢。中國農業成長經濟可以看成是在穩定的基本經營制度和已有的土地規模下，由于農業投入（主要是資金和科技）的增加，使農業內部資源使用效率（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等）提高，從而使農業經濟增長或農戶收入增加而導致的經濟性。這些“經濟性”包括許多農業資源生產性服務的“免費”的利用：土地撂荒減少、土地生產率提高、農業人力資本提高、農戶儲蓄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增加、農業資源重新配置和農業投資方向的改變等。#p#分頁標題#e#   3現代農業道路與中國選擇   3.1現代農業道路選擇及其理論依據   西方農業生產經濟學從微觀經濟研究出發，把農業資源稱作“農業生產資源”，認為一切農產品都是由各種生產資源耦合而成的，并把資源分為土地、勞動、資本和管理。其中資本是指一切人類生產之物，如人工降雨等人類加工的自然物，以及人造的生產資料如種子、化肥、機械設備等，實際上就是本文所探討的農業技術產品供給；管理是指人們組織經營的能力，其中包括農業技術的應用能力，實際上就是技術需求能力。而在農業中，技術一般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機械技術，二是生物（化學）技術。機械技術屬于“勞動節約型”技術，它的開發和發展，一般是由勞動資源不足和短缺引起；生物技術屬于“節約資源型”技術。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發展現代農業過程中，對技術有不同的選擇，一般來說都是根據人地比例狀況進行選擇。大體上有三種類型[7]：一是人少地多國家，如美國，側重用機械代替勞動；二是人多地少國家，如日本，側重于采用生物技術，彌補土地不足的缺陷；三是介于兩者之間的類型，人地比例中等，如法國，既重視生物技術，又重視生物技術。   3.2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選擇   關于中國現代農業道路取向，國內外學者大體認同“人多地少”模式，強調技術、資金投入和規模化經營。如舒爾茨（1994）指出“當歐洲還處在黑暗時代地時候，中國已經出現了當時的農業現代化。……中國有非常成功的歷史，農業非常發達，靠勞力密集，但是沒有發展成為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現代）農業。”蓋達爾•約翰遜認為“為了使生產率繼續提高……中國農業必須實現資本對勞動力的大量替代。農業生產單位的規模也必須不斷擴大••••••從長遠而言，中國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以實現農業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持續的現代化。”[8]林毅夫（1994）認為“家庭農場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增長的更為適當的制度，中國的未來改革應該加強剛剛建立起來的農戶制度的地位”[9]。   在我看來，對于一個傳統農業所占比重大、傳統農業的路徑依賴強的中國而言，現代農業道路選擇僅從技術或單純的“資源比”視角來看是不全面，從某種角度來看，也不能發揮中國農業生產資源的比較優勢———人多。依據彭羅斯的成長經濟理論，資源是可以窮盡的，但資源提供的服務是無限，由此可以判斷依靠技術、資金投入、規模化經營不是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唯一選項。   從中國過渡農業的位勢和農業成長經濟的理論出發，我認為，中國特色現代農業道路取向，應該是雙重的。一是走中國“式”現代農業道路，這一道路的選擇主要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農戶農業。飯沼二郎在批評日本農業現代化時，認為日本應向中國學習，中國是以傳統為基礎的農業現代化，提出農業發展要重“式”的問題。中國現代農業道路選擇要尊重中國傳統農業的“式”———精耕細作的綠色農業。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現行農業的制度生存空間，也是現行農業存在的主體模式。在中國“發展現代農業，要在穩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進行”（張曉山，2008）。因而片面的追求技術資金的投入和所謂規模化經營既不符合農業成長經濟規律，也不符合現行的穩定農業家庭聯產承包的政策，更不符合中國農民的技術使用行為心理的差異性、傳統習慣和現代技術的協整能力低下的現實。因而應從農業過渡階段的發展位勢和農業生產資源服務出發，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綠色農業。胡培兆認為，“按科學的種植和管理能培養出優質綠色農產品，就是農業現代化”，“中國農業的前途在于發展機械化大農業與勞動密集型的園藝小農業相結合的現代化農業”[10]。二是走世界現代農業道路，這一道路選擇的主體主要現代農業因素占的比重較大的農業部門，比如國有農場以及規模化經營條件成熟的發達地區鄉村農業。就技術投入而言，中國要走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并重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以確保中國糧食安全，實現經濟效率與生態效益雙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