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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識調查范文1
醫學相關法律知識問卷調查涵蓋執業醫師法、醫生的權利和義務、醫患關系處理等知識。調查結果顯示，尚有一小部分醫學生對醫學法律知識及執業醫師法一無所知，絕大部分醫學法律對這些知識也只是略懂一二、一知半解，高職類醫學生的整體法律基礎薄弱，對相關法律知識掌握不夠。法律知識教學意見的統計該部分調查結果顯示，多數醫學生認為現有的醫學法律課程課時少，課本知識過于陳舊，法制教育空洞乏味，流于形式，難以深入人心。76%的學生希望增加醫學法律課時，引入案例，開設如“如何解決醫療糾紛”相關課程。41%的學生要求開展“以案例為基礎，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模式等等。
2討論與建議
2．1提高醫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促進法制教育的自覺性
一個人只有對社會產生了高度的責任感，才會自覺自愿地接受社會的約束，加強自律性。醫學生學的是治病救人的知識，培養的治病救人的專業能力，學生在學習這些專業知識的同時，更應該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尤其是近幾年來，醫療事故糾紛的不斷發生，醫學院學生更應該學習醫學法律知識，提高為民服務的意識與素質。同時，定向培養生錄取時即與戶籍所在地衛生局簽定就業協議，定向培養生畢業后，由各地市衛生局統一調配到農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工作，作為委托單位，我們更應以此為契機，從思想上樹立學生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的思想意識，把法律意識，道德意識與專業知識放在同等的地位。
2．2加強法律教學模式的探索，提高課堂效率
傳統的醫學生法律教學模式單一，學生對這種課堂教學方式并不感興趣，這直接導致醫學院校學生學習法律知識的積極性不高，教學效果不好。因此，教師應該增強創新教學方法的意識，鉆研學生的心理需求，努力探索創新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學習法律的積極性，達到更好的課堂學習效果。
2．2．1多媒體教學法隨著科技的發展，多媒體技術走入教學課堂可以極大地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教學效果。教師可以將多媒體教學法運用到醫學法律的課堂教學中，運用多媒體后，把傳統的講授法光靠嘴說直接轉變為視頻、圖片等資料，學生更容易接受。多媒體的運用，讓不容易理解的法律知識變得形象、生動、具體，使教學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2．2案例教學法醫學法律知識在現實醫療事業中有很多案例，采用案例教學法授課，以理論聯系實際，以案引題，使社會生活中涉及醫學法律知識的事例更好地應用到教學活動中去，這樣不僅可以培養學生的思辯意識、開拓學生的思路、引發學生對社會問題的思考，課本上的內容以基本概念、知識、理論為主，挑選典型案例，有針對性的設計、選擇，使學生更能掌握醫療衛生相關的法律規定，便于在今后醫療工作中，靈活應用，解決實際問題。
2．2．3“仿真醫學模式”教學法隨著專業化教學的推進，各醫學高校仿真醫院陸續出現，醫學生可以在仿真醫院模擬扮演醫生、病人、律師等角色，身臨其境，現實場景設計可以圍繞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的過程，解決醫療糾紛等問題，現實針對性、案情挑戰性強，改變學生對以往死板學習醫學法律知識的認識，讓他們真正成為課堂主人，調動了學生學習醫學法律知識的積極性，為今后成為一名醫務工作者打下堅實基礎。
2．3建立多地法律知識教育基地
醫學法律知識的學習是一個系統工程，貫穿醫學教育的始終。完善醫學法律知識教育的實踐教學環節,對于醫學生運用醫學法律知識解決醫學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是大有益處的。農村社區定向培養生實施的是“2+1”的培養模式，即兩年在學校學習醫學理論知識，一年在實習醫院和社區進行實習。這就要求我們在學校-醫院-社區三地建立法制教育基地，定期開展各種法律講座、案例討論，讓學生真正走進社會，走進患者。實習醫院和社區應強化法律知識的學習，學生在實習過程當中，帶教老師除了講解臨床知識外，更應將責任心、職業道德傳授給學生，這樣醫學生才能體會依法行醫的重要性,對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對醫學生個人的成長都具有重要意義。
3結語
法律意識調查范文2
0 引言
隨著新農村建設進程的速度加快，社會的各種矛盾日益復雜，維護村民的權益固然也非常重要。村民法律意識的現狀不僅會直接影響著村民的切身利益，也對新農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隨著農村經濟建設的發展，涉及村民利益的糾紛逐漸增多，如果沒有妥善解決好這些問題就可能就會演變成基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本文以貴州省榕江縣三江水族鄉分從村的調研為基礎，對新農村建設進程中村民法律意識狀況等進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對策與建議，以期對提高村民法律意識有所助益。
1 分從村基本概況
分從村位于榕江縣西部，屬三江水族鄉所轄，全村共有四個自然寨，六個村民組，三百余戶，人口1200有余。轄區內居住著苗、水、瑤族居民，其中，苗族人口約占90%。全村主要以發展農業、林業、畜禽養殖業為主。
由于該村村民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高中畢業的村民占總人口的0.5%，初中畢業占10%，小學文化程度占40%，文盲占49.5%。45歲以上的村民受教育程度是偏低，文盲主要以女性居多。2 村民對法律的了解狀況
對事物認識是了解事物的基礎，村民對法律的概念缺乏認識就分不清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及民族習慣法的區別，容易產生混淆。盡管學界對法律的含義理解不盡相同，但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以維護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村民對法律的了解程度，是推進農村法制進程和實現依法治國的基礎方略。
法律意識是構成一個國家法治的重要內容，在法治環境中處于重要地位，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了解法律意識的重要途徑就是調查實證。
筆者對該村的村民共300人進行隨機訪問，問：您知道什么是法律嗎？村民對法律不了解的達到20%，其中主要是女性居多，60%的村民還是知道國家法律的制定，具有強制力，但是不能具體的說出法律的基本概念。這表明，大多數村民已經知道法律的概念。少部分的人是由于文化水平較低，年齡較大等因素不能說出法律的基本概念。
由于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不同類型的法律規范，從村民對這些法律了解情況就可以看出對哪些法律是比較熟知的，對哪些法律是比較陌生，可以體現出村民對法律的熟知情況。筆者對該村200位村民進行調查。
20%的男性村民主要對計劃生育法、婚姻法、刑法有所了解，而對憲法、農業法律法規、農村土地承包法幾乎是不了解。該村苗族村民在古代主要是用民族的習慣法來約束民族內部的村民的行為規范。因為，計劃生育法、婚姻法、刑法在村民的生產生活中關系比較密切，而其他方面的法律則可能是在平時的生活中很少涉及，使得村民極少關注。
一位王氏老人告訴筆者：“在古代，我們苗族村寨主要是由苗族寨老主持村內事務，村民發生糾紛或者其他盜竊事件等，都由寨老主持村內有威望的老人召開會議，來處理這些事務。”隨著社會的發展，民族習慣法已不能作為法律來維護村民的權利和義務了，但村民們可能還是受到傳統意識等方面的影響，對法律的內容了解甚少。少數民族農村村民法律意識高低，除了受經濟和文化素質因素影響外，還受到民族傳統習俗等因素的影響。
3 村民了解法律的主要途徑
李育全在研究中指出：“當前，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徑十分單一，主要是依靠聽人說，其次是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網絡等媒體的宣傳。”確實，當前農村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徑是非常單一的，分從村由于信息相對閉塞，部分村民只要通過廣播電視對法律知識有所了解，從報紙了解甚少。
通訊信息的落后，直接制約了村民對法律知識的學習和了解。筆者對該村200位村民進行調查。該村村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了解法律知識，30%的村民通過新聞媒體如廣播、電視、報紙等了解法律，50%的村民通過別人對法律或者法律事件進行評價而了解法律有人自己主動學習法律。村民因通訊條件和文化素質的落后，難以通過互聯網等方式學習法律，了解法律知識的主要途徑是通過廣播電視和聽別人說為主，而通過報紙、普法宣傳、自己學習的途徑了解法律知識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從調查中發現，因少數民族農村信息的閉塞，村民通過傳統的方式來了解法律知識居多，村民主動去學習法律的極少數。這也說明村民對法律知識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主要是平時對法律的需求少，大部分村民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去學習法律知識，而是被動的接受。從而，也就影響了該村村民整體法律意識的提高。
4 村民對法律的權利與義務的處理
自古以來，農村社會常被認定為“人情社會”，這是因為農村社會主要是靠人情、倫理、民族習慣法等來調整的。要了解村民對法律的認識，就需調查村民對人情與法律之間關系的態度，筆者對該村260位村民進行了調查。該村村民認為法律重要的人數所占調查人數的60%，認為人情重要的占31%，弄不清楚的占9%。說明在村民心中法律是大于人情的，這較傳統社會中“人情至上”理念是一大進步。但不能忽略還有部分人認為人情大于國法的觀念，出現此類的觀念與少數民族人情觀念等因素相關。
法律權利和義務作為法律關系的內容，表現為任何一種法律關系都是既包含了法律權利在內，又包含了法律義務在內的社會關系。在新農村建設中，村民對法律權利義務的認識程度，直接關系到村民能否依法保護自身合法權益，規范其行為，履行應盡的義務，依法正確解決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糾紛和維護自己的權利意識。筆者對該村的100位村民的維權意識進行調查。
50%的村民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時，會尋求去救濟和維護；也有部分人可能因自己的權益受損的程度相對較小時，就會選擇自行解決；10%可能只有當自己的權益受損的程度相對較大時，才會通過外接的力量即“打官司”解決。
5 提高村民法律意識的對策與建議
5.1 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村民的普法教育
在西部少數民族一部分農村地區，村民的文化素質都相對偏低，對法律知識都缺乏了解。國家相關部門應該組織村民在閑暇的時間進行法律學習，并邀請基層政法工作者或律師來對村民關注的法律問題進行講解。其次，豐富普法宣傳形式。在調查中發現，村民主要通過廣播電臺報紙等媒體來了解法律，那么就發揮媒體在普法宣傳中的重要作用，制作優質的法制節目、法制專欄，通過典型案例形象生動的宣傳法律。建立普法宣傳欄、法制黑板報，發放法律宣傳冊等，讓村民能夠就近獲取法律知識。同時，發揮律師和高校在普法宣傳中的重要作用。
法律意識調查范文3
本課題采取了自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在江蘇、河北、廣東、吉林、北京5省市9個監獄做了調查，收回罪犯回答的有效調查問卷共1 223份(其中男犯870人，女犯353人)；收回監獄警察回答的有效調查問卷共346份(其中男警察211人，女警察135人)。①筆者用SPSS統計軟件對調查數據做了詳細、科學的統計分析，包括頻數分析、差異顯著性檢驗。本課題自編問卷的可信度或符合實際情況可以用數據證明，從表1的數據看出，罪犯選擇A、B兩項之和的是92.9%，監獄警察選擇A、B兩項之和的是87.2%。這足以證明本課題的自編問卷是被所調查對象認可的，而且，所有有效問卷的回答都是認真的，所以，本課題的調查數據是真實、可信的。
本課題同樣的問卷對罪犯和監獄警察都做了調查，罪犯的回答是無記名的自評，雖然有些罪犯可能有掩飾性，但總體上有一定的可信性。監獄警察是評價罪犯的法律意識，即他評。監獄警察無法對每一個被調查的罪犯內心都了解，所以，應該沒有罪犯自評的準確率高。但監獄警察是根據自己改造罪犯的工作經驗來回答問題的，有一定的概括性，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罪犯整體的法律意識現狀
法律意識泛指人們對于法律，特別是本國現行法律的思想、觀點、心理或態度等等，有時也稱“法律觀念”或“法制心理態度”。[1]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部分，是人們關于法和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體系和社會態度的總稱。包括法律思想體系和法律心理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前者具有較完整、系統的理論化形態；后者是人們對法和法律現象的不系統的和自發形成的感覺、情緒、愿望、意向等社會心理形態。[2]罪犯法律意識是基于主體的特殊性而存在的一種群體法律意識。
分析罪犯的法律意識，要依據法學理論工作者從一般角度對法律意識結構的劃分。法律意識的內容包括諸多相互關聯的要素，這些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就是法律意識的結構。劉旺洪先生從縱橫兩個角度分析了法律意識結構。法律意識的橫向結構是指從人類對法律現象的主觀把握方式上把法律意識分為法律知識、法律理想、法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評價、法律信仰等六個方面。法律意識的縱深結構是指從法律意識的深——表層結構的角度對法律意識進行結構性分析，以揭示其內在的構成要素及相互關系。從縱深結構上看，法律意識可分為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思想體系三個層次。[3]此外，還有法律意識的二要素說和三要素說。法律意識三要素說是比較普遍的劃分，心理學理論認為，人的心理過程是認知、情感、意志三者相互統一的過程，而相應地認為法律意識也是由法律認知、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行為三要素組成。有的學者將其分為法律認知、法律情感、法律評價三要素。[4]
筆者借鑒上述關于法律意識橫向結構和縱向結構劃分的觀點，再結合罪犯的實際情況來思考罪犯法律意識的結構，最終把罪犯法律意識的結構確定為法律認識、法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信仰。
(一)罪犯的法律認識
從理論上說，法律認識是人們在個人經驗與前人知識的基礎上，對有關法律現象的感知和認識，是對各種與法律有關的事件、行為、狀態、性質及其因果關系的反映和判斷。法律認識包括法律知識和法律評價。
筆者認為，罪犯的法律認識應包括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感性的法律認知階段。這屬于法律認知的低級階段，即罪犯個體對法律現象的零星、分散、粗略、直觀、膚淺、模糊的認知階段，直接與他們日常的法律生活、社會生活相聯系，例如“欠債還錢”、“殺人償命”等泛化的法律生活常識，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得知，不是系統學習所得，沒有準確的法律知識。第二層次是具體的法律知識，這有別于法學理論上法律意識橫向結構中關于法律知識的抽象概念，而是指罪犯懂得的具體法律規定或法律條文。第三層次是法律觀念，指罪犯在對法律知識理解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法律意向和法律決策思想，是一種較為穩定的法律心理定勢。第四層次是法律評價，即罪犯能夠運用法律知識對于與法有關的事物所作的主觀判斷。
1.罪犯犯罪前的法律認識狀況
從表2和表3的數據可以看出：多數罪犯犯罪前的法律認識處于無知和膚淺的階段，由于法律認識薄弱而導致犯罪。
2.罪犯服刑后的法律認識狀況
——半數以上罪犯入獄后刑法知識水平和對刑法的重視程度明顯提高，但也有近半數的罪犯不懂刑法，其他法律知識懂得較少。
(1)罪犯的回答。其一，大多數罪犯懂得了與自己犯罪關系最密切的刑法知識及其重要性。表4第4題的A項有60.6%的罪犯通過學習刑法明白了自己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的具體條款；第5題通過案例看出有55.3%的罪犯懂得刑法的具體條款。第6題B選項有50%的罪犯懂得刑法知識；第7題更進一步證明了有近75%的罪犯認為最重要的法律是刑法。其二，不可忽視，仍有44.7%的罪犯不懂刑法，這從第5題的B、C選項之和可以看出。
(2)監獄警察的回答。其一，監獄警察認為大多數罪犯還不太清楚與自己犯罪關系最密切的刑法的具體條款，表4第4題的B選項有67%的監獄警察認為多數罪犯“知道犯罪了，不知道觸犯了哪條”，這與罪犯的選擇不同。其二，多數監獄警察認為罪犯懂得刑法及其重要性。第5題通過案例看出，有52%的監獄警察認為罪犯懂得刑法的具體條款。第6題B選項有近55%的監獄警察認為罪犯懂得刑法知識，此 項高于罪犯的比例；第7題更進一步證明了有近85.6%的監獄警察認為罪犯知道最重要的法律是刑法。當然也不可忽視，第5題中有47.5%的監獄警察認為罪犯不懂刑法。
(二)罪犯的法律情感
法律情感是人們對于法律現象所持的一種態度體驗，它可以表現為對法的關切、喜愛、信賴、依戀和寄托，也可以表現為對法的漠不關心、厭惡、懷疑、疏遠、鄙視等情感，還可以表現為對自己違法行為的自責、羞愧、內疚或悔恨。
1.從罪犯的回答看其法律情感
(1)無任何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的罪犯極少，這從表5罪犯回答的A項占4.08%可以看出。(2)絕大多數罪犯都產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這從表5罪犯回答的B至H七個選項之和占95.9%可以看出，當認識到了自己的犯罪行為觸犯了法律后，絕大多數罪犯都產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其中E至H選項有11.75%的罪犯有復合性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3)有內疚或悔恨法律情感的罪犯占半數以上，這從表5罪犯回答的D選項“內疚或悔恨”占近51%看出，內疚或悔恨的情感是最深刻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
2.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情感的評價
(1)監獄警察認為無任何否定性法律情感的罪犯比例高于罪犯的自評。與罪犯不同的是，表5的A選項有22.8%的監獄警察認為罪犯認識到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后卻無任何情感，此項比例比罪犯高出18.72%。
(2)監獄警察認為大多數罪犯產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但低于罪犯的自評。從表5監獄警察回答的B至H七個選項之和可以看出，有77.2%的監獄警察認為罪犯產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這總體上與罪犯是一致的，但比罪犯自評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的總和低18.7%。
(3)監獄警察認為有內疚或悔恨法律情感的罪犯占57%，此項比例比罪犯高出6.34%。但由于監獄警察認為“罪犯無任何情感”的比例高于罪犯，認為罪犯有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的總和比例又低于罪犯，所以，即使監獄警察認為罪犯“內疚或悔恨的法律情感”比例高于罪犯，總體比例還是低于罪犯的自評。
從罪犯與監獄警察回答的數據上可以看出，罪犯普遍產生了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這對于他們認罪伏法很重要，但是同時也會有不利一面，即如果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太重，會使他們心理壓力過大，失去重新做人的勇氣，這與其他研究者發現罪犯角色意識過重而導致其心理上“永遠也走不出高墻了”[5]的觀點是一致的，這不利于罪犯重新適應社會。
(三)罪犯的法律意志
法律意志是指個體在法律認識的基礎上為實現預定的法律行為有目的自覺地克服主客觀困難的心理過程。法律意志是主體維護法律的尊嚴而勇于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不畏、不被誘惑和脅迫的堅強的守法精神和護法品格。罪犯的法律意志是決定他們是否犯罪或重新犯罪及適應社會的重要心理品質，影響法律認知、法律情感、法律信仰，是罪犯能否守法的心理柱石。
1.從罪犯的回答看其法律意志
——多數堅強、少數動搖、極少數薄弱
(1)多數罪犯形成了法律意志，這從表6罪犯回答的第9題、第10題、第11題的A選項分別占75.6%、51.9%、82.5%可以看出。(2)少數罪犯法律意志處于動搖狀態，這從表6罪犯回答的第9題、第10題、第11題的B選項分別是18.7%、35%、15.2%可以看出。(3)極少數罪犯法律意志薄弱，這從表6罪犯回答的第9題、第10題、第11題的C選項分別是5.7%、13.1%、2.3%可以看出。
其中第10題不僅是法律意志問題，還涉及友誼觀和道德品質問題，所以，此題的A選項比例低于另外兩個題，而B和C選項高于另外兩個題。就是因為罪犯感到法律和友誼、道德發生沖突時較難抉擇。
2.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意志的評價
——少數堅強或薄弱、多數動搖
(1)監獄警察認為少數罪犯法律意志堅強，這從表6監獄警察回答的第9題、第10題、第11題的A選項分別占3.8%、10.4%、17.1%可以看出。這與罪犯的回答有很大的差異。
(2)監獄警察認為大多數罪犯法律意志處于動搖狀態，這從表6監獄警察回答的第9題、第10題、第11題的B選項分別是71.7%、78.3%、80.3%可以看出。
(3)監獄警察認為少數罪犯法律意志薄弱，這從表6監獄警察回答的第9題、第10題、第11題的C選項分別是24.6%、11.3%、2.6%可以看出。
(四)罪犯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主體在法律認識、法律情感基礎上產生的對法律的信任與崇拜，并在堅強的法律意志支配下為維護和捍衛法律自覺行動的法律心理品質。
1.從罪犯的回答看其法律信仰
——多數信任或信仰法律、少數法律信仰不明確、極少數不信任法律
(1)多數罪犯對法律是信任或信仰的，這從表7罪犯回答的第12題、第13題、第14題的A選項分別是55.1%、76%、65.5%可以看出。這三個題從對法律的信任到信仰逐漸深入地了解罪犯的法律信仰情況。
(2)少數罪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是不明確的，這從表7罪犯回答的第12題、第13題、第14題的B選項分別是35.7%、19.4%、27.2%可以看出。
(3)極少數罪犯對法律不信任、不信仰，這從表7罪犯回答的第12題、第13題、第14題的C選項分別是9.1%、4.5%、7.3%可以看出。
2.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信仰的評價
——少數信任或信仰法律、多數法律信仰不明確、極少數不信任法律
(1)監獄警察認為少數罪犯對法律信任和信仰，這從表7監獄警察回答的第12題、第13題的A選項分別是15.4%、25.4%看出。(2)監獄警察認為大多數罪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不明確或不太信任，這從表7監獄警察回答的第12題、第13題的B選項分別是82.0%、65.6%可以看出。這與罪犯的回答差異很大。(3)監獄警察認為極少數罪犯對法律不信任、不信仰，這從表7監獄警察回答的第12題、第13題的C選項分別是2.6%、9%可以看出。
二、監獄警察與罪犯對罪犯法律意識現狀回答的差異顯著性
從前面表2至表7這6個表格的數據中已經看出了罪犯與監獄警察在對罪犯法律意識結構四個方面的回答上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從表8的Sig.即P值看出，統計學上也都有非常顯著差異和極其顯著的差異。法律認識、法律意志、法律信仰的平均分高說明法律認知水平低、法律意志薄弱、對法律信任或信仰的程度低，而這三方面監獄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法律情感的平均分低，說明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弱，這方面監獄警察的平均分低于罪犯。所以，從數據中得出結論：監獄警察總體上對罪犯法律意識現狀的評價要比罪犯對自己法律意 識現狀的評價差。
(一)監獄警察與罪犯對罪犯法律認識回答的差異顯著性
——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認識的評價比罪犯的自評水平低，監獄警察認為罪犯的法律認識水平較低。
表8的第3題、第4題、第7題是罪犯與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認識的回答，二者具有非常顯著的差異，這三個題監獄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說明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認識的評價比罪犯的自評水平低，即監獄警察認為罪犯的法律認識水平較低。
(二)監獄警察與罪犯對罪犯法律情感回答的差異顯著性
——監獄警察認為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較重，但沒有罪犯自評的那么普遍和強烈。
表8第8題的平均分越高說明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越強，而此題監獄警察的平均數低于罪犯，監獄警察與罪犯的回答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這說明監獄警察雖然認為罪犯自我否定的法律情感較重，但沒有罪犯自評的那么普遍和強烈。
在前面表5中監獄警察對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評價的總體比例低于罪犯的自評，與表8第8題監獄警察的平均分低于罪犯是一致的。
(三)監獄警察與罪犯對罪犯法律意志回答的差異顯著性
——監獄警察認為罪犯的法律意志處于動搖狀態，沒有罪犯自評的堅強。
表8第9題、第10題、第11題是罪犯與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意志的回答，二者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監獄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意志的評價比罪犯自評的效果差，即監獄警察認為罪犯的法律意志處于動搖狀態，不夠堅強。
(四)監獄警察與罪犯對罪犯法律信仰回答的差異顯著性
——監獄警察認為罪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較差
表8第12題、第13題罪犯與監獄警察的回答都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監獄警察的平均分都高于罪犯，說明監獄警察對罪犯法律信仰的評價比罪犯自評的效果差，即監獄警察認為罪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較差。
三、不同類型罪犯的法律意識現狀比較
不同的罪犯個體存在很多差異，其法律意識也必然存在著差異。個體之間的差異本課題無法研究，只能研究不同類型罪犯法律意識的差異。例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犯罪經歷、不同罪類、不同刑期、不同性別罪犯之間的差異。
(一)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意識現狀的比較
1.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認識既有相同又有顯著差異
(1)不同文化的罪犯因為不懂法律而犯罪者比例接近。過去一直認為，只有文化水平低的罪犯才會因為不懂法律而犯罪，可是，從表9四個文化層次的罪犯對A項選擇的比例看出，大專以上文化(包括本科、研究生)的罪犯因為不懂法律而犯罪的比例與小學、初中的接近，都在46%左右，此數據讓我們用新的結論改變了過去的主觀推斷的結論，即因為不懂法律而犯罪的罪犯不僅是文化水平低者，大專以上文化水平較高的罪犯也有不少人。
(2)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認識具有顯著差異，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犯罪時具有法律認識的人越多。表9第2題的C項大專以上文化的罪犯比例最高，占接近42%；同樣此題在表10中的平均數與罪犯的文化水平呈正相關，即文化水平越高平均數越大，呈遞增趨勢，這說明罪犯的法律認識水平隨著文化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犯罪時具有法律意識但處理問題時忘了”的人越多。而且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與高中或中專、大專以上文化的罪犯平均數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大專以上文化的罪犯與初中、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平均數有非常顯著的差異。
(3)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法律知識存在明顯缺陷，與其他文化水平的罪犯具有非常顯著的差異。表10第4題、第7題反映了不同文化罪犯的具體法律知識水平，兩個題都呈現了小學以下文化(含文盲)的罪犯與其他三個文化層次的罪犯具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平均分明顯高于其他三個文化層次罪犯的平均分，說明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具體的法律知識缺陷。筆者過去曾經研究發現文化水平低者認知的自我調控能力差，[6]本課題的研究又一次證明了文化水平直接影響罪犯的法律認識能力，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導致認知能力差，這給他們理解和接受法律知識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2.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情感差異顯著
——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越重
從表11看出，從小學以下到大專以上四個文化層次的罪犯法律情感的平均數呈逐漸上升趨勢，即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自責、羞愧、內疚或自我悔恨的否定性法律情感越強，而且小學以下和初中文化的罪犯分別與高中或中專、大學以上文化的罪犯法律情感的平均數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Sig.或P值＜0.001。這說明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就很容易產生自我否定性的法律情感。筆者在與罪犯的交談也有同樣的感受。這不僅因為他們理解了法律的嚴肅性，還因為在觸犯了法律的同時，自己也失去了很多，所以，自我悔恨是真實的。
3.不同文化的罪犯法律意志差異顯著
——文化水平越低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
從表12的第9題、11題看出，從小學以下到大專以上四個文化層次的罪犯法律意志的平均數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即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平均數越低，而且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與其他三個文化層次的罪犯其平均數具有顯著差異或極其顯著的差異、大專以上文化的罪犯與初中、高中或中專文化的罪犯其平均數也有極其顯著的差異。說明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法律意志越堅強，文化水平越低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
4.不同文化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仰差異顯著
——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越信仰法律
從表12的第13題看出，從小學以下到大專以上四個文化層次的罪犯其法律信仰的平均數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即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平均數越低，而且小學以下文化的罪犯與其他三個文化層次的罪犯其平均數具有顯著差異或極其顯著的差異，說明文化水平越高的罪犯對法律信任或信仰的程度越高，文化水平越低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任越低。
(二)不同犯罪經歷的罪犯法律意識現狀比較
1.不同犯罪經歷的罪犯法律認識差異顯著
——初犯者多數是缺乏法律認識導致犯罪，重新犯罪者具有粗略膚淺的法律認識
從表13的數據可以看出，不同犯罪經歷的罪犯選擇A項的比例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多而逐漸越少，呈遞減趨勢；B和C選項的比例卻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多選擇越多，呈遞增趨勢。再從表14的第2題(與表13同一題)看出，犯罪次數越 多的罪犯平均數越大，從1次犯罪到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平均數呈遞增趨勢，表13和表14“導致你犯罪的主要因素”這同一個題反映的趨勢是相同的，這說明多數初犯者的犯罪是由于缺乏法律認識導致的，而2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在重新犯罪不少人前有膚淺的法律認識，之所以重新犯罪是由于法律認識不牢固或不起主要作用而導致。表14第2題進一步證明了1次犯罪和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平均數具有顯著差異。
2.不同犯罪經歷的罪犯法律情感差異顯著
——犯罪次數越多的罪犯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相對越輕
從表14的第8題看出，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加，平均數卻呈遞減趨勢，而且1次犯罪與2次犯罪的罪犯法律情感還具有顯著差異。這說明犯罪次數多的罪犯也有自責、羞愧、內疚或悔恨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甚至還比較普遍，但相比較而言，犯罪次數多的比犯罪次數少的罪犯相對輕些，因為反復犯罪的經歷使他們的情感變得麻木、冷漠。
3.不同犯罪經歷的罪犯法律意志差異顯著
——犯罪次數越多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
從表15第9題、第11題看出，1次、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這兩個題的平均數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多而逐漸上升，呈遞增趨勢，分數越高說明法律意志越薄弱，而且第9題1次犯罪與3次犯罪的罪犯有顯著差異、第11題1次犯罪與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都有顯著差異。這說明犯罪次數越多的罪犯法律意志越薄弱，這也是他們反復重新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4.不同犯罪經歷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任度差異顯著
——犯罪次數越多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任度越低
從表15的第13題看出，1次、2次、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平均數呈遞增趨勢，平均數越高表明對法律的信任度越低，說明犯罪次數越多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任程度越低。而且1次犯罪與3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任度還具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意識現狀的比較
1.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認知比較
——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認知大致相同，信仰型罪犯與情緒型罪犯有顯著差異。
從表16第2題看出，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認知的平均數接近，只有情緒型與信仰型有顯著差異，情緒型比信仰型罪犯的平均數高，說明犯罪前情緒型罪犯比信仰型罪犯的法律認知水平稍高些，但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而犯罪。
2.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情感差異顯著
——信仰型罪犯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明顯重于其他罪類的罪犯
從表16的第8題看出，信仰型罪犯與其他四種罪類的罪犯法律情感都有極其顯著的差異，信仰型罪犯的法律情感平均數明顯高出其他四類罪犯的平均數，說明信仰型罪犯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比其他罪類的罪犯重，甚至還有自責與內疚等復合型情感。
3.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意志差異顯著
——信仰型罪犯的法律意志明顯強于其他罪類的罪犯
從表17第9題看出，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意志的平均數接近，只有情緒型與信仰型有顯著差異，情緒型罪犯的平均數明顯比信仰型罪犯高，說明情緒型罪犯的法律意志比信仰型罪犯薄弱，這也是導致情緒型罪犯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他們的法律認知比信仰型罪犯稍高些由于法律意志薄弱仍會犯罪。
從表17第10題看出，信仰型罪犯與財欲型罪犯、情緒型罪犯有顯著差異，第11題信仰型罪犯與財欲型罪犯、情緒型罪犯、其他型罪犯都有顯著差異或非常顯著的差異，信仰型罪犯的平均數明顯低于其他三類罪犯，這說明信仰型罪犯的法律意志明顯比其他三類罪犯堅強。這是因為信仰型罪犯犯罪的成功需要較強的意志，一旦這類罪犯服刑后認識到自己觸犯了法律，就會把原來較強的意志遷移為守法意志。
在表17第9、10、11三個測試罪犯法律意志的題中第10題各類罪犯的平均數都高，即法律意志都在動搖水平。為什么？這是因為此題涉及揭發朋友，法律意志與道德、友情發生沖突。正如美國心理學家科爾伯格(L. Kohlberg)講的“海因茲為救妻而偷藥”的道德兩難故事，這提示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當法律意志與其他因素發生矛盾時就削弱了它對個體的調控作用，法律意志不是遏制個體犯罪的關鍵因素。
4.不同罪類的罪犯法律信仰有顯著差異
——信仰型罪犯的法律信仰高于其他罪類的罪犯，與其他罪類的罪犯有顯著差異。
從表18的第12題、14題看出，信仰型罪犯與財欲型、情緒型罪犯以及第13題信仰型罪犯與財欲型、情緒型、其他型罪犯都有顯著差異或非常顯著的差異，三個題中信仰型罪犯的平均數都最低，說明信仰型罪犯比其他三類罪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度高。這是由信仰型罪犯對信仰執著的人格特征決定的，只要他們認為法律是正確的，就會把自己原來錯誤的信仰轉移到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上。
從以上比較看出，信仰型罪犯與其他罪類的罪犯在四個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差異，表現出信仰型罪犯總體上的法律意識水平高于其他罪類的罪犯。
(四)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意識現狀的比較
1.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認知比較
——5年～10年以下刑期的罪犯刑法知識水平高于其他刑期的罪犯，具有顯著差異。
從表19看出，只有5年～10年以下的罪犯與10年～20年的罪犯刑法認知有顯著差異，5年～10年以下刑期的罪犯平均數比其他刑期的罪犯平均數都低，說明5年～10年以下刑期的罪犯刑法知識水平高于其他刑期的罪犯。這也許是因為5年～10年以下是中等刑期，這個刑期既不太短，也不過長，罪犯能夠接受，所以，他們對刑法知識的接受程度較好。
2.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情感比較
——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情感無顯著差異
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情感平均數都在3.61～3.71之間，無顯著差異，說明他們的法律情感都較重，具有自責、羞愧、內疚或悔恨的自我否定情感者較多。
3.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意志比較
(1)短刑犯、中等刑期罪犯在戰勝友情的法律意志上比重刑犯堅強，雙方有顯著差異。從表20第10題看出，5年以下的短刑犯、5年～10年以下的中等刑期罪犯與10年以上(含無期、死緩)的重刑犯有顯著差異，短刑犯和中等刑期的罪犯比重刑犯的平均分都低，盡管雙方的法律意志都處于中間狀態，但短、中刑期的罪犯在此問題上的法律意志比重刑犯堅強些。(2)10年～20年刑期的罪犯在釋放后不重操舊業的法律意志比死緩犯強。從表20第11題看出，同樣是重刑犯，10年～20年刑期的罪犯與死緩犯之間還有顯著差異，10年～20年刑期的 罪犯平均分較低，表現出他們在“釋放后經濟困難又被人威脅不重操舊業”的法律意志比死緩犯強，而死緩犯此方面的法律意志較薄弱。
4.不同刑期的罪犯法律信仰差異顯著
——刑期越長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的程度越低
從表21的兩個題看出，不同刑期的罪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隨著刑期的增長平均數逐漸升高，而且5年以下的短刑犯、5年～10年以下中等刑期的罪犯與10年以上(含無期、死緩)的重刑犯之間具有或顯著差異或非常顯著的差異，說明重刑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的程度低。這提示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刑期太重帶來的副作用。有個原判刑期是無期、已服刑12年的重刑罪犯在調查問卷上留言：“脫離社會太久，人變成了動物、人全變傻了”。
(五)不同性別的罪犯法律意識現狀的差異
1.不同性別的罪犯法律認知的差異顯著
——女犯的法律認知水平比男犯高
從表22的第2、4題看出，法律認知這兩個題的平均數男犯都比女犯高，并且具有非常顯著或極其顯著的差異，說明女犯的法律認知水平比男犯高。
2.不同性別的罪犯法律情感差異顯著
——女犯比男犯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更重
從表22的第8題看出，男、女罪犯的平均分都比較高，他們都有較重的自責、羞愧、內疚或悔恨的自我否定性法律情感，而女犯比男犯更重，兩種性別罪犯之間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這與犯罪心理學的研究是一致的，女犯中因情感導致犯罪的較多，在服刑中否定性情感也比男犯重，這種心理特征對女犯的服刑具有積極與消極作用，否定情感太重會導致女犯輕生者較多。
3.不同性別的罪犯法律意志的差異顯著
——女犯的法律意志比男犯堅強
從表22的第9題、11題看出，男、女罪犯的法律意志平均分差別較大，二者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女犯的平均分明顯低于男犯，說明女犯的法律意志比男犯堅強。
4.不同性別的罪犯法律信仰的差異顯著
——女犯對法律信任或信仰程度高于男犯
從表22的第13題看出，女犯對法律的信任或信仰程度平均分較低，男犯在中間水平；第14題男、女罪犯的平均分雖然都在中間水平，但女犯也明顯低于男犯，兩個題男、女罪犯之間都有非常顯著或極其顯著的差異，說明女犯對法律信任或信仰程度高于男犯。這可能與本課題調查的對象有關，即信仰型罪犯都是女犯。
以上四個方面都是根據實證數據得出的結論，女犯總體上的法律意識現狀好于男犯。
需要說明的是，本課題還對不同年齡罪犯的法律意識做了實證研究，但是由于調查對象中60歲以上的罪犯基本是文化水平較高、入監前具有領導職務的罪犯，所以，用SPSS做出的差異顯著性檢驗很多方面都是60歲以上的罪犯與其他年齡的罪犯有非常顯著的差異。筆者認為，這不是純粹的年齡差異，更多的是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的差異，所以，沒有采用這組數據。
法律意識調查范文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5.082
近年來學生身體素質普遍下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發生呈上升的趨勢，教學過程中出現了有技能不敢教，有器材不能用的現象，這使得學校和教師在體育教學上面臨著許多壓力和困難。這些事故和體育教師的意識有很大的聯系。意識觀念是決定一個人行為的主宰因素而行為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實踐，最終自身也發展成為人類專門的生產或生活活動。法律意識作為一種重要的因素影響著行為。本文為體育教師培養養成良好的體育法律意識，從而能運用自身掌握的體育相關法律知識調整自己工作相關體育關系，為發展中小學體育教師的體育法律意識提供客觀依據。
1體育法律意識的定義
目前為止有許多學者對體育法和體育法律意識的概念進行了概述，但對“體育法律意識”的概念沒有清晰的界定。意識，在心理學的定義是“人所特有的一種對客觀現實的高級心理反映形式”。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中提出在“意識是客觀存在在人腦中的反映，物質世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湯衛東在《體育法學》中提出法律意識是反映法律現實的意識領域，它通過法律知識、對法律及其引用實踐的評價態度、社會――法制立場以及價值觀的形式表現出來，它和其他意識領域（如政治、道德、美學等）是統一的和相互作用的。而張春偉，張學超在對馬克思、恩格斯作品中法律意識概念進行分析時認為“法律意識和法律概念是相等的，指人們有關法的觀點、概念和觀念”，是高級階段的法律問題理論，而不是平時人們所知的法律知覺、感覺。
2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南陽市中小學體育教師法律意識的調查及分析。
2.2研究方法
（1）文獻資料法：通過瀏覽捕捉法在南陽師院圖書館中國期刊等電子數據庫進行檢索；查閱圖書館中有關體育法律以及意識方面的書籍。
（2）統計分析法：搜集南陽市近年來學校體育狀況的有關材料，并進行統計處理。
（3）問卷調查法：對南陽市體育教師進行實地訪問調查。
從南陽教育網搜索得出南陽市區有28所小學18所中學，根據數據統計法，隨機抽選河南省南陽市12所中小學，對其體育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發放問卷100份，回收83份，有效問卷80份。
3研究結果
3.1南陽市體育教師對“體育法對學校教學有重要作用”態度
從表1可以看出32.7%的測試者認為體育法對教學有著重要的作用，6.2%的人認為不重要，不確定的人數占大部分比例，說明對于體育法重要性的認識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3.2南陽市體育教師對應該具備體育法律素養認同感
從表2可以看出61.1%的測試者不確定是否應該必備體育法律素養，只有15.5%的測試者贊成23.4%的測試者不贊成。說明針對體育教師體育法律知識必要性的認識迫在眉睫，從而當體育教師遇到問題時可以更好的運用體育法律知識解決。
3.3南陽市體育教師維權意識的調查
從表3可以看出體育教師的維權意識還不到位，只有48.7%的人認為體育教師是應該維護體育課的正常開展的，48.7%的人不確定是否應當去維護，少數36%的人不贊成老師去維護。說明我們還很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加深體育教師對其權利義務的了解。
依據調查的結果顯示：南陽市體育教師體育法律意識水平遠遠達不到我國依法治國對公民的法律意識提出的要求，更不能比體育法中對體育教師素養所提出的要求。
3.4南陽市體育教師體育法信仰的了解情況
針對現在由于升學壓力造成的占用體育課提出的問題，設計問卷的問題是您怎樣看待學校占用體育課這個行為？圖1所示48%的體育教師已經認識到這是違法行為，但還是有52%的沒有認識到甚至支持學校的這種做法。這就表明了超過一半的體育教師對體育課的不重視以及體育法規定體育課時間不了解，保護學生權利的意識很薄弱。
體育法的作用為發展體育事業、增強人民體質、提高人民體育運動水平，所以設計問題：“您認為體育法作用有哪些？”（多選題）從圖2可以看出測試者對于體育法的作用還不是很明確全部選出的占總數2.25%，還有25.5%選出了錯誤選項，說明很多體育教師對體育法還不是很了解，必須加強體育法的宣傳工作。
由于國家鼓勵各地方舉辦體育賽事以及“體育法”中規定中小學每年必須舉辦一次校級運動會，導致許多學校為爭奪名次做出許多違反規定的行?欏K?以設計了“對于學校體育競賽作假行為的看法”這一問題可以從圖中看的出只有占14.5%的知道這是違法的，這就說明還有占85.5%的測試者沒有認識到校方這么做的違法行為，這也是法律意識淡薄的表現。
3.5南陽市體育教師體育教學的法律理論的了解情況
近幾年，學校體育傷害事故頻繁發生設計了問題為“當學校發生體育事故你認為學校這邊承擔的原因有哪些”（多選題）體育法中規定：學校由以下狀況發生體育事故，應承擔責任，包括體育設施存在安全隱患、學校教師或其他工作人員工作中有關規定等、學校教師或其他員工未盡職責、組織校外有風險活動時，未有安全教育。
可以從圖中得知占42.5%的測試者選擇了錯誤選項而選擇正確的只占了6%說明體育教師對自己的義務不是很明確對學校發生安全事故責任認定缺乏全面的認識。
體育法明確規定“中小學應至少在一年內舉辦一次全校性質的運動會”。所以設計了這個問題，但可以從圖中的出了解體育法規定一年一次的只有44%的人，還有12%的人選擇兩年以上，說明一半以上體育教師對體育法不甚了解，并且缺乏這方面的意識不能夠認識到校方的做法是否侵害學生的權利。
從實地訪談中得知，南陽市居民法制觀念比較薄弱，而南陽市體育教師對于體育教學方面法律基本知識了解有待提高，無論是體育法的了解還是關于體育暴力行為、體育教學的規則、體育教師自身權利等，都表現出對這些知識淺層次、片面的認識。體育教師十分有必要加強對“體育法”的了解，這是依法治國對公民提出的的要求，也是體育界對體育從業者的要求，作為一名體育教師更加深刻認識體育法律。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從調查的結果看，現如今南陽市體育教師體育法律意識水平還在覺醒的階段。
（1）體育教師法律意識淡薄對于法律的作用認識不到位。
（2）體育教師的體育法基本知識較陌生。
（3）少數體育教師缺乏法律信仰，不相信法律的重要性。
（4）體育教師的維權意識較差。
4.2建議
（1）社會觀念―養成良好的體育法制觀念。法律部門應當完善相關立法，政府需加大對體育法的宣傳，為培養體育教師的體育法律意識提供良好的社會氛圍。
（2）體育界―法治體育，要求從業人員具備一定的法律素養，設置嚴格的獎懲措施，單位應當組織活動普及體育法知識。
法律意識調查范文5
法律意識是什么?法律意識是人們對法律和法律現象的認識或認同的知識和心理態度的總稱。權利意識是人們對于一切權利的認知、理解和態度，是人們對于實現其權利方式的選擇。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相互影響、相互推動。大學生是推動國家和社會的有生力量，了解法律、使用法律更是其必備的條件。其對法律的掌握程度對于把中國早日建設成為法治之國有重要作用。因此，為了提高大學法治教育，了解現今大學法治教育之現狀，我們對在校大學生作了一個調查。
二、大學生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的現狀
(一)大學生對法律知識的了解不深。本次的調查對象來自不同年級不同專業的大學生，采取抽樣調查的方式來調查分析,本次調查問卷中顯示，55.05%的大學生有時會通過電視、報紙等途徑了解一些法律意識，只有13.29%的大學生平時都不怎么關注，并且認為日常生活中也用不到法律。這無疑表明當代大學生對我國法律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然而在刑法規定應負刑事責任的最低法定年齡是幾歲?這一問題上，只有25%的大學生知道其答案是14歲，然而仍有75%的大學生以其現有的法律知識還不能有更專業的法律素養，由此可以得出如今在校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僅停留在較為膚淺、片面認識之上，而缺乏對法律的較為準確的了解。
(二)大學生的權利意識薄弱。大學生作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社會群體，其權利意識與法律知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應于法治社會的基本狀態。根據調查結果，有54.43%的大學生會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51.9%的大學生同意用人單位所要求的簽訂口頭合同，據此可以分析出大學生有一定的自我保護意識與權利維護意識。但在本次調查中，問及法律基本知識對我們有意義嗎?這一問題時，69.62%的大學生認為有意義，但在實際面對自身權益受到侵害之時，即使法律知識有一定的積累的大學生，他們在第一意識中也并不希望通過法律的途徑來維護自身的權益，反倒樂意運用法律以外的途徑來解決。
三、加強大學生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的途徑。
(一)對于國家來說。組織大學生各地普法下鄉活動，雖然當今社會是信息時代，但我國偏遠地區，農村依舊面臨著文盲法盲的窘境，很大一部分群體對文化知識處于迷茫狀態，更不用說法律知識了。我國現如今正在通往法治社會的道路上，可以招募更多的志愿者發揮他們的能量，進行普法宣傳，加強貧苦地區以及農村的普法宣傳工作。
(二)對于社會媒體來說。為了促進我國法治社會的發展，各大媒體有協助國家進行普法的義務。媒體應多報道現實案例，傳播基本法律知識使普通群眾引以為戒，培養他們基本法律意識和權力意識，并適當制造輿論氛圍，激發群眾法律道德。
(三)對于教育機構來說。大學生作為學生群體，其主要任務仍是通過接受課堂知識，從而擁有豐富自身的理論知識，來指導其實踐活動。因此，課堂教學是法律意識培養最有效的途徑。在我們的調查中，有65%的大學生認為有必要學習勞動法，在當今這個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中，勞動法無疑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從多方面加強法律學習是很有必要的。
(四)對于在校大學生自身來說。針對大學生法律意識與權利意識的薄弱問題，大學生自身也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自身應積極轉變法律觀念，樹立正確的權利意識，堅定對法律的信心。中國法治社會的構建，依法治國的理性決策，是新世紀中國法治的必然出路。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義和秩序的綜合體，法律必然體現為一種正義，一種社會正義。大學生應保持對法律的崇高信仰認真學習法律知識，崇尚法理，完善法律，依法生活，遵紀守法，努力使自己成為合格的法律人才。
法律意識調查范文6
論文關鍵詞 城鄉結合部 居民 法律意識
一 、引言
近年來，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眾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識，法制觀念初步形成。然而，公民法律意識仍然處在較低水平，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標準仍有相當差距，尤其是城鄉結合部地區的法制化建設還存在著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切實提高這部分居民法律意識對于推進我國法制化建設有著重要意義，培養居民法治觀念和提高居民法律意識是建立法治社會的核心，是實現法治國家的關鍵，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途徑。
二、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的界定
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城鄉結合部居民由農村農民和城市市民組成。關于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尚無權威的界定，筆者認為，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是指城鄉結合部居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對現行法律和法律現象的心理體驗、價值評價等各種意識現象的總稱。農民是農村社會法治化的主導力量，農民法律意識是農村法治化進程重要的精神因素。由于深受傳統的法律文化的影響，以及我國二元社會結構現狀的沖擊，農民的法律意識較之于城市居民法律意識偏低。尤其是處于城市規劃區域與鄉村交界的地方，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融合，社會治安混亂，法律意識較差等等，一般被認為管理難度大，所以切實提高這部分居民法律意識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具有顯著意義。
三、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現狀及問題
（一）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現狀
隨著城鎮化發展，城鄉結合部的特殊樣態也逐漸凸顯，農民的法律意識雖然不斷的提高，但是在面臨問題時候，“厭訟”思想還是明顯的表露出來了。一方面政府在努力推動普法使之被動接受，另一方面居民的自主學習意識較差，法律沒有成為他們心中的信仰，畏法，對法律有較大的心理距離；而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識略高，所以在這個融合地帶居民的法律意識沒有同步。以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區上蘭村為代表的城鄉結合部，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城市和鄉村融合的部分，其中城市居民法律意識稍強，農村居民法律意識較弱。二者的融合使得這一主體的法律意識呈現出特殊性，可將其視為山西省城鄉結合部的一個縮影。此課題主要通過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方式完成，發放3000份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860份，男性比例在56%，女性比例占到44%。
（二）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問題
調查走訪中非常容易發現農民與居民法律意識的差異，但是也有共性，比如這些居民不知道具體法律的調整范圍，不熟悉一般的訴訟程序，主觀上對法律的排斥，對法律產生了一定的懷疑和曲解，弱化了法律意識，具體列舉如下：
1.城鄉結合部居民的參政意識薄弱。選舉權作為我國公民一項基本權利，正當有效行使體現了國民參政意識強烈的程度。在接近3000份調查問卷中，“行使選舉權以前會去主動了解候選代表并作出獨立自主的判斷嗎”這一問題，積極了解候選代表，作出自己獨立判斷僅占到38%，而不會主動去了解，選擇會受別人影響竟然高達40%，其中又有小部分被調查者認為選誰的結果都一樣，了解也沒用，并且認為選舉權的積極行使不是很重要，這種消極的態勢體現了城鄉結合部居民的參政意識很弱，母法所保障的人權最直接體現——選舉權，在他們眼里沒有實質性的保障作用，因為在傳統思想的支配下，居民往往認為法律只是懲罰犯罪的一個工具，只要自己不去觸犯法律，就不會和法律有任何的交集，他們忽視了法律給予他們保障自己權利的功能。當問及上蘭村居民對于當地政府有無了解時候，50%受訪者表示不知情，他們茫然的表現更加凸顯他們對政府的不關注，這種不關注也是受到長期小農經濟影響的，農民自給自足，被動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現如今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倡導公民作為主力推動這種建設的發展，而居民對政治法律的不關注態度會極大阻礙進程的推進。
2.城鄉結合部居民的法律意識淡薄。調查發現，居民對法律的認知水平中等，行使法律權利與義務的水平偏低，“知”與“行”產生脫節。城鎮居民對于法律權利意識的模糊將影響自己合法權益的維護，導致遇到糾紛時未能及時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和化解矛盾。不知道自己的法律權利又如何維護這些權利呢，除消費者權利為百姓熟知，其余許多重要人身財產權利并不知曉，所以在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他們想到的還是想著私了或是上訪尋解決。問卷調查涉及到各個年齡段，在自己權利受到侵害時有46%的人會首先想到運用法律解決；一部分人選擇私了或者自認倒霉；小部分會考慮通過社會輿論施加壓力，例如發微博廣而告之。問及原因，居民認為沒有私人關系法律不會公正解決，訴訟成本又比較昂貴，所以基本不會考慮訴訟。城鎮居民盡管對法律有一定的認識，但長期以來受到諸如“三綱五常”等傳統思想影響，在生活中真的出現了糾紛時，往往又不愿意去打官司，認為打官司是件很嚴重的事情還丟面子。而且現實中基層法律服務稀缺，訴訟資源的短缺致使維權成本昂貴，所以當遇到糾紛時候致使居民很少使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我們常提要做個守法好公民，但是否忽略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守法前提是要知法，不知法，何守法。在淡漠的法律意識下，要求嚴格守法有些困難。我們與上蘭村派出所民警交談了解到本區治安狀況較好，偶爾會有違法情況的發生，可以看出鄉規民約對于百姓的約束力還是較強的，一個人行為的底線會受到他內心潛意識里良心的質問，但是法律在不知法的百姓眼里，反倒是一種高高在上嚴酷規則的形象，非常有距離感，所以在基層行為約束靠道德，小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居民對法律的恐懼，這是一種比較悲哀的情況，法兼具法理和清理，地位崇高自不待言，情理的一面彰顯了法律維護人民合法權益的可愛，但卻不為百姓熟知。
3.城鄉結合部地區領導隊伍法律信仰偏低。法律信任出現危機，基層居民對法律不感興趣，尤其是對執法、司法過程持懷疑態度。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在農村社會中長期存在。執法、司法人員的腐敗現象，使得很多執法問題得不到解決，這嚴重損害了法律在農民心中的公正威嚴形象。農民對法律的最基本的信任都沒有，更罔論信仰③。目前法律在我國基層百姓心中的地位并不崇高，在居民眼中，政府要比法院更為方便快捷，習慣了依賴政府，卻不知道去監督和制約權力，人們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在調查走訪中，我們非常容易發現接受問卷調查的居民對法律興趣不濃，同時他們也直接地和我們聊起來他們眼中的法治，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現象在農村社會中長期存在，所以對執法、司法過程持懷疑態度。司法腐敗現象猖獗，使得很多執法問題得不到解決，公正威嚴形象在這些居民心中只是個美麗的中國夢。當地領導法律素質偏低，許多干部連基本的法律常識都不知道，遇到問題也沒有運用法律解決的意識，以權壓民，此情況也是基層法制建設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提高城鄉結合部居民法律意識的對策
（一）加強城鄉結合部法治文化建設
法治文化的繁榮，居民的法律主體意識也會增強，而提高居民法律意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作為前提，所以提升文化教育具有關鍵意義。加強對農村成年人的文化教育，只有農民法律文化素質提高，促進良好的法律氛圍的形成，農民才能更好理解法律、主動利用法律、充分相信法律。而對于文化基礎稍好的城市居民我們要拓寬教育模式，嘗試開展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利用此次調研機會，我們聯系了太原市幾家書店開展義務捐書活動，為上蘭村捐贈1300多套法律書籍和百余份法制類報紙期刊，送達居民手中，讓他們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當初步具有了法律意識后，居民的法律主體意識也會增強，積極主動參加社會事務管理，充分行使自身法律權利，每位公民都以主人翁心態自居，那么這個社會氛圍會更加生氣活力。尖草坪區政府以上蘭村為基點，定期開展法律學習交流活動，培養居民法律學習熱情，有的居民被周邊人稱贊為“法律達人”，相信將這種活動接續開展，城鄉結合部法治文化的建設會上一個新臺階。
（二） 大力開展基層法律服務
如今基層非常缺少法律服務工作者，所以增加基層法律人員對于推動基層法治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逐步建立基層法律顧問制度，協助基層組織依法處理好本地區經濟、社會事務，幫助基層干部運用法律手段妥善處理好基層熱點、難點問題。定期組織基層法律工作者向廣大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圍繞居民關心的問題，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導和法律服務。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在調解中結合法理與情理，使當事人感受到法律的溫情，建立覆蓋基層社會的民調工作網絡體系，做好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組織“送法下鄉”的活動，以講座、家訪等方式持續進行普法教育工作。從居民自身的角度出發，結合他們在生活中的實例來傳授法律知識，傳播法律價值觀，這樣的方法往往更能為百姓所接受，也會是百姓更加愿意主動去學習法律常識。我們應該嘗試多種普法教育模式，比如在城鄉結合部文藝匯演時穿插法制節目，或單獨組織法治表演專項演出，使居民樂在其中，近距離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在政府工作宣傳欄中單獨劃出一片區域用于法治宣傳教育，選取物權，債與合同，婚姻繼承等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法律，使之學習起來更加方便。現今，城鄉地帶家庭網絡也逐漸普及了，多向百姓介紹普法網站，法制節目，充分利用網絡學習。
（三）加強基層領導法律素養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完滿落幕，開啟了“依法治國”的新征程，黨員干部是征程的帶領者，所以整頓基層執法隊伍，樹立法律權威，要求領導模范帶頭守法具有重要意義。現實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信心來源于執法者的高效公正運作，人們的權益得到合法保障，才會對法律產生信賴。公正司法，嚴格執法是維護法律權威的根本所在。試想若政府都視法律為兒戲，法律在老百姓眼中還會有什么地位，又怎會以法律為信仰？因此，法律意識的培養，不能僅針對百姓，還應該大幅度提高基層執法人員法律素質。法律素養是指一個人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 ，包括法律知識，即知道法律相關的規定；法律意識，即對法律尊崇、敬畏、有守法意識，遇事首先想到法律；法律信仰，即個人內心對于法律應當被全社會尊為至上行為規則的確信，這是對法律認識的最高級階段。定期開展針對基層領導干部的法律知識講座，督導黨員干部自主學習法律知識是培育他們法律素養的基礎，而后在工作中慢慢樹立法律意識，最終產生法律信仰。當基層的領導干部都具有較高的法律素養之時，相信基層法治文化一片繁榮不再是一紙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