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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地大物博，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從我國古代的整體發(fā)展來看，矛盾與斗爭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更多的都是圍繞話語權所展開，因此話語權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維度之一。在漢代以后的兩千年間，儒家文化的話語權作為典型代表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的十分重大的影響。本文將對話語權概念以及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進行分析，并對儒家話語權對中國文學史的影響加以闡述。

關鍵詞：儒家話語權；中國古代文學史；影響分析

引言

中國古代文學史其實質(zhì)是一部話語權的斗爭史，其所體現(xiàn)出的是政治方面斗爭，因此話語權與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進程息息相關。話語權在人們的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都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并且還能夠充分體現(xiàn)出社會政治以及道德倫理等社會要素。縱觀整個現(xiàn)代文學史，儒家話語權對其的影響毋庸置疑，甚至能夠影響到現(xiàn)代文學，因此對二者之間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探討顯得十分必要。

一、話語權概念分析

話語權可以被簡單的理解為是說話的權利，即輿論的控制權，一般情況下，能夠掌握話語權則能夠?qū)ι鐣浾撟呦蜻M行有效的控制。在當代社會中，話語權通常被掌握在媒體控制者手中，對媒體和經(jīng)濟實體進行操控，常常摻雜一些個人的主觀想法和得失進行輿論傳播，利用這種信息傳播的方式對現(xiàn)實社會產(chǎn)生影響，進而控制社會輿論的導向和行為，主要體現(xiàn)出的是高層言論。在我國的古代，主要側(cè)重于對詩學、文學以及修辭學的研究，利用思想進行話語的創(chuàng)新，因此要想擁有話語權則必須具備三種條件。首先，實力。沒有實力的支持話語權也將成為泡影。例如我國在鴉片戰(zhàn)爭時期，被西方列強欺壓和掠奪，民族尊嚴尚且不保更不用說話語權。現(xiàn)如今，我國經(jīng)濟建設迅猛發(fā)展，在國際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自然擁有話語權。第二，團隊能力。話語權的擁有不能單純的依靠個人力量，要樹立團隊意識，團結起來上下一心才能產(chǎn)生更加強大的影響力。第三，平臺。利用新型信息技術引導社會輿論，使話語權得到充分發(fā)揮。例如，通過廣播、電視、網(wǎng)絡等傳播平臺，使話語權的影響范圍得到進一步拓展[1]。

二、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儒家學派是由孔子創(chuàng)立，屬于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在先秦時期，孔子曾經(jīng)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學說和思想，但是都沒有得到重用，并且在秦始皇時期還經(jīng)受過“焚書坑儒”的重創(chuàng)。但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維護政權，鞏固其專政統(tǒng)治，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開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儒家學說便從此開始得到鼎盛發(fā)展。儒家學說受到周禮等方面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出的是華夏固有價值系統(tǒng)，成為了中國古代最具影響力的學派。幾千年來，我國人們受到《四書》《五經(jīng)》的影響根深蒂固，例如忠孝思想、責任思想等皆起源于儒家學說。在儒家的學說說主張以孔子為師，借助《四書》《五經(jīng)》等文學著作，宣傳仁與禮，側(cè)重于人們之間的倫理道德，講究仁而有序、仁愛待人、重義輕利等思想[2]。

三、儒家話語權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影響

通過對儒家思想特征的闡述能夠?qū)⑷寮宜枷氲奶攸c充分體現(xiàn)出來，事實上，儒家思想的存在意義是希望能夠被應用到治國大策之中，因此儒家思想在本質(zhì)方面就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在儒家思想中，主要主張的是忠君思想，要對君主予以絕對的服從，這同樣也是古代封建專制的重要體現(xiàn)。從中國古代文學史中能夠看出，在諸子百家中的學說和思想都是希望為君主提供服務，能夠被應用到國家的治理當中，例如法家提出的依法治國，道家提出的無為而治等等，這些不同的學說和思想出現(xiàn)在同一歷史時期，并且具有相同的目的，自然而然的會產(chǎn)生話語權方面的爭奪，事實證明，的確是擁有話語權的一方將會引導社會輿論，將自己的治國思想付諸于實踐，因此中國古代的文學史其實質(zhì)上是一部話語權的爭奪史。在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被得以重用，并且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將使得儒家思想的地位被確定，儒家的話語權自然有所提升，在很多方面上體現(xiàn)出較強的權威性。漢朝時期，儒家思想被推上發(fā)展的巔峰，居于統(tǒng)治地位，充分具備上述三種發(fā)聲條件，也自然擁有較高的話語權。此外，古代文學還具備較強的政治教化功能，這同時也是其職責所在，更是古今中外的文化通則，是文學存在的根本使命，統(tǒng)治者能夠深刻清醒的理解到，要想維護政權，保障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能夠得以長久延續(xù)，必須對國民思想進行統(tǒng)一，而事實此舉的主要措施便是依靠教育。因此，秦始皇所實施的“焚書坑儒”舉措就是要打破儒家思想對人們思想和行為上的影響，如果不將儒家思想徹底消除，則難以在思想方面實現(xiàn)真正的統(tǒng)一，而思想又與國家的長治久安息息相關，因此才會采用此種極端的形式進行思想上的毀滅，但這也能夠從側(cè)面進一步證明了當時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3]。從體現(xiàn)儒家思想的著作中能夠看出，在基本屬性方面并不單純的包括簡單的審美，還具有政治教化以及借文言志的內(nèi)容，這種正統(tǒng)的儒家學說就是對儒家話語權的有力維護，保障其權威性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由于儒家思想對后世也充滿教育意義和積極影響，被廣為繼承和傳揚，因此對儒家話語權的維護才顯得十分重要。司馬遷在此方面就堅定不移的支持著儒家話語權的立場，他的著作《史記》便是在儒家話語權的影響下進行編寫的，因此司馬遷對墨家思想持有反對和抵觸的心理，而更加尊崇儒家思想和文化，這同樣也體現(xiàn)出了他的貴族階級立場。司馬遷對墨家思想的抵觸一方面體現(xiàn)在其提出的“非命、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等思想中，其中的“節(jié)葬”與儒家思想中的“厚葬”和“禮樂”產(chǎn)生了沖突和矛盾，而在司馬遷的思想中，將“禮樂”視為是大宗，如若將墨家的思想記錄《史記》當中，則會觸動朝廷官員利益，引起對其的大肆攻擊。另一方面，墨家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其所提出的“兼愛”思想也與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相對立，這種為平民階層、小生產(chǎn)者爭取話語權的行為，明顯與儒家思想中的“上昭下遵”的專制制度相砥礪，因此其沒有出現(xiàn)在《史記》的記載當中。此外，在當時的漢朝，朝廷官員基本為儒生，儒家思想也屬于政治主流，因此其話語權地位自然也是不可撼動的。而墨家思想更注重于平民的利益，這將對當時的貴族利益產(chǎn)生了觸犯和削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自然會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攻擊，司馬遷又受儒家思想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在思想意識方面對其影響根深蒂固，將毫無疑問的反對墨家文化，支持儒家思想。經(jīng)過大量歷史實踐的研究結果證明，中國古代文學的繼承和傳揚，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話語權的傳承，而儒家思想能夠符合當時漢朝的政治背景，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和政權的鞏固提供較大的便利，因此在當時更加受到推崇和重用，這也同樣充分體現(xiàn)出了古代文學思想中的政治性，以及儒家文化對其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古代文學中的爭論與傳承，其根本上都是圍繞著話語權展開的，而話語權作為中國文學的根本，同時也是重要維度之一，儒家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影響意義深遠，其話語權地位的變動也將對文學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較大影響。在研究儒家文學為何會具備較強權威性，成為漢朝以后兩千年來的主流思想時能夠發(fā)現(xiàn)，這些都與其自身所具備的教化功能以及政治色彩息息相關，在古代文學這步話語權的爭奪史中，儒家話語權對古代文學史的影響將處于不可忽視的地位。

參考文獻：

[1]胡鐵生.政治文化與文學意識形態(tài)功能的意蘊交映[D].吉林大學,2012.

[2]陳嬋.二十世紀上半期(1900-1949)中國歷史小說主題類型及其敘事特征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2012.

[3]宋芝業(yè).明末清初中西數(shù)學會通與中國傳統(tǒng)數(shù)學的嬗變[D].山東大學,2012.

作者:郭鵬鵬 單位:延安大學西安創(chuàng)新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