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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精髓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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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精髓范文1

關鍵詞 儒家思想 影響 意識形態

儒家是古代諸多思想學派之一。它的創始人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現打破了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由“學在官府”到“私人講學”的轉變,使得傳統文化教育能夠傳播到整個民族。正因為這樣,才導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強大的民族群眾基礎,對舊時代的整個社會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極為復雜,其內涵也極為豐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的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禮樂,后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影響。

一、儒家思想的變遷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戰亂年代。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

(一)儒家思想的興起

早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變遷

漢朝以后,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對后世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與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并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于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也是中華民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并對那里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儒家思想的精髓范文2

關鍵詞:司馬遷;儒道思想;思想

在學術界,關于司馬遷思想體系有兩種說法。部分人認為,司馬遷的思想以儒學為主,另一部分人則堅持認為道家思想在司馬遷思想體系中更為重要。通過學界的多方研究認為,司馬遷的思想將道儒兩家思想進行了融合與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

一、司馬遷與儒家思想

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與根源。《史記》中,司馬遷對孔子學說的重視非常明顯,不僅應用獨特的孔子思想理解方式,更將孔子設為世家之列,詳細記述了孔子的思想變遷與身世背景,言辭之間不乏贊賞之意。相比之下,我國古代其他思想家均未被司馬遷以如此大的篇幅展開描述記載,可見司馬遷對孔子思想的贊嘆與認可。在《史記》正文中,司馬遷不僅將孔子稱為“至圣賢人”,更稱自己“心向往之”,可見其對孔子的尊崇。在司馬遷思想體系中,儒家思想對其的影響多見于對歷史人物的評判方面。在進行任務是非功過的敘述中,司馬遷多次采納孔子對該人物的評判,并將其引用至《史記》正文中。

然而,對于儒家思想中的部分敘述,司馬遷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對于孔子的著作《春秋》,司馬遷就給出了“忌諱之辭”的評價,并批評了孔子的公正性與客觀性。不僅如此,《史記》中曾出現的“愚儒”、“腐儒”、“小人之儒”等特定詞語,也表現了司馬遷對于儒家的批判與不滿。

二、司馬遷與道家思想

據史學家考證,司馬遷之父對道家思想一直保持贊許態度,這也影響了司馬遷對道家思想的態度。在《史記》中,司馬遷對道家思想也不乏贊許之意,曾對道家思想做出“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制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高度評價,多次明確反對漢武帝“多欲”的思想,并贊賞道家所提倡的“無為”之論。

同時,司馬遷在敘述漢文帝、漢景帝、呂后等歷史人物時,多次贊賞其執政期間所采用的“無為而治”等道家治國策略。盡管呂后的殘暴惡毒令人發指,司馬遷仍舊對其采用的黃老思想做出“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天下安然”的評語,可見其對道家思想的擁躉。在司馬遷看來,漢文帝采用道家思想體系中所提倡的“無為而治”,從而開啟經濟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更成為漢朝首個經濟發展大。在《孝文本紀》與《孝景本紀》中,司馬遷多次明確表示道家思想對治國的貢獻,道家思想對司馬遷思想體系的影響可見一斑。

與儒家思想相同,司馬遷對道家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批判態度。司馬遷認為,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小國寡民理念無助于一個國家的正常發展,必將封閉隔絕經濟互通與人文交流。司馬遷認為,物質生產進步是社會與歷史不斷前進的動力,道家思想中部分論述有違歷史發展規律。如,老子更加向往理想的王國,他認為,可以將五味、五音、五色等影響人的外物去掉,對于此,司馬遷持不同的態度,他認為,如果按照老子的理論,社會必然會變得封閉、隔絕,影響著經濟的正常發展,這種思想是無法實現的。此外,司馬遷也提出,人對于物質的追求屬于人之常情,“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物質生產的發展是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而清心寡欲、小國寡民則是涂民耳目,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筆者認為,司馬遷的這種思想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三、結語

由于司馬遷早年經歷,對于“建功立業、報效國家”,司馬遷一直有自己的抱負與期許。然而,在人生后半段,司馬遷遭遇了悲慘的“宮刑”這導致其對于君王統治有著獨特而犀利的見解,逐漸將思想體系向道家傾斜,在《史記》中對道家思想有著很高的評價,也更向往道家思想中所倡導的生活景象。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司馬遷的思想體系中結合了道儒兩家的精髓思想,但同時也提出了對兩家思想的批判與改良。通過對《史記》的分析可以得出,司馬遷并沒有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承襲任何一家的思想體系,而是有所選擇的吸收道儒兩家思想體制中的精髓部分,并對糟粕部分進行批判。在司馬遷對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論述評判中也可以看出其公正不阿的辯證主義思維方式,兼收并蓄、不偏不倚,不以成敗論英雄,拒絕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客觀真實的記敘歷史,跳脫出道儒兩家激烈斗爭、互相辯論的復雜歷史背景,展現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與思想家的長遠目光。

參考文獻:

[1]李初紅,歐陽江琳. 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優人取舍之探因[J]. 桂林航天工業學院學報. 2015(02) .

儒家思想的精髓范文3

論文摘要:通過分析明式家具的形制風格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間的關系,旨在由表及里地掌握明式家具哲學思想內涵的精髓,為現代中國家具設計和發展提供參考。

明式家具的形制及結構深受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東林學派思想的影響和熏陶,無論是在審美觀念還是在表現手法上都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出來的簡樸、空靈、內斂、優雅也深深地影響著當今的設計理念。

一、儒家思想中“中庸 ”、“禮”的體現

博廣的儒家思想的審美情趣和思想內涵在 明式家具中得到充分體現。中庸之道在形式上重視“中正”、“中行 ”,在內涵上主張凡事都不要過度 ,要含蓄,以免適得其反。孔子說:“興于詩,立與禮,成于樂 ”,“禮”主張社會上的人要區分名分,如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婦等,然后又指 出了各種身份之間應該遵循的禮儀、處事規范等。

明式家具的設計中處處體現著這種內斂、中庸、禮法有度的觀念。如明式圈椅對稱式的整體構架、外擴內斂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內翻馬蹄式 的腿足等等不僅傳達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內涵,也體現出儒家思想中的“禮有法度”對人性的束縛。

禮法中講究禮貌的坐姿 ,要保持上身挺直、雙腳放在椅子的前面或放在腳凳上,或盤足而坐。在明式家具許多椅子的設計中,靠背與坐面垂直或接近90。有些椅子的坐面和扶手都比較高寬,尤其是主要陳列在廳堂 的椅子的造型渾厚冼練 ,穩重大方,端莊中正。體現了儒家思想中的“禮”制,除了滿足“坐”的基本功能,更作為一種禮教尺度,規范人們“行得穩,坐得正”顯示了封建社會的理性倫常和家長氣度 。

二、 “有用之學 ”東林學派思想的體現

明中期以后東林學派在思想文化領域倡導“有用之學”餉實學,提倡改革,鼓勵創新。文人的參與為家具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內涵和審美情趣,他們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藝要一絲不茍,裝飾要簡潔脫俗。明式家具中大量采用帶有吉祥寓意的紋樣,如纏枝紋寓意吉祥幸福、忍冬紋寓意延年益壽、蓮花紋寓意圣潔等等,題材寓意大多比較雅逸,頗有”明月清泉 ”、”陽春白雪”之類的文儒高士之意趣 。“有用之學”的思想變遷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造就了明式家具經久耐用的榫卯結構及重儉輕繁的藝術特征。榫卯結構不用釘和膠,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結構牢固,百年不松動;同時便于拆卸和組裝,利于修復時更換部件而不傷整體,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頑強的生命力,是審美功能和使用功能完美結合。

三、 “天人合一”、“普遍和諧”的道學思想體現

道家思想是中國最為重要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想之一,明式家具的形制和藝術特征同時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道家 尚“無為”,重 “天然 ”,追求 “天人合一”和 “普遍和諧”的宇宙觀,從明式家具的一些設計上也反映了這種樸素的哲學思想。

1.追求天然材質 “反璞歸真 ”

老子說 : “道之 尊,德之 貴,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 ”,認為美在本真。選擇使用天然材質,追求天然材質本身的美感,強調與大 自然的和諧共處 ,體現 了老子 “天人合一”的思想 。明式家具的用材大都是木質堅硬致密,色澤沉穆幽雅 ,紋理優美生動的珍貴木材。如黃花梨木性適中,便于雕刻不易變形是制作硬木家具的首選材料且材質溫潤如玉,受到文人雅士青睞;紫檀木質地堅硬細膩,適于精雕細刻,多得達官貴人喜愛。不同材質的運用體現出不同文化內涵,這也是明式家具的特殊文化現象。在加工工藝上,大多采用通體光潔處理,突出木材紋理的自然美。在許多傳世 的明式家 具上 ,都把紋 理最美 的木材用在顯眼部位 。此外 ,也有利用不 同木材 的質地和色澤拼合搭配,達到一定的裝飾效果。更最重要的是在制作時多打蠟少髹漆 ,從而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質感和紋理,這也正是道家 ”返璞歸真”思想 的完美體現 。

2.崇尚陰柔之美的線型

《老子·七十六章》中寫道 : “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 道家崇 尚陰柔之美,認為 “柔”是生命之初的外象,富有無限的潛力 。這種柔美的哲學在明式家具上也得到了體現,明式家具的許多構件 ,本身就是線條,這些線型與家具一脈貫通,自然流暢,協調統一 ,優美動人。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幾等家具造型中,有不少使用圓材,使其彎轉有度 ,精巧流暢,以表現曲線美 。如明椅靠背最上的橫木——搭腦,其線形的起伏變化豐富,或翹 或垂,或仰或傾,或出或收,或曲或直,或剛或柔,都各具神韻。通過各種直、曲線的不同組合,線與面交接所產生的凹凸效果,體現了以柔克剛、予動于靜的哲學要義,極具回轉靈動的生命氣韻。

總之 ,明式家具的設計理念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哲學文化,家具風格獨特之處實際上也表現了社會、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為的認知。而從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加 以分析探討家具風格 的成因,可以找尋出明式家具形式之外的精神思想 ,從而掌握其設計思想的精髓,希望這能給 中國現代家具的創新設計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參考文獻

[1]李小汾.明代文人與明式家具.觀察與思考,2003.4

[2]龔云云.明式家具中的 “禮”.科教文匯,2008.2

儒家思想的精髓范文4

關鍵詞:儒家思想;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

一、儒家思想對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的滲透

(一)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思想。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愛人”確立為最高道德標準。孔子還系統性地闡述了他所向往的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并相應的提出了一系列人格修養理論與方法。在孔子《論語•雍也》中:“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道出了理想的人格形象。(二)從古至今,個人修養方面都要求一個品格高尚、禮儀修養高雅的人具備“文”與“質”的兩種素質,言談舉止應該與內在的美好品質相統一,兩者不可偏不可廢。這是儒家思想與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貫通之處,儒家思想一直受到各個時期思想家的重視與推崇,并且獲得新的闡述與弘揚,與在各個方面都講創新的這個時代有更多的契合之處。例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飛速發展,受到世界的普遍關注,就曾從儒家思想中汲取營養,融合到本國國情當中。(三)中國已從計劃經濟穩步跨向市場經濟,在社會轉型與企事業單位轉制態勢下,儒家理想人格思想的內核與價值并未褪減,依然對現代企事業和人力資源管理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儒家思想中的重道、明德、信義、崇禮,與現代圖書館倡導的“以人為本”、“傳承、弘揚歷史文化精髓”是相通相融的,銜接著歷史與未來。就現代圖書館的發展來看,管理模式有很多種,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也根據圖書館的管理模式而不斷更新調整。儒家思想與人力資源管理相結合,這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與西方有著文化差異的中國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的思想資源與科學模式。

二、儒家思想對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的負面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各高校圖書館都結合自身經濟實力,為應對社會變革、滿足讀者需要做出大跨度調整,許多創新型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誕生,可這并不意味著傳統落后的思想會退出當前。(一)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提倡民主時不可忽視地存在一言堂。中國歷史上很長時間是封建帝王專制管理,戰國時期的孟子曾力主“民貴君輕”,但這種“愛民”、“為民”之說沒有得到封建帝王的實質性認同,反倒是封建社會嚴重的宗法等級觀念影響下的高度集權制的管理方式得到不斷延續。從圖書館的發展演變來說,每個階段、每個時期,在館長負責制的圖書館管理狀態下,“管理層”在自己的任期內都會提出一些屬于個人決策的、缺乏全面的調研的創新主張,為所謂創新而創新,甚至在“贊同”與“反對”已經嚴重失衡狀態下依然“力排眾議”去執行,導致重復建設,或者建設的毫無意義,甚至建設未完成就已經夭折,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圖書館已經從傳統的紙質圖書管理演變發展到以讀者為導向,以讀者的需求為服務目標,從被動提供服務向主動挖掘服務內容以應對隨時而來的服務內容、服務目標、服務形式。但是,在圖書館的運營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管理制度圈定的條條框框,對管理民主化依然產生壓制。員工在家長制、一言堂情況下,有才華的、敢于直言者被拒之門外,或者隨大流,唯唯諾諾。(二)圖書館運營中偏重人情化、弱視法制化管理。儒家管理思想表現在當代企事業管理機制上,常以非理性的倫理道德觀念為原動力,過分重視人情管理,忽視規章制度的作用。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管理層對員工的管理,員工對讀者的管理環環相扣,在“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下,各項工作、各項服務都要在規章制度約束下進行,而不是完全的員工想如何便如何,讀者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對極個別員工或者讀者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或是違背規章制度的行為,不能把“以人為本”套在嘴頭上,而要有章可循、有章必循實施管理,不能因為害怕局部的“惡意差評”擾亂大環境的有序運行,否則,表面的和諧無法長久掩蓋問題的實際存在,而問題的積壓會讓問題越來越膨脹,在某時期某時刻,導火索的點燃必然引發大爆炸。(三)圖書館創新型服務理念下趨向為“零”的利益觀。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則進一步把“義”與“利”對立化,認為“利”是引發個人作惡和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提倡“利”必然會危機“義”。至宋明禮學,更是直接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我國絕大部分圖書館是由國家財政撥款建設,為社會為讀者提供近似無償的服務,它的公益性質讓投資者、管理者一直以來以“絕對正面形象”自居,不敢正視“利益”的存在以及“利益”的獲取。圖書館的存在,有投入就必定有產出,作為產出的絕大部分是服務讀者、服務社會而產生的社會效益、公眾效益,這奠定了圖書館根深蒂固的正面形象,為了維護這一形象,管理層忽略了圖書館應得的收益,或是避諱不敢談及這實際上存在的利益。圖書館在創新型服務過程中,為個人或小眾提供了大量的個性化、便宜化、深層次的服務,而這個性化、便宜化、深層次服務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遠遠高于為群體讀者提供的普遍成本。而對于這一塊兒是否收費,收多少,怎么收,圖書館完全可以直視這份收益,并且把這份收益合理化分配,或進行硬件、軟件的再投入及維護,或用于對員工的獎勵機制,激勵員工樂于思考,敢于進取,避免員工在工作中大腦局限于慣性運作,缺乏自主,缺乏創新。在這個問題中,要糾正“義”絕對蓋住“利”這個長久以來存在的錯誤,也要把握分寸,避免“利”字當前偏離了“義”,把為讀者、為社會服務的宗旨演變成各種掘金手段。(四)圖書館普遍存在重均同、輕個性現象。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強調團結協作、共建和諧,這種管理思想以大局至上為基準觀念,團結協作并不代表回到大鍋飯時代,這與西方國家比較強調個性和個人積極性的管理思想并不矛盾。圖書館是一個員工眾多、崗位劃分眾多的服務機構,在圖書館內部管理機制上,普遍重視均同、公平,對競爭、貢獻、績效沒有足夠的重視,表面上說是打破“大鍋飯”,其實仍在一口鍋里混,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由于沒有有效的激勵措施,員工還處在給活兒就干,沒活兒等分配狀態。對人力資源管理形成壓制的主要是圖書館的管理制度落后,圖書館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趨于共同,缺乏特點。長期以來,儒家的這種“求和去異”管理思想,造成了人們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抑制了員工的創新性思維,約束著員工的工作方式,圖書館以及員工缺乏生機與活力。

三、儒家思想在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應用

(一)儒家思想“仁治”的應用。“仁治”就是從根本上關愛人、尊重人、發展人、快樂人,就是圖書館當前注重的“以人為本”,在管理方面應該從人的本性出發,正視人性的優點,但不忽略人性的弱點,在人與物之間重人輕物。圖書館在運營中、在人力資源管理中,都要體現出這種精神,從根本上關愛員工,激勵員工,獎懲有度。(二)儒家思想“禮治”的應用。儒家的“禮治”就是推崇上下有序、尊卑有度、親疏有分、長幼有別,推及到組織管理中,就是講究建立起有組織有秩序的構架,明確職責分工,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組織的流程與制度,員工各司其職,使得各級組織管理規范化、系統化。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管理將毫無績效可言。(三)儒家思想“人治”的應用。我國如今是法制社會,與封建社會時期君主帝王的“人治”截然不同。即使是法制社會,“人治”也依然穿插在內,孔子曾說過:“為政在人”,聰慧的有魄力的一個管理層,他們在研究、修訂規章制度時,在確定各崗位人力資源配置時都會做出合理規劃、正確任命,在組織構建、制度構建、文化構建中,“人治”強調的是重視人的作用。圖書館作為一個服務單位,管理層對基層在法治的基礎上實施“人治”,而每個員工在各自崗位上能夠明確各自分工與責任,在面對服務對象時,依據章程完成各自分工,又可依據章程在每一個突發小范圍事件中,“法治”、“人治”相結合,果斷迅速處理、善后,不必層層推諉,從而防止辦事效率低下,負面影響層層擴大。儒家講究“人當其次、人率其位、人盡其用”,因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與人是有區別的,人是有賢能、正直與昏庸、邪惡區分的,推及到組織管理中,就是要求通過人力資源管理的科學方法,把員工做到優化分配、合理使用。

四、結束語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儒家思想有著其獨特的利與弊,圖書館作為一個信息文獻的收集、儲備和傳播機構,在自身的管理運營、人力資源配置上,都需要理論聯系實際,把儒家思想和現代管理相融合,借鑒差異,吸納優秀,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服務平臺。

主要參考文獻:

[1]劉磊,王浩.圖書館核心價值研究———基于儒家思想的實證分析[J].圖書情報工作,2011.23.

[2]賀紅梅.儒家文化精髓對圖書館構建和諧環境的啟迪[J].時代文學,2009.6.

[3]張勇,時雪峰,劉艷磊,王蘭萍,陳萍秀.借鑒儒家人文思想,構建高職院校圖書館組織文化[J].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1.

儒家思想的精髓范文5

高職學生由于入學文化課基礎弱,大部分高職院校重視技能操作培養,忽視人文精神熏陶,普遍存在學生動手能力強、人文素養弱的現象。我國傳統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人文精神內涵深厚。日常教學過程中增強對高職學生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他們的人文內涵和素養是高職教育中人文精神培養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

人文精神;儒家思想;高職教育

隨著我國制造業的發展,社會對有一技之長的高職學生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為了適應社會的需求,許多高職院校加足馬力擴大招生,因此高考分數較低、文化基礎較弱的學生大多被高職院校錄取。后續高職教育中多數老師、家長和學生認為只要掌握好技術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因此偏重專業技術的學習而忽視人文精神的培養,形成高職學生人文精神匱乏的普遍現象。

一、高職院校學生人文精神匱乏的主要表現

(一)自卑心理比較嚴重高職學生屬于大專層次,錄取分數比較低,基本上200分左右即可被錄取。由于高考分數比較低,與本科同學相比有差距,導致大多數高職學生有自卑的心理。根據目前我國高招程序,高職錄取在本科院校錄取結束后,有的地方甚至在中專錄取后,這使得社會上很多人對高招政策有誤解,認為高職學生比本科甚至中專學生低一等,這些誤解和偏見進一步加深了高職學生的自卑心理。

(二)自理能力弱,自控能力差高職院校的學生大部分來自獨生子女家庭,且家庭條件比較好。據我校不完全統計,約85﹪的學生是獨生子女,約44﹪的家庭在當地屬于中等以上收入,貧困學生只有不到2﹪。由于是獨生子女、家庭條件比較優越,學生在家里備受溺愛,相當一部分學生自主能力弱,缺乏自我生活能力。進入高校以后,得不到家長的照顧和呵護,一部分學生甚至基本生活不能自理,自控能力差,經常遲到、曠課,違反學校紀律,對于遵守學校規范管理意識薄弱。

(三)集體觀念淡薄,組織紀律性差由于高職院校的很多學生家庭條件比較優越,在家備受家長的寵愛,有很大一部分學生從小就養成了任性、占有欲強、自私自利的壞習慣。同時大多數獨生子女由于缺乏和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環境,造成部分學生喜歡獨來獨往,集體觀念淡薄,組織紀律性差,缺乏集體榮譽感、不愿意接受集體的束縛,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強調自我價值,奉獻意識薄弱。

(四)重智育,輕德育智育是具體的,有具體的考核標準衡量,而德育是抽象的,難于用一個規范的標準來量化。因此,目前大部分高職院校中普遍重視智育中技能教育,忽視德育人文素養的培養。社會上許多用人單位,在招收員工時往往只考慮招收對象是否掌握一定的技能技巧,而不考慮是否具有一定的人文素養。在這種教育環境下,大部分高職學生產生了只注重技能的學習而忽視了人文素養培養的“短、平、快”的思想。從人才培養的長遠角度考慮,人文素質教育的匱乏不利于學生今后進一步向“高、精、尖”專業技工方向發展。薄弱的文化底蘊使學生人文素質和人文精神不足,過窄的專業教育使學生的學科視野受到限制,過重的功利導向使學生的綜合素質訓練受到影響。[1]因此,真正提高職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應該在日常教學活動中加強對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構建人文精神,這不僅僅是學生今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由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的需要。中國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從某種意義講中國傳統思想即儒家思想,提倡積極入世,主張個人修養。在高職院校德育教學過程中應加強對高職學生的儒家思想教育,不僅可以培養他們人文思想,提升他們的人文內涵,也能夠在專業技能提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整體綜合素質。

二、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

(一)人際關系方面強調人本意識,注重對人的尊重人本意識是指尊重他人,推崇他人,弘揚人存在的價值和獨立自覺的意義。孔子提出“仁”,倡導人應該有德性,對統治者要求立足于“富民”、“教民”、取信于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認為人有了德性和理性,人才有靈性,有了靈性以后人才比萬物高貴,人才是萬物的主宰。因此,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戰國時期,孟子提出人性善來高揚人的價值,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區別于其他事物而獨有的。儒家思想認為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德性的修養確立起人的尊嚴和價值,每個人的命運都可以由自己主宰。

(二)社會文化方面強調有責任心和憂民意識儒家思想在充分肯定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時,又注重激勵人的擔當精神和培育人的憂患意識。儒家思想的憂患意識是偉大的憂國憂民意識,不是個人的一己之憂。如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集中體現了儒家憂國憂民的思想。這種憂患意識使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向著認同現實的方向發展,并促進入世品格的形成。反過來這種認同和入世的品格又不斷提升和鞏固這種憂患意識。[2]

(三)自然關系方面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儒家思想認為宇宙是由“天”“地”和“人”三個元素共同組成的和諧美好的宇宙。天人合一是人和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社會表現,就是個人與社會的統一,要做到個人服從于群體,即要從自己本心上體悟到個體與群體的統一性,人只是天地之間的一個組成部分。“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莊子•達生》),儒家認為人在自然界應該尊重自然規律,這樣才能達到人和自然和諧相處。人的修行方面,儒家也提倡和諧“順其自然”的理念。由于人會受到各種名利、欲望的誘惑,不能堅守做人的道德準則,因此人要排除外界欲望的蒙蔽,自覺履行道德原則,達到“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為政第二》)的目的,即要求做到克己復禮,戰勝自己的欲求,使自己的心性及行為符合社會要求。

(四)自我修養方面主張力行意識與道德實踐如果說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儒家著重突出“天人合一”,那么在人格境界方面,儒家特別強調個人道德品質的自我修煉。孔子主張君子力行,提升道德素養,要面向社會,服務于人民。儒家強調通過修身或自我改造來達到道德修養或道德實踐的目標。“仁”是儒家所強調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獨立人格的體現。郭沫若在分析《論語》中關于“仁”的各種表述后總結:仁的含義是克己而為人的一種利他行為。簡單一句話就是“仁者愛人”。[3]儒家的這種思想主張人應該推己及人,先人后己,尊重他人;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追求理想人格。

三、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價值分析

高職學生因文化層次、個人素質、人生階段、社會風氣等因素造成了他們人文素質不同程度的缺失,而這種缺失會對其個人發展、社會進步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傳統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實質是對人的思考,其內涵是對人自身價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與探索。學習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能夠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價值觀,有助于正確地處理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在這種價值觀基礎上進一步培養出優良的行為規范意識。儒家思想的人本意識、生命意識能夠有效幫助高職學生正視自身的價值,挖掘自己的潛能,培養自己的能力,克服自卑心理,在實際行動中體現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使學生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儒家思想中的“憂患”意識,強調作為人應該肩負起的責任,人應該與人類和社會共憂患。“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能夠激起人們改造社會、變革現實的無窮熱情,也有利于高職學生明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奮斗目標,培養前進的動力,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提高自主學習能力和社會責任感。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確了個人與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有助于高職學生認清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明確集體、社會的重要性,擯棄個人主義思想,鼓勵學生融入集體,與同學和睦相處,增強集體主義榮譽感。儒家思想中對于自我修養的要求,強調個人道德品質的重要性,通過“修身”、“內省”完善自我人格,有助于高職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塑造健全人格,端正態度,具備良好的品格,從而成為合格的人才與和諧的個體。以儒家核心思想為指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僅是學生今后進一步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進步的需要。

四、高職學生人文精神的構建

人文精神是以人為主體的精神,它是以人為對象的,一種對人的關注,維護人的尊嚴、價值和命運,對人類文化遺產高度重視,是對理想人格的全面發展的肯定和塑造。[4]構建人文精神,形成良好的人文環境,對于高職學生人文素質的提升和學生群體素質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職學生人文精神的構建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應該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為導向,以學生為主體,按照高職院校學生的心理特點,循序漸進地開展。

(一)轉變觀念,樹立人文精神教育理念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轉變觀念是構建學生人文精神的前提基礎。很多學校負責教學工作的領導和教師認為高職教育就是教會學生一技之長,把高職教育誤認為是“技術教育”。這種錯誤的理念導致了很多高職院校重視技能教育,忽視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高職教育應該是培養人全面發展的教育,我們不能把高職學校當作培養“工具”性人才的工廠,要樹立全面發展,人文見長的教育理念。[5]在強調科學教育的同時,加強人文教育,促進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學校應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審美情趣和創新實踐能力。

(二)完善課程設置體系,加強人文知識教育開設人文課程是增加學生人文知識,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前提。人文課程廣義上包括所有容納人類思想,一切關注人類真、善、美,以人教育為教育主題,注重人類精神道德傳授和強調處世原則的課程都可稱之為人文課程。[6]狹義上的人文課程就是指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學校教學領導可根據各高職院校教學特點和高職學生的情況,在以實用性、市場性為開課特點的基礎上增加人文類、藝術類課程的比例,打破專業課“一統天下”的局面,可以多開設一些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加強儒家思想精髓的教育,如國學課的學習,重讀中國儒家的傳統經典《老子》、《論語》、《孟子》等,使學生在專業學習的同時,通過對這些儒家典籍的學習陶冶情操、注重道德修養的提升,明確人生目標,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發展。

(三)改進人文課程教育方法,給學生人文關懷要充分運用教師的人格力量,在人文課程教學中融入授課者的人文情感,以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感染學生,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人文關懷。這種教育方法不僅是教師內心情感的自然外泄,還應該是有計劃、有目的對學生施加影響,在潛移默化中讓學生感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精髓。人文情感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教師在講授人文課程時不僅要給學生傳遞文化知識,更要以身作則給學生關懷,幫助學生構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的人文精神。

(四)加強校園文化建設,營造人文文化氛圍人文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孟母三遷”的典故說明了文化熏陶對一個人成長的作用。校園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以文化為載體,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作為學生,一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校園中度過,因此營造一個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非常重要。營造濃厚的校園人文文化氛圍,可以通過三種途徑:第一、創造形式多樣的校園文化。例如開設第二課堂、舉辦人文講座和讀書活動,引導學生積極參加,讓學生學到在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擴展知識面,形成濃厚的文化氛圍。第二、開展具有特色的校園活動。如各類體育活動、各種社團活動、舞會等,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增進友誼、學會共處、增強自信、完善自我。第三、建設良好的校園環境。一個干凈、整潔、有序的校園環境會促進學生自覺地規范自己的行為,陶冶自己的情操,培養良好的公共道德。優美的環境也可以凈化學生的心靈,提高審美情趣。在這種獨特的校園文化熏陶下,學生在潛移默化之中形成具有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價值觀。然而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的、開放的工程,它包含了高職院校建設中的多個方面,不僅包括基礎硬件設施建設,還包括教師的文化素養、思想素質的培養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的建立等等。因此,打造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校園文化需要全體教職工共同努力。

綜上所述,作為新時代的高職學生,不僅是產品的制造者,更是文化的承接者和傳播者。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升級,我們不僅僅需要一般的產業工人,更需要創造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技術工人。新時期的高職院校肩負培養高素質技術工人的任務,因此將人文素質教育作為學校德育的核心,在教學過程和教學環節中給予學生正確的人文素質教育,注重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是當前高職教育的目標。以儒家核心思想為指導,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喚醒學生的個人自覺,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推進社會的進步,提高全民素質。

參考文獻:

[1]文輔相.我國本科教育應當做戰略性調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6(6):13.

[2]龔平.儒家人文精神的現代意義[J].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4):27.

[3]蔣文學.儒家人文素養思想探微[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2008(2):25.

[4]谷聲然.人文精神的內涵探析[J].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1:78-82.

[5]盧云峰.論高職學生人文精神培養體系的構建[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1(6):107.

儒家思想的精髓范文6

關鍵詞:李安電影;民族文化;思想內容;影像造型

李安是世界知名的華人導演,同時也是華人世界通過自己努力榮獲多項奧斯卡獎的第一人。縱觀李安的電影創作,其作品中有著很深的個人印記,浸透著李安對于社會的認識和理解。他在傳統的中國家庭長大,所以其作品中深受中國民族文化的影響。中國民族文化的展現在他的電影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其一是李安電影中所折射出來的儒家思想,其二是在影像造型方面所體現出來的民族元素。

一、思想內容上儒家觀念的凸顯

李安自幼在臺灣書香門第中長大,中國文化氛圍濃厚的家庭環境深深的影響了他的價值觀念。之后在美國學習戲劇導演和電影,更是使得李安本人具有強烈的懷舊和思鄉情結。李安憑借電影這一途徑來追尋中國民族文化情感和審美愿望,拍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文化情懷的電影,如《推手》、《喜宴》、《飲食男女》等,這些作品無處不閃現著儒家思想的光芒。

和諧是儒家思想的首要價值觀念,也是其人文精神的精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直以來是古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彌漫了儒家思想對于人與人之間人文規范的要求,也體現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之道。同時,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顯而易見,而“家和萬事興”“以和為貴”等觀念更是體現出了中國文化對于和諧思想的追求。正是由于李安對于儒家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深刻認識,所以在他的電影中大都體現出了和諧的思想。比如電影《推手》中,郎雄扮演的父親雖然和美國的洋媳婦在生活起居和飲食習慣等諸多方面有很多不和諧,雖然因為中西方文化價值觀的不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是父親卻始終為兒媳婦著想,給她用太極的方法治病,為她夾菜等等都傳達著“以和為貴”的儒家思想。再比如,《飲食男女》中,每逢佳節家里所有人都會回到父親家,所有人坐在一起吃飯聊天,體現出“團圓”的和諧意味,既是李安電影中傳統家庭觀念的展現,也是中國民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深刻反映。

《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導的為人處世的哲學,即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講究性情的中和淡遠,提倡自我修養、自我完善,做事講究分寸,使事物能有最好的表現。李安在中國傳統的家中長大,身上本身就有著非常典型的儒家氣質,這種氣質反映到制作上來講是不疾不徐的電影節奏,反映到影片內容上則是電影中的主人公處世態度的中庸平和。比如電影《推手》中,因為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差異,父親最終還是無法融進兒子的家庭,隨即自己從兒子家里搬出來,一個人居住在唐人街。對于父親而言,他知道矛盾無法解決,但是為了家庭的大局,他采取中庸的處事方法,自己謙讓一步讓矛盾得以緩和,讓事情得以順利解決。《飲食男女》中,老朱是了不起的廚師,三個女兒性情各異,不過老朱卻憑借自身廚藝維系著全家的和睦。女兒們逐漸長大,都有著各自的問題,老朱始終保持著中庸的態度周旋于他們之間,最終使即將破裂的大家庭再度團聚。李安在自身的處事始終堅持的端正的態度,在電影作品中也體現出了民族文化深厚的價值底蘊。

二、影像造型中民族元素的展現

李安作為世界知名的華人導演,其在中西方都獲得了了一致的認可。在好萊塢電影大行其道的今天,能夠堅守民族文化精神開拓世界電影疆土實在難能可貴。李安電影不管是在“家庭三部曲”還是在《臥虎藏龍》中都閃現著濃郁的儒家文化思想,同時在電影的影像語言上也采用了大量的民族元素,探討了關于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系列命題。

在電影《推手》中,李安向觀眾展現了一個典型的中國移民美國的家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惑。太極拳師老朱來到美國兒子的家里生活,卻因為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和美國的兒媳婦沖突不斷,最后老朱離開了兒子的家,獨自在唐人街生活。李安在進行電影創作時,選取了眾多具有民族文化氣息的造型元素,把中國歷史悠久的太極文化、京劇文化、飲食文化等都很好的融入到《推手》的劇情當中,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內涵。影片中,為了展現中國民族文化,細節處理上,多次出現老人練太極的鏡頭,多次出現書法創作的鏡頭,多次出現關于中國飲食的細節;在場景的選擇上,李安導演把故事也多次放置在中國民族文化比較濃郁的美國中文學校和唐人街:在情節設置上,導演李安也設置了很多表現中國文化的橋段,比如教中文、中國烹飪等,把中國故事以及中國民族文化傳統通過影像載體表現的淋漓盡致,有力的體現了中國民族文化在美國主流社會文化的逆境中頑強的生命力,也真實的在現了美國社會中移民家庭各自不同的生活狀態和不同心態。

在電影《喜宴》中,導演李安更是將由中西方文化產生的人們之間的沖突進一步升級,運用同性戀的題材來探討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對于這一問題的看法。同樣的,李安在拍攝過程中運用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元素來塑造影像細節,尤其是將中國飲食的方方面面加以強化。飲食細節被大量用于結婚的喜宴上,極富中國特色的菜譜,極具中國風情的花樣,中國的飲食文化在這里得到了集中的展現。除此之外,《喜宴》還通過結婚的一些中國傳統流程來展現民族傳統禮節和文化,通過男女主人公的結婚儀式、服飾等來展現民族文化元素。影片中環境造型、服飾造型、紅包、首飾以及鬧洞房,這些中國民族禮儀文化在李安電影中的多次出現,強化了民族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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