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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1

溫病的病因是溫邪,是指外界致病之邪中具有溫熱性質的一類病邪,主要包括“六”外邪中的風熱病邪、暑熱病邪、濕熱病邪、燥熱病邪以及“伏寒化溫”的溫熱病邪、溫毒病邪、癘氣等[1]。中醫對溫病病因的認識經歷了歷代醫家經驗總結-理論研究-臨床應用-實驗研究-復歸臨床應用的歷程。現就溫病病因學研究綜述如下。

1  理論研究

1.1  病因學說概述

   

溫病病因學理論研究從不同的層次展開。劉氏[2]將溫邪歸納為除具有從外感受、性質屬熱的特點外,還具有表象性、整體性、定位性、辨證性和物質性等特點。楊氏[1]總結了歷代醫家對溫病病因的認識,并將溫病病因學說總結為“六氣”過則為災說、感受寒邪說、“伏陽”致溫說、非時之氣說、外感六與六化熱說、時邪說、戾氣說、溫熱病毒說、邪毒說等9種。在此基礎上,又不斷有新的病因說提出,如荀氏[3]提出“潛血雜氣說”,其“是指具有嗜血習性并常潛伏血脈且藉血染易的一類特殊致病因子,包括有現代傳染病學里乙肝、丙肝、丁肝病毒及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瘧原蟲等以經血傳播為主的諸類病原體。”治療時“時刻注意血分藥物通絡達邪的應用,以期徹底清除伏潛于血之邪,”以便“見病知原,循因論治”。姜氏等[4]通過臨床觀察實踐提出“環境毒”致病說,將在環境中對人體健康有一定危害,甚至能引發多種熱病的各種異常因素的總和統稱為“環境毒”；指出毒邪從口、鼻、耳、皮膚等進入人體后,侵襲不同的臟腑,造成管道不通,機體排毒不暢,最終引起各類不同的熱病。

1.2  病因體系探頤

   

溫病病因的物質性雖更接近病因本質,但因其：①未能揭示溫病病理變化的特性,②難以和中藥性味功效相結合[5],所以對審證求因的辨證論治幫助不大,因而不能融入中醫學的辨證論治理論體系,沒能獲得長足的發展。溫病病因體系的現代研究中,癘氣病因的重要性已逐步達成共識,如李氏[6]對溫邪主導溫病傳染流行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不屬于溫邪的癘氣是溫病傳染流行的根源所在,建議組構溫病的溫邪和癘氣二元病因體系；并認為外感病因是六和癘氣,六是氣象變化形成的物理性致病因素,意義在于辨證求因、審因論治[7]；癘氣是生物性致病因素,從本質上說明傳染和流行的發生,兩者必須結合。病機不僅討論發病和病理傳變,還應剖析怎樣在人群中播散及預后、轉歸、復發等,務求掌握其動態演變過程。黎氏[8]則認為,外感病因與機體狀態相互作用決定外感病的證候表現,將外感病因分為直接病因(病原及物理因素)、防御應對機制(免疫調控等)、中醫傳統病因(相當于西醫的綜合反映病因)和證候病因(即病因的辨證歸納)等4個層次。在病因與辨證相關性方面：李氏[9]認為,中醫對外感病因的認識依托于臨床證候,是在辨因之后形成的理性模型,對外感病因的確定源于對病機的分析,中醫病因與發病有相關性,而非決定性。

1.3  六病因氣象醫學研究

   

“六”是風、寒、暑、濕、燥、火六種病邪的合稱,是自然界氣候反常(六氣太過不及或非其時而有其氣)或氣候正常,并影響到人體的調節適應機能及病原體的孽生傳播而成為致病的邪氣[10]。如從氣象醫學的觀點認識“六”,風邪可能是傳染性微生物的氣溶膠；寒邪、暑邪、火邪與溫度有關,同時也同致病性微生物的作用有關[11]。中醫學是將氣象因素、生物性致病因子及機體反應特征結合起來論證疾病的。“六”作為致病物質或致病條件,是物質性、條件性、人體反應性的綜合概念,是指直接或間接受“六氣”(自然氣候)影響,既包括受氣候影響的生物性、化學性、物理性致病原,亦包括受氣候影響的機體免疫狀態、病理生理狀態[12]。郭氏[13]則認為,“六”既是外感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是疾病發生發展的條件。從現代病原學角度來看,它雖然包括生物(細菌、病毒等)致病因子在內,但不同的氣候變化對病原體的孳生繁殖、疾病的傳播以及機體的抗病能力和適應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有研究探討“六”致病的科學性及定量標準,如朱氏[14]等對10年來黃疸性肝炎發病與氣象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臨床濕熱癥狀的出現與8天前的濕度、雨量和陰天呈正相關,與晴天負相關。提示中醫學認為黃疸因感受濕熱外邪所致,這一理論具有科學意義。

   

由此可見,六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季節性的環境致病因素,二是病原性生物的致病因素,三是審證求因后的病因概括[15]。

1.4  癘氣說與微生物病因

  

溫病病因學說與現代病原微生物學有很大的差異,其優勢與特點在于除戾氣病因之外,還看到了人體與氣候因素,不象西醫學的病因體系中只有病原體[16]。但就癘氣病因說而言,吳氏所言雜氣類似于導致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時疫之邪類似于致病微生物中導致各種急性傳染病的病原體；以口鼻為門戶侵入人體,潛伏于膜原,吳氏所言伏于膜原的“邪”,“非風、非寒、非暑、非濕”,而是客觀的致病物質,故其“邪伏膜原”之說與傳染病學中所說的潛伏期近似,所謂“膜原”類似于病原體潛伏部位的假說[17]。如果用微生物學的知識取代比較含糊的戾氣與時行之氣,那就是比較完滿的傳染病的病因學了[16]。

2  實驗研究

  

溫病病因學實驗研究是通過模擬溫邪的形式及致病機制,以探討溫邪是由哪些因素構成,是單一因素致病,還是復合因素致病。張氏[18]通過外濕環境使大鼠自然發病,通過對免疫、內分泌、腸道細菌、能量代謝、病理形態等指標分析,認為外濕的科學內涵是季節氣候環境、生物致病因子及機體反應性相結合的綜合概念。可見,外感濕邪與病毒、細菌等病原體的感染有直接的關系[19]。目前研究較為成熟的是濕熱證模型[20],運用傳統中醫理論造模,對模型從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側面探討。普遍認為采用多因素復合造模法效果好,提高空氣溫度與濕度的同時感染鼠傷寒沙門氏桿菌以模擬外感濕熱[21-23]。如佟氏[21]探討高溫環境,同時予高脂、高糖飼料,并感染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學因素對大鼠紅細胞免疫功能的影響。研究發現,在高溫環境下,機體免疫系統呈現應激狀態[24]。濕熱環境能使兔在內毒素刺激下殺菌/通透性增加蛋白mrna表達減少,并認為這可能是濕熱致病和濕熱纏綿難愈的病理機制之一[25]。

   

溫病的病因及機制有一定的分子生物學基礎。人的生命活動很復雜,包括發育、分化、細胞周期調節、內環境穩定、對刺激的反應、衰老等,但其本質都是不同基因隨時間空間而有選擇地表達的結果。同一種細胞在正常和疾病狀態時,基因表達亦有差異。病理變化是由基因表達的改變所致,中醫的病因及致病機制是這種病理變化的體現。因此可以認為,溫病的病因及致病機制的“內涵”是基因表達的改變[26]。在實驗研究方面,應結合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

3  臨床研究

3.1  濕邪與病毒感染

   

唐氏等[27]通過臨床觀察發現成人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臨床癥狀多見有濕證的表現,證明呼吸道病毒感染與濕有一定的相關性,初步證實病毒感染可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并能導致自由基的產生和清除失衡,而化濕方藥具有直接殺滅病原微生物的作用,還能雙向調節機體的免疫功能,對抗自由基損傷。陳氏等[28]通過329例病毒性肝炎的臨床觀察研究,表明谷丙轉氨酶(alt)升高者辨證為濕熱證占92.4%,其中急性肝炎100%屬濕熱證,濕熱的進退與alt升降呈正相關。徐氏[29]發現,流行性出血熱(ehf)患者可出現各種心律失常,但以心動過緩最為常見,表現為遲脈。ehf屬于中醫溫病的范疇,因其出血及流行性又稱為“疫斑”,疫斑中出現遲脈與濕密切相關,濕為溫病中遲脈形成的主要病理因素,在疫斑患者出現遲脈時,其辨證治療應圍繞“濕”而采取利濕、化濕、燥濕等法。

3.2  濕熱與脾胃病

   

溫病濕熱證,由于臨床較為多見,諸多學者亦對其實質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探討。依據清代溫病學家薛生白關于“太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故病濕熱”,濕熱病證以脾胃為中心,其證包括發熱、胸悶、納呆、頭重、腹脹、惡心、便溏、小便黃赤、汗出不暢、舌苔黃膩、脈濡數或滑數等。一般認為濕熱既是病因,又是證候類型。目前的臨床研究集中于對濕熱證患者相關指標的檢測,力圖從免疫功能、微量元素水平、自由基水平等層面揭示濕熱證的本質。有研究認為脾胃濕熱與hp感染[30]、炎癥的活動性密切相關：其p50表達缺失,使結腸黏膜增殖周期發生紊亂；tgf-α表達增高,促進上皮細胞增殖,使病變纏綿難愈[31]。

3.3  火邪與腦病

    丁氏[32]認為,火熱是腦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是熱性腦病過程中的病理改變,因此清熱瀉火是其治法；并分析了中風病與溫病在發病基礎、病理因素、證候、病位、傳變,治法方面的相似性[33]。

3.4  溫毒、熱毒與心系疾病

    病毒性心肌炎的病因主要是外感時邪溫毒、濕熱溫毒[34]。其臨床表現和病因病機特點顯示,該病具備溫病的一般特征。從臨床表現來看,盡管該病表現復雜(可見發熱、咳嗽、腹瀉、頭暈、乏力、胸悶,甚至胸痛、水腫、氣喘、氣急、黃疸等諸多見癥),但發熱一癥的出現是恒定的,幾乎必具。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為感染性疾病,而且符合溫病的三個特征：①從外感受；②由表入里,由衛及氣及營、血；③必有發熱見證[35]。

    王氏等[36]提出急性冠脈綜合征(acs)熱毒致病的理論,其病機為熱毒傷及血絡,屬實證或本虛標實,其現代生物學內涵與炎癥因子損傷血管內皮細胞有關。丁氏等[37]指出,目前氣候環境、飲食結構、工作生活習慣、體質等較以前有所不同,易導致火熱之邪,同時體內脂毒、糖毒、濁毒、瘀毒蓄積蘊結,變生熱毒,邪氣亢盛,敗壞形體,損傷心及心絡,導致冠心病、高血壓、病毒性心肌炎等多種心系疾病。臨床及實驗研究資料證明：以清熱燥濕、解毒通絡法治療動脈粥樣硬化,清熱解毒通絡、滋陰和營法治療冠心病、不穩定心絞痛,清熱解毒法治療高血壓,清火化痰解毒法治療過早搏動,益氣補心、養陰解毒法治療病毒性心肌炎均取得良好效果。并認為熱毒學說深化、發展了對心系疾病本質的認識,經過長期的臨床與系列實驗研究驗證,已成為指導心系疾病防治的一個重要學說。它的核心是重視熱毒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積極應用清熱解毒的方法阻止疾病的發生及發展,以減輕臟腑氣血的損害。

3.5  伏邪與其它

    楊氏等[38]對以伏邪學說指導治療的部分急、重、疑難病癥如白血病、系統性紅斑狼瘡、艾滋病等進行了重點介紹,并認為隨著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以及對疾病防治的深入研究,伏邪學說有重新認識和研究的必要,其對臨床的指導意義應得到重視。

3.6“環境毒”與急性放射損傷

   

馮氏[39]認為,急性放射損傷屬于中醫溫病范疇,有起病急、傳變快、熱象偏重、易動血等特點,結合臨床表現分析,有發熱、口渴,甚至肌膚灼熱等熱象。并認為射線屬外感熱邪,與中醫溫病病因特征類似,具有直中臟腑,易損傷氣血、耗損腎精之重要特點,而腎精耗損為病變的中心,也是導致輻射遠后期癌變等效應的重要因素。當前,急性放射損傷的治療以清熱解毒、益氣養陰等為主。

4  展望

   

綜上可知,近年來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溫病病因,不僅豐富和充實了溫病的病因學說,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溫病病因本質,為臨床辨證提供了客觀依據。實驗研究中運用傳統中醫理論造模,對模型從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側面探討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本質及其內在的相互關系。臨床應用上溫病與內科疾病雖然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疾病,致病因素的差異是其關鍵所在,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卻可出現諸多相同的病機與證候。溫病學以其豐富的臨床經驗為基礎,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較為完善的論治方法,故可借鑒于內科疾病的治療,以加深對相關內科疾病的理論探討與臨床研究,從而提高對相關疾病的防治水平。但也應該看到,對溫病病因的研究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尤其表現在實驗研究方面：①實驗條件。氣候因素在動物造模中的設定值得商榷。中醫學中對氣候環境與疾病的作用大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在動物實驗中,大多動物都處于應激狀態。②實驗動物的選擇。大、小鼠的散熱機制很不發達,尤其汗腺少,不適應高溫高濕環境,在濕熱類模型中,環境氣溫高于32 ℃,基本上可以認為實驗是失敗的。盡管實驗研究中的檢測指標林林總總,但仍應牢記中醫學的病因概念是包含了機體的反應性在內,不能單純憑幾個指標確定。目前的分析性研究為數不少,但缺乏整合性研究,應該將已有的成果進行綜合,并建立起相應的數學模型,以明確各指標與病因致病的相關性,更好地指導臨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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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2

1“渾然一體”：一個基本點一整體觀念

整體觀念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中醫學關于人體自身的完整性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統一性的認識。整體觀念將機體作為一個多層次結構的有機整體的思想與系統論思想不謀而合，首創系統論思想的貝塔朗菲也強調，任何系統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他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組合或簡單相加，系統的整體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狀態下所沒有的性質。同時，中醫學認為機體各個臟腑官竅之間結構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協調、病理上相互影響，作為個體的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具有統一性，這也是系統論思想在中醫思想中的體現。具體表現為：①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在生理上，構成機體的各個組成部分；在結構與功能上是完整統一的，即中醫學以五臟一體觀來認識人體；在形神關系上，中醫學認為人的形體與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體觀。②人體的生命過程受到大自然的影響，自然界的氣候與環境均與機體疾病的產生、變化與康復有直接的關聯，因此，《靈樞·邪客》中就有“人與天地相應也”的說法，即天人一體觀。③人作為社會的一員，其生理、病理還會受到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法律等社會因素。采用數字“一”來概括中醫整體觀念，便于學習者掌握中醫學的特點，又符合中醫系統論的思想。

2“二分天下”：兩個著力點——陰陽學說

陰陽學說是中醫學特有的思維方法，是中醫學用來闡釋機體的生命活動、疾病的發生原因和病理變化，指導疾病的診斷與防治的基本著力點，是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系統論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有異曲同工之處，系統論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處理的對象當作一個系統，分析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研究系統、要素、環境三者的相互關系和變動的規律性，并優化系統觀點看問題。具體到中醫學中的簡單數字上，就是用陰陽，即項數為2的二元極性類的總類這一雙變量均衡的動態模型來分析問題。中醫陰陽學說認為：世界是物質性的整體，是陰陽二氣對立統一的結果。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發生并推動著事物的發展和變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記載：“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因此，中醫學不但以陰陽來描述事物的屬性、變化，還將其用來闡釋機體的病理變化與病因的屬性、分析四診資料與概括疾病癥候、確定治療原則、歸納藥物性能以及指導養生等。把握中醫學中的數字“二”，可以接近中醫思維的核心。

3“三生萬物”：三個量化點——三分法

中醫學在成熟的理論體系和完善的思維方式基礎上，進一步將陰陽在定性的辨證基石之上作出量值辨證，即把陰陽各分為三，這一點也類似于系統論中根據不同的原則和情況劃分系統類型的思想。中醫學以陰陽三分法表示事物的屬性，一陰分為太陰、少陰、厥陰；一陽分為太陽、陽明、少陽，既體現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道德經》）的發展變化模式，又為疾病的量值辨證提供了主體框架。中醫經典著作《傷寒論》豐富了三陰三陽六經辨證，為后世醫學留下了以陰陽定性辨證為綱，以三陰三陽量值辨證為目的框架。此外，這種三分法還在經絡學說中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應用和進一步拓展，手足經絡的命名也是基于此三分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十二經脈等概念。數字”三“為學者提供了量化指標。

4”四診合參“：四個切入點——四診法

望、聞、問、切是中醫診察疾病的基本方法，中醫通過四診合參，診察疾病外在的癥狀與體征，進而揭示疾病的病因、病機，從而為辨證論治提供依據。

四診合參是以望、聞、問、切為切入點，并將四診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方法，而綜合四診、全面系統地了解疾病，進而做出判斷與治療的做法本身就是系統論的方法。如《難經·六十一難》中所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圣，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而知之謂之巧。”數字“四”提示了中醫醫生確診時的四個切入點。

5“五彩繽紛”：五個支撐點——五行學說

中醫學把五行學說應用于醫學領域，以五行學說來闡釋機體局部與局部、局部與整體、體表與內臟的有機聯系，以及機體與外在環境的統一。五行學說貫穿于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各個方面，用以說明機體的生理病理，并指導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是整個中醫理論的支撐點之一。同時，以五行為中心，配以空間結構的五方、時間結構的五季和機體結構的五臟構成了解讀中醫學的基本框架，如表1，即五行與自然界的五音、五味、五色、五化、五氣、五方、五季和機體的五臟、五腑、五官、五體、五神、五志、五聲、五變相互對應，加強了對中醫學整體觀念的論證，使中醫學所采用的整體系統方法進一步系統化，數字”五“在五行學說中多次出現，形象地總結了中醫學說的重要支撐點。

表1五行與自然界和機體的相互對應

6“六七情”：多個落腳點一病因學說

中醫學在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分析致病因素時要注意綜合客觀條件與臨床疾病的癥狀、體征，全面推求病因，為治療提供依據，體現了系統論思想的中醫病因學，將常見病因形象的總結為外感六——風、寒、暑、濕、燥、火（熱）和內傷七情——過喜、過怒、過優、過思、過悲、過恐、過驚。常見數字“六”、“七”高度概括了中醫學中的致病因素。

此外，中醫學中還有其他的簡單數字也體現了中醫學的系統論思想，如機體健康和疾病關系的五運六氣學說；經絡系統中溝通、滲灌十二經脈的奇經八脈；《素問·上古天真論》中描述男子、女子生長發育規律時間性節律的“七”、“八”，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發長，二七而天葵至……丈夫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同時，同一簡單數字可以有不同的含義，如“四”和“五”既可以用于提示四診合參與五臟一體，又可以用來描述中藥的四氣五味，雖含義不同，但并不影響其傳達概括中醫學概念的整體思想。

7小結

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3

自20世紀80年代末“毒邪”概念提出以來，許多學者從病因學角度對“毒”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僅豐富了傳統的病因學內容，而且推動了臨床治療學的發展。不少醫家把毒邪學說引入腎病領域，認為“毒”在腎病中亦為不可忽視的病理因素，常常會導致腎病發生發展、遷延不愈，甚至危及生命。隨著腎病臨床實踐的發展和現代病理機制研究的深入，以及對傳統毒邪認識的深化，進一步認識到毒邪是腎病的主要致病因素，腎病從毒論治，已成為現今醫家在腎病病因學及治療學研究中新的視點與熱點。茲根據歷代醫家闡述，結合現代醫學研究成果及臨床實踐淺探如下。

1 毒邪的含義、分類和特性

毒的本意，是指毒草。《說文解字》曰：“毒，厚也。”厚有程度重之意。在古代醫藥典籍中，毒具有多重含義，或言病邪，或言病證，或言藥物，或言治療等。《內經》中首先提出了寒毒、熱毒、濕毒、燥毒、大風疴毒等概念，《素問?五常政大論》說：“少陽在泉，寒毒不生……陽明在泉，濕毒不生……太陰在泉，熱毒不生……太陽在泉，燥毒不生。”又說“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素問?生氣通天論》說：“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素問?刺法論》又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的記載。可見《內經》毒邪的概念，是根據其本義，指有強烈致病作用、對人體毒害深的邪氣，是有別于六的特殊病因。《傷寒雜病論》中有陰毒、陽毒為病的記錄，《金匱要略?百合狐惑病證治》說：“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至《諸病源候論》卷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六中有關蠱毒、藥毒、飲食中毒及蛇獸毒和雜毒病諸候的記載，不僅豐富了致病毒邪的內涵，同時使有關病因學理論進一步發展。近代溫病學中，溫熱疫毒致病的理論已占據主導地位。現代中醫學家對毒邪學說也不斷地豐富和闡述，認為“毒”為邪氣(包括六、七情、痰飲、瘀血等)蓄積不能疏散，郁久頑惡，厚積超過常態而形成。

毒邪有內外之分。外毒由外而來，從《內經》之“大風苛毒”，“五疫之毒”至《諸病源候論》之中的蠱毒、藥毒、蟲獸毒等，以及近代溫病提出的溫毒、疫毒致病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其所謂毒邪，是從外界直接感受的，為外來毒邪。劉更生［1］認為，外毒指由外而來，侵襲機體并造成毒害的一類病邪。內毒是指由內而生之毒，系因臟腑功能和氣血運行失常，使機體內的生理產物或病理產物不能及時排出，蘊積體內而化生。如糞毒、尿毒、痰毒、瘀毒等。內毒多在疾病過程中產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產生新的病證。內毒之生，多標志著疾病進入危重階段。《中醫大辭典》內毒條下載：“內毒，指內發的熱毒。表現為癰瘡、發斑或吐血、衄血，神志不清，舌絳，苔焦甚或起芒刺，脈浮大而數或六脈沉細而數等”［2］。“毒”作為一個獨立的病因，有其特殊致病特性，如暴發性、劇烈性、危重性、傳染性、難治性、頑固性等。四時之氣往往是毒邪產生的先決條件，所以不能把毒邪與六截然分開，毒邪也具有類似六的屬性，故臨床上可稱為風毒、濕毒、溫毒等。

2 腎病從毒論治的理論依據

2.1 毒邪是腎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急性腎炎或慢性腎炎急性發作多因風毒所致。風熱毒邪壅于咽喉或皮膚瘡毒內陷，導致腎炎的復發、遷延不愈。風為陽邪，毒屬陰，風毒為陽中兼陰邪，善走表而又易于入里，故風毒侵襲不僅局限于衛表，而且易傷臟腑，客營血；既能從陽化火，又能從陰寒化，臨床可見風毒在衛表，惡風發熱，肢節疼痛，肌膚奇癢；風毒留滯肌肉經脈，氣血互阻，釀成瘡瘍疔癤；毒入血分者見吐血、便血、溲血等；客于腎者，小便不利，肢體水腫或尿血尿濁。

濕毒、瘀毒是慢性腎炎遷延難愈的重要因素。濕毒重濁、粘滯，易損臟腑，腐血肉，生惡瘡癌腫。濕毒犯腎，開合失司，可見通身浮腫，二便俱閉。瘀毒為多種病邪致病后，影響血分，形成瘀血，久而化為瘀毒，表現為面色黧黑或晦暗，腰痛固定或刺痛，肌膚甲錯，皮膚瘙癢等。痰毒由濕邪痰濁久積而成。兼有痰和毒的兩種致病特征，臨床表現為惡心、嘔吐、痰多、胸脘滿悶、心悸眩暈、苔膩脈滑等；尿毒癥時因痰蒙神竅、毒邪攻心而見神識迷蒙、昏迷、昏憒；亦可見繼發性癲癇發作。這些均為痰毒與濕毒、濁毒兼夾為患。在慢性腎病的后期，由于脾腎衰敗，濕毒無以排泄而貯留，形成溺毒，表現為頭目昏蒙，面色晦滯，嘔吐頻仍，煩躁不安，二便俱少等。濕毒、瘀毒是在慢性腎病中加速臟腑虛損、陰陽失調的兩大因素，常常導致病情的突然惡化，危及生命。因濁毒流布全身，怫郁不解，奪糞而出，是為糞毒。臨床常見口臭口糜，大便臭穢，入于脾胃及腸腑，糞毒彌漫，清不升，濁不降，故惡心、嘔吐、呃逆；大腸主津，為傳送之官，糞毒往往與糟粕及食積、痰飲、瘀血等病邪結聚于大腸，壅塞出入道路，氣機郁滯不暢，易致腑氣不通，毒聚而熱生，熱熾津傷，則腸失濡潤，以致腹滿腸燥便秘，灼傷血絡則便血。

藥毒對腎臟的損害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近年來提出的“馬兜鈴腎病”應引起臨床的警惕。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說：“凡藥物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變亂，于人為害，亦能殺人。”現代研究表明，常見的能引起腎功能損害的藥物主要有木通、防己、檳榔、雷公藤、土牛膝、草烏、全蝎、蜈蚣、巴豆等。有毒之品，合理使用可以療疾，若無充分依據和用藥經驗，須避免盲目使用。

2.2 腎病的現代醫學發病機制與毒邪相關：現代醫學認為，機體免疫炎癥貫穿于腎病發病機制整個過程。腎小球腎炎的發生始動因素多以感染(細菌、病毒等)為起點，這種“外毒”因素侵入機體后，由于機體免疫炎癥反應，機體在清“外毒”的同時，而把“自我”(腎小球基底膜)組織當作“非我”物質而產生相應的清除效應。清除效應的結果就是免疫損傷的過程，最終則是造成腎臟的免疫性炎癥。機體把腎小球基底膜當作“邪毒”目標而攻擊，即使在“外毒”因素的消失下，仍繼續進行攻擊活動。《內經》云：“亢則害”。這種炎癥反應已經過度并造成機體的自我損傷，因而可稱之為“內生邪毒”。蛋白在機體內供給自己營養及為精微物質，倘若蛋白離開自己應該循行的軌道，“離經之血便為瘀”，這種精微物質就不能稱職，而且已為害，即尿中之蛋白對腎組織產生破壞作用。尿蛋白漏出過多，導致腎小球壓力增高，遷延日久，使腎小球動脈逐漸硬化而使腎小球萎縮，同時還會加重了腎小管負擔，久之則導致腎小管變性萎縮。這種“離經之蛋白”已成為腎臟損害的“邪毒”因素，已經形成了“內生邪毒”，這種免疫性內攻擊之“邪毒”與離經之蛋白之“邪毒”互為因果，從而造成機體的惡性循環，使病情纏綿難愈。腎衰無論是急性還是慢性，其發病機制也都與外源性毒物或內源性毒物相關、尿毒癥時，“內生邪毒”表現更嚴重些。

2.3 腎病的現代醫學治療蘊涵著從毒論治理論：現代醫學論證了腎病主要病理環節是免疫炎癥反應，所以采用具有抑制機體免疫和炎癥作用的激素類和細胞毒類藥物兩大類，這兩類藥物都具有較為明顯的毒副作用，以細胞毒類藥物更為顯著。這兩類藥物的作用機制雖然不盡相同，但都具有抑制機體正常的細胞和體液免疫作用，廣泛用于腎病治療中，特別是對腎病大量蛋白尿上兩類藥物具有較為顯著的臨床療效。這其實就是“從毒論治”的理論之一“以毒攻毒”方法的具體運用，因為只有藥物之偏性才能糾正機體之病。這兩種藥物不僅從中醫或西醫均認為是“有毒”或“劇毒”之品，而之所以能清除機體的免疫反應而達消除尿蛋白之目的，其機理就是運用“以毒攻毒”之方法。腎衰時使用腎必胺、開同等藥物及優質低蛋白，是抑制內生毒邪。運用麥淀粉、愛西特等藥及血液凈化，是祛去體內毒邪。這些現代醫學治療無不蘊涵著從毒論治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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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腎病從毒論治的臨床

3.1 針對導致腎病的不同毒邪可以采用不同的解毒排毒法：根據毒邪性質不同，可采用不同解毒方法。應該注意的是臟腑虛衰是毒邪久留不去的原因之一，故祛邪解毒不忘扶正，在臨證時要靈活辨證用藥。以風熱毒邪為主，治宜祛風清熱解毒，方選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或五味消毒飲，以透毒外出。常用藥物有金銀花、連翹、牛蒡子、蘆根、蒲公英、蟬蛻、桔梗、地膚子等；濕熱瘀毒明顯者，治宜涼血化瘀、利濕解毒，方選血府逐瘀湯，常用藥物有桃仁、紅花、乳香、沒藥、土茯苓、益母草、澤蘭、澤瀉、琥珀等；溺毒癥狀突出者，如《重訂廣溫熱論》所說：“溺毒入血，血毒攻心，甚或血毒上腦，其癥極危，急宜通閉開竅，利溺逐毒。”治以通腑瀉濁解毒，方選大黃瀉濁湯，常用藥物有大黃、生牡蠣、蒲公英、白馬骨、槐花等，可配合益氣健脾溫腎等法，逐毒與扶正并舉。痰毒者，化痰蠲毒，以流暢血脈，醒神開竅。痰本乎濕，早中期患者多痰濕合病，常利濕化痰泄濁并舉，常用黃連溫膽湯加減：半夏、陳皮、茯苓、竹茹、枳實等；痰毒瘀毒互結于血分，治痰治瘀必然有利于血液暢行，痰化瘀消，則濁毒無所依附，無由攻心犯腦。無虛痰難生，治痰重在健脾運濕，溫陽化痰，脾健則濕去痰消，陽旺則氣充津暢，痰無以生。尿毒癥期痰毒蒙蔽神竅，則宜芳香化濁，豁痰醒神，方選溫病三寶或蘇合香丸、指迷茯苓丸；湯劑如菖蒲郁金湯、滌痰湯之屬。糞毒，通腑泄毒，內外兼治。經內服與灌腸給藥，以通腑導濁解毒，通過腹瀉因勢利導，直接祛除毒邪，排出毒素，是重要的排毒管道。以大黃、芒硝、玄明粉等為代表藥物。

3.2 根據現代中藥藥理研究采用攻毒藥物：近年中藥與免疫功能研究發現，不少清熱解毒中藥具有清除抗原、抑制抗體、抑制活性免疫細胞產生及抑制過敏介質的釋放等作用［3］。由此研究而發現的中藥雷公藤，其對于腎病具有肯定的療效，臨床有效率達80％以上；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雷公藤具有較強的非特異性抗炎作用與免疫抑制作用，動物試驗也表明其對多種腎病模型的病損具有逆轉作用；但就雷公藤這味藥來講，中醫認為其不僅有大毒［4］，而在古代多為外用藥，俗稱“斷腸草”，而現代把雷公藤做為治療腎病蛋白尿的專藥，其實就是“以毒攻毒”療法的產物。無獨有偶，當代名老中醫如張琪、徐嵩年、林鶴和等，就貫用具有攻毒抗癌之白花蛇舌草、重樓、半枝蓮、半邊蓮等清熱解毒類藥來消除腎病之蛋白尿［5］，這類清熱解毒類藥，其清除“內源性之毒”，就是通過抑制炎癥介質、細胞因子等多種環節而發揮作用的。

4 結語

基于臨床實踐和現代研究，將毒邪引入腎病病因學與治療學中，不但為中醫毒證理論增添了新的內容，而且也為腎病治療開辟了新的途徑。但也應防止將腎病毒邪泛化，處處是毒，甚至萬病一毒，結果使毒邪難有真正的內涵，自然也失去了將其引入腎病研究的價值。此外也應避免將現代研究中的病理產物等同于中醫的毒邪，這樣很容易在從毒論治腎病研究中過多重視病理產物的微觀變化，甚至尋求純粹的清除病理產物的方法和藥物，而從根本上忽略了中醫本身毒證理論的發展和創新。研究腎病中毒性產物、毒邪、毒證三者之間的關系，在參照毒邪致病特征與共性的基礎上，從相應病理因素的發生、演變過程，相應臨床表現等方面并結合現代醫學對腎病病理生理機制的認識研究其個性，這樣其結果才會對臨床治療有實際指導意義。希望通過腎病從毒論治的理論闡述，能拋磚引玉，進一步完善毒邪學說。

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4

關鍵詞：內經；抑郁癥；病因

中圖分類號：R28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8)01－0054－03

抑郁癥日益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雖然現代西醫學對該病在生化、免疫、分子生物學等微觀水平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時至今日對其病因和發病機制仍不明確，目前仍建立在現象學描述的初級發展階段。同時，現代醫學工作者已經認識到，抑郁癥是由病因多樣性所導致的癥狀組合，嚴格來說它并非一種疾病(disease)而是一種癥狀綜合征(syndrome)。抑郁癥除了與情志刺激有關外，還可能與自然、氣候、外感、體質等宏觀因素有密切關聯，對于這種關聯，西方醫學目前尚未能系統地觀察并合理的解釋。

本文欲就內經有關抑郁癥癥狀的條文，從病因學角度分類歸納，以期借助經典提高對抑郁癥病因的認識廣度與深度。內經“郁”的概念，首先是針對五運六氣之郁，是因為運氣的太過不及，導致氣機升降失調，“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即成暴郁”。在論述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郁的同時，對應論述了人體小天地五臟六腑有相應之郁發生。張景岳在《類經?運氣類》注云：“天地有五運之郁，人身有五臟之應，郁則結聚不行，乃當升不升，當降不降，當化不化，而郁病作矣。”所以內經之“郁”為廣義之郁，其概念涉及天、地、人。而現今中醫所言郁證，主要指個體情志之郁，為狹義之郁。雖然內經之“郁”不等同于目前習用的情志之郁。但是，因為內經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的前提之上，故內經之“郁”與情志之郁又具有密切的聯系。內經中涉及“悲”“憂”“不樂”“煩冤”等的論述，除心理、情志因素所導致之外，更多的進一步歸結于陰陽、五行、運氣、臟腑、氣血等方面的失調所導致。筆者認為，這正是我們現今認識抑郁癥病因應該系統學習和借鑒的。內經雖然沒有抑郁癥的病名，卻把情志抑郁作為一種癥狀有機的出現在各證侯體系之中，使之與天地自然、四時五行、臟腑陰陽的規律相統一，使我們更容易在宏觀層面把握抑郁癥的病因學原理。

1　五臟致郁

內經將情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具有“五志”與五臟的對應關系：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

《素問?示從容論篇》云：“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云：“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索問?藏氣法篇》云：“腎病者……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另外，《素問?宣明五氣篇》云：“精氣并于心則喜，并于肺則悲，并于肝則憂，并于脾則畏，并于腎則恐。”

可見，內經認為五臟均皆參與神志活動，五臟的功能失調，尤其是心、肝、腎、脾之虛，可以導致情志障礙，產生諸如“體重煩冤、悲、不樂、憂”等抑郁癥表現。

2　心主神明

“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在神明和情志活動的生理和病理過程中均起主導作用，在抑郁癥的發病原因中也不例外。

《靈樞?口問》云：“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靈樞?天年》云：“六十歲，心氣始衰，若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靈樞?口問》云：“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日：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張介賓在《類經?疾病類》解釋為：“情志所傷，雖五臟各有所屬，然其所由，則無不從心而發，……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而總統魂魄，統該意志，故憂動于心則肺應，思動于心則脾應，恐動于心則腎應，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

可見，在抑郁癥的病因研究中，在整體把握病機的同時，應該高度重視心主神明的作用，心氣衰、神不足則容易抑郁。

3　情志致郁

內經認為五志是五臟的正常情志反應，五志互相制約、動態平衡，故在一定范圍內即屬于正常，但不可偏廢。

《素問?五運行大論篇》：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素問?舉痛論篇》云：“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靈樞?癲狂病》云：“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狂始發，少臥不饑，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所作描述頗似躁狂抑郁交替的雙相抑郁。《靈樞?本神》云：“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

其中“憂”、“自悲”、“恐懼自失”、“喜忘其前言”均可以為抑郁癥表現。情志與五臟功能相聯系進行說理，把抑郁癥狀同全身五臟系統有機聯系起來分析，是內經對抑郁癥最具實用價值的論述，體現了高超的系統論思想。同時，掌握了五志之間的生克關系，可以指導我們利用以情治情的方法治療抑郁癥。

4　飲食與精神

內經認為，五味通過對五臟不同的歸屬特性而對情志發揮不同的調節作用，具有“酸人肝、辛人肺、苦人心、咸人腎、甘入脾”的屬性。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云：“昧過于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

藥食性味可以影響五臟功能，進而影響情致。而合理的飲食性味選擇，可以調節臟腑功能，進而糾正情志的偏頗。內經通過五行理論，把藥食性味與情志、五臟有機的聯系在一起，進而使我們能夠在人體整體水平上科學地指導郁癥的治療以及飲食調養。

5　外邪致郁

《素問?風論篇》：“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噎干善怒，時憎女子。”《靈樞?厥病》：“風痹礫，……煩心頭痛，時嘔時悅，眩已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也。”《靈樞?五邪》：“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

可見風邪可以導致善悲、不樂、煩心、太息等抑郁癥的癥狀。將外邪與抑郁癥發病聯系起來，通過祛除六外邪的方法改善抑郁癥的癥狀，無疑是內經給予我們的寶貴思想，不可忽視。

6　體質與郁

內經認為，抑郁癥發病與個體的先天稟賦、體質有密切的聯系。

《靈樞?陰陽二十五人》：木形之人，……勞心少力多憂，勞于事。《靈樞?本藏》：“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

憂；五臟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臟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靈樞－通天》：“少陽之人，諦好自責，”“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

論述了木形之人、少陽之人、心小之人易患抑郁癥狀。陰陽和平之人則不易。內經不僅提供我們對先天稟賦易郁的認識方法，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認識同時提供給我們預防和治療的思路和方法，所謂。審有余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

7　運氣致郁

五運之郁是《內經》運氣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并非單獨論述自然界變化，而是著重強調了自然乖變和人體相應生理病理改變的對應關系。五郁之發，是因為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有勝復之變，對應引起人體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的郁滯阻塞等一系列變化，從而導致人體之郁，乃至出現抑郁癥狀。

《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冤。”《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素問?本病論篇》：“又或遇戊申戊寅，……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霧，清生殺氣，民病脅滿，悲傷。～陽明不遷正，……甚則喘嗽息高，悲傷不樂。”《素問?至真要大論篇》：“太陽之復，……甚則人心，善忘善悲。”

可見，五郁之發、五運六氣太過不及、勝復之變等每每導致悲、憂、煩、怨等抑郁癥癥狀出現，運氣之郁與情志之郁有著密切的聯系。運氣學思想，對于預防抑郁癥的發生、治未病有積極意義，同時對抑郁的病因學、流行病學研究有重要指導意義。

8　六經功能失調致郁

六經理論是內經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六經能否正常開合樞轉與情志有密切的聯系。

《靈樞?根結》云：“太陰為開，厥陰為合，……合折，即氣絕而喜悲。”《素問?刺腰痛篇》云：“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素問?刺瘧篇》云：“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

《傷寒論》豐富發展了六經辨證思想，小柴胡湯治療少陽病證“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梔子豉湯治療“反覆顛倒。心中懊憔”，均是后世治療抑郁癥狀的經典方劑。

9　氣血逆亂致郁

《靈樞?天年》：“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六十歲，心氣始衰，若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素問?調經論篇》：“血并于上，氣并于下，心煩惋善怒。”“血有余則怒，不足則恐。”《靈樞?五亂》：“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愧。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俯首靜伏。”

可見，氣血充盈、血氣和合則神氣安寧、情志暢達，如氣血不足、氣血逆亂則可以產生憂、悲、煩、怒等抑郁癥表現。

10　陰陽失調致郁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靈樞?行針》：“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素問?宣明五氣篇》：“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

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5

“上火”是民間的說法，大體與中醫有關，但翻遍中醫藥辭典，卻找不到“上火”這一條目，擴展到《辭海》《辭源》，也未發現這個詞條。自從“SARS”（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暴發以來，清熱解毒的中成藥和清火降火的保健品多起來，“喝了不上火”的涼茶廣告開始飛舞，“上火”仿佛成了流行詞。

老百姓對“上火”是怎樣理解的呢？筆者收集到以下幾種情形：心里煩、睡不著，是上火；脾氣大、易發火（怒），是上火；嘴巴干、咽喉痛，是上火；口腔潰瘍、舌尖糜爛，是上火；口苦、口臭、牙齦腫痛，是上火；咽燥、喉癢，是上火；心窩里有燒灼感，是上火；臉上長痘痘、身上長癤子，是上火；臉發紅，有一陣陣烘熱感，是上火；大便干結不通，是上火；喝白酒后全身躁熱，是上火。

這種理解是憑對火熱癥狀的直覺，雖說是表象，但也符合情理。對于“上火”的治療，人們的認識較為一致，那就是選用清熱瀉火解毒中藥，如口服金銀花、番瀉葉、苦丁茶、牛黃解毒片等，或使用抗菌消炎藥。問題在于采用這種清火的方法常常無效，前來就診或咨詢者大多屬于這類人群。其實，中醫學對火及其致病機理的認識有一整套學說。由于人們對“上火”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的直覺，治療手段也就相對單一，取效自然就不理想了。

在中醫基礎理論中，火是五行之一，代表著五種基本物質的一種，與其他木、土、金、水四種物質共同運行不息，演繹著各種復雜的自然現象。“火曰炎上”具有溫熱、向上升騰的抽象特點。在病因學說中，火為外感六之一，常與熱、溫并稱，均為陽盛所生，只是程度上有所差異，火為熱之極，溫為熱之漸。在病機學說中，火則是從內而生，成為體內的一種病理產物，導致人體組織器官的各種病理變化。內生之火，又稱“內火”或“內熱”，由于陽盛有余，或陰虛陽亢，或由于氣血郁滯，或由于病邪的郁結，產生火熱內擾，導致人體陰陽失于平衡、臟腑功能發生紊亂，某些功能相對處于亢奮的病理狀態。

認識“上火”，首先要區分“上”的是內火還是外火。

外火就是六外邪中的火熱之邪，如在長夏（高溫季節）從外界感染了因太陽光烤曬的暑氣，引起身體的“發熱”等癥狀。一般地說，從外界感染的“上火”比較容易治療。從內而生的“上火”，其發病機理復雜、癥狀雜亂、證型較多，治療上就較為困難。如癥見咽喉干燥、口腔潰瘍的“上火”，除外感熱邪可引發外，更多的是“內火”所致，而且有多種不同的性質，如肺陰不足，陰虛火旺；或肝氣郁結，肝火上擾等。病根不同，治法當然各異。

其次要辨別內火中的實火和虛火。

內火大致可分為虛、實兩類。實火多源于陽氣有余，或邪郁化火等，其病勢較急，病程較短，臨床多見高熱，面赤，小便黃赤，大便秘結，或口舌糜爛生瘡等。虛火多源于精虧血少，陰虛陽亢，虛火上炎，其病勢較緩，病程較長，臨床多見五心煩熱，或午后潮熱，盜汗，失眠，口干咽燥，眩暈等。至于治療，原則是實火宜瀉，虛火宜補。

中醫基礎病因學說范文6

《內經》中有關溫病的內容散見于各篇，主要在病名、病因、病機、診法、治則、預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在現存文獻中，《內經》最早記載“溫病”病名，并指出溫病是熱性病，寒邪侵襲是溫病產生的直接外因，同時溫病的產生與精有密切的關系。關于其病機，《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中有九條講火熱病的。《內經》雖沒有提出衛氣營血各階段的證候，但其基本內容已散在各篇中，并提出治療溫病的基本原則，便是清熱和保津。《內經》在溫病預后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標準，至今仍然具有臨床意義。如《素問·玉版論要》的“病溫，虛甚死”，就是在告誡醫生，如果溫病患者陰分虧損較甚，精血已枯，無陰以勝陽熱，則預后不良。

【關鍵詞】 內經 溫病學 歷史貢獻

《黃帝內經》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備的一部醫學典籍，為后世許多著名醫學家的學術淵源、學術流派奠定了基礎，直至今天仍不失為中醫的理論源泉。《內經》中有關溫病的內容散見于各篇，主要在病名、病因、病機、診法、治則、預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現歸納分析于下。

病名與特征

《內經》提出“溫病”病名，為現存文獻最早記載。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謂：“初之氣，地氣遷，氣乃大溫，草乃早榮，民乃厲，溫病乃作。”又謂：“有民厲溫病。”初之氣，是指少陽相火之氣；地氣遷，是指少陰君火之氣。按運氣學說，少陰君火之氣移位于少陽相火之氣，兩火相遇，以致氣候大熱，萬物草木提前萌芽，人民多得疫癘病，溫病也隨之發生了。但《內經》并未對溫病病名給出具體特定的定義及規范，其稱謂模糊，甚至混亂，它有時稱作熱病，有時叫作病溫，有時簡言疫，甚至與傷寒混淆，如《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內經》指出了溫病的特征。從上面提到的這段文字來看，《內經》明確地告訴人們溫病是個熱性病，其形成有一定的氣候條件，即天氣過暖。不僅如此，《內經》還提示溫病包括了溫癘病（即后世所說的溫疫）、傷寒及病溫、病暑等不同類型，并且指出溫癘病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以致會出現《素問·刺法論》所說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或《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所說的“溫病乃起，溫厲大行，遠近咸若”，即遠近都得同樣的病的現象。《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這句話明確地告訴我們，上古時代溫病未形成獨立體系，它歸屬于傷寒之中。后世不少醫家認為溫病不能脫離傷寒，其理論根據就是指這段文字。其實，在明清以后溫病獨樹一幟、自成體系，是醫學發展的需要，并非否定傷寒。《素問·熱論》又說：“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后夏至日者為病暑。”意思是說夏至以前發的熱性病稱為溫病，夏至以后發的熱性病稱為暑病。這不但在發病時間上對溫病和暑病作了鑒別，而且為后世對溫病與暑病的鑒別診斷提出了理論依據。

發病原因

《素問·生氣通天論》說：“冬傷于寒，春必溫病。”《素問·金匱真言論》又說：“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前者說明溫病的產生與寒有密切的關系：由于冬天感受寒邪，寒邪伏藏于體內，日久化熱，待到春陽外發時，邪氣隨陽氣外出，發生了溫病，可見寒邪侵襲是溫病產生的直接外因。后者說明溫病的產生與精有密切的關系：精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根本，充足，封藏得固，能化生衛氣以護外，滋生陰血以固本，外來的寒邪和溫邪就不能侵犯人體，故不得溫病；相反，如果損傷，衛外不固，就會導致溫病的產生。

《內經》為后世溫病學家的伏邪學說打下了基礎。清代柳寶詒根據上述《素問·生氣通天論》及《素問·金匱真言論》兩處精辟論述，推論出“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的規律。這種內外因相互對立統一觀點的確立，為后世溫病學家從病因學和發病學方面提出的伏邪學說打下了基礎。現在即使在病因學方面分得很細、很具體，但從根本上看，仍不越《內經》的這種觀點。雖然伏邪理論確定于王叔和，發展于吳又可，成熟于葉天士，但從具體來分析，都源于《內經》“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和“藏于精者，春不病溫”這兩段文字。后世的病因是從患病后所產生的癥狀，對病機的反推而形成的。其理論的特點含兩個目標對象：一是病發多以急驟或激烈形式，起病即現里證，不同于一般外感證的表里淺深傳變常規；二是具有纏綿反復的病程、慢性病變與復發傾向。可見，后世醫家認為的伏邪發病，是集中見于溫熱病中，如春溫、伏暑等，然《內經》伏邪論并不局限于伏溫一種，故現代醫家亦常借用伏邪理論，對肺脹、腸道感染、炎性腸病、血液系統疾病、慢性病毒性肝炎、泌尿系統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缺陷病及其感染等進行辨治。如認為白血病為熱毒或溫毒在腎精虧虛的基礎上伏于少陰，由內外發，易于耗陰動血，熱瘀互結，治療以解毒、消瘀、補腎為大法。［1］又如慢性病毒性肝炎，乃火毒與溫毒伏于厥陰、太陰二經，其病邪的出入進退根據伏邪理論的伏、潰、發、傳，有經可循；治療原則以透達為上，清則次之。［1］此均為對《內經》伏邪理論的進一步拓展。

病機變化

《內經》精辟、扼要地闡述了溫病的主要病機。溫病即熱病，在《內經》中對熱病的病機論述頗多，例如《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中，就有九條講火熱病的。至今仍指導著臨床實踐。

《內經》把傷寒和溫病的病機歸為一族。《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明確提示，《內經》時代溫病隸屬于傷寒，因此傷寒的病機轉化，也是溫病的病機轉化。這種轉化，《素問·熱論》概括為，一日巨陽受病，二日陽明受病，三日少陽受病，四日太陰受病，五日少陰受病，六日厥陰受病。這段話，在溫病學發展過程中一直深受其影響，直至清代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和吳鞠通三焦辨證創立，這種學說才逐漸消跡。雖然現在的中醫已不用傷寒六經辨溫病了，但是傷寒六經的傳變規律和所提出的證候特殊性的原理，仍為溫病病機傳變的辨析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內容。所以葉天士在其《外感溫熱論》里曾這樣聲明過：“辨衛氣營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

證候特點

《內經》雖沒有提出衛氣營血各階段的證候，但其基本內容已散在各篇中。如《靈樞·經脈篇》對手太陰肺經癥的描述是“肺脹滿，膨膨而喘咳”；對足陽明胃經癥的描述是“上高而歌，棄衣而走……狂瘧，溫，汗出，鼽衄……身以前皆熱……消谷善饑，溺色黃”；對手厥陰心包經癥的描述是“心中大動”。在病因癥候方面論述更為全面，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說：“因于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在脈的論述方面，特別提出溫熱病的脈是以數為主，如《素問·平人氣象論》說：“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溫病。”《靈樞·論疾診尺篇》說：“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一呼一吸脈六動而躁急，尺膚灼熱，本是溫病的共性，《內經》已認識到這點，并很明確地給溫病在脈診和癥候上的特點制定了規范。但是，《內經》提出的溫熱病證候，雖基本上歸納在五臟六腑十二經脈之中，與溫病的衛氣營血與三焦辨證以臟腑經絡為基礎是一脈相承，某些證候特點的論述，也符合衛氣營血和三焦辨證的內容，然而《內經》與后世溫病學家創立的諸多學說相比，顯然還存在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統的缺陷。

治療原則

《素問·脈要精微論》說：“脈粗大者，陰不足，陽有余，為熱中也。”《素問·玉版論要》又說：“病溫，虛甚死。”這兩段文字，充分說明了溫熱病的特點是最易傷津劫液，陰虛而陽盛身熱。這里所說的“虛”，主要是陰虛，也就是葉天士所謂“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機”，由此決定了治療溫病的基本原則，便是清熱和保津。在這方面，《內經》論述得很明確。如《素問·熱論》說：“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這無疑為后世的汗法和下法打下了基礎。近代名醫蒲輔周先生曾在病案中指出：“風溫犯肺，衛氣郁閉，未出三日，急宜解表。”［2］確為經驗之談。當然“三日”兩字雖是原則，但要靈活掌握，不可視為教條，而且這里的汗法，是指用辛涼解表法。熱病當用涼藥，治熱當用寒法，這是宗旨。如《素問·至真要大論》說：“治寒以熱，治熱以寒”；“風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熱于內，治以咸寒，佐以甘苦”；“燥于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等等，無非表明熱病的治療原則，在表用辛涼，在里用寒涼。后世的銀翹散、白虎湯、清營湯、杏蘇散都是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創立的。雖然治療溫病的具體方藥在《內經》沒有記載，但在《史記》上載有倉公用“火齊湯”［3］治熱病的案例，周魁的《溫癥指歸》釋云：火齊湯即三黃湯。

同時，《內經》在溫熱病的護理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如《素問·刺熱篇》說：“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說明治療溫熱病在護理方面也應當很好地配合：飲食偏寒為宜，衣服不宜太多，室內空氣流通，涼風吹身較妥等。《清代名醫醫話精華》李修之治楊天生案例［4］：壯熱神昏，用大桶盛新汲水放在四圍，并灑濕中間空地，鋪草席一條，使病人臥于其上，再用青布一丈許摺作數層，浸入水中，搭在病人胸部，逐漸清醒。這種脫胎于《內經》的治療方法，與現代西醫用冰袋等物理降溫的治療原理完全相同。

預后轉歸

正確判斷疾病的預后，對醫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尤其是溫熱病，起病急，變化快，病情重，不能正確地判斷預后，往往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內經》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標準，至今仍然具有臨床意義。如《素問·玉版論要》的“病溫，虛甚死”，就是在告誡醫生，溫病患者如果陰分虧損較甚，精血已枯，無陰以勝陽熱，則預后不良。《靈樞·五禁篇》：“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又《靈樞·熱病篇》說：“熱病者，脈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本來熱病脈應數，今反靜，說明邪去正安，是好現象，但如果熱病汗已出或汗不出，脈卻都是躁盛，便是逆證。這是因為溫熱病汗不出，熱無去路，脈又躁盛，明示是逆證，誰都會辨識；即使汗已出，邪有去路，也應該熱退身涼，脈靜志安，方為順證，但現在汗已出，脈卻仍躁盛，說明邪氣未退，正氣已傷，故亦屬逆證。《素問·評熱病論》說得更具體：“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氣交爭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言邪勝正衰、脈躁汗不出則預后不良，邪退正勝、汗出脈靜則預后良好。《靈樞·熱病篇》還說：“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此九種證候，預后均不良，其根本原因是邪熱獨盛而五臟陰虧，甚至造成陽獨亢，竭，陰陽離決的局面。現在所見的溫熱病后期，多半都是心肝腎三臟陰分大虧，病情確實危重，但也不是絕對不可治的。吳鞠通曾精辟地注釋過這段文字：“此節敘熱病之死證，以禁人之刺，大抵由于陰竭者為多，然刺固不可，亦有可湯藥而愈者，……至于益陰以存津，則刺法之所短，湯藥之所長也。”［5］試觀《溫病條辨》治下焦溫病用加減復脈湯、三甲復脈湯、大定風珠，均是重復其陰。在科學發展的今天，對《內經》所述的生與死不應絕對化，理解它為表明疾病的淺深輕重，就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通過重溫《內經》有關溫熱病的一些文字記載，發現《內經》對溫病的病名、病機、診斷、治則、預后等方面的論述已相當成熟，后世諸溫病大家的成就，均是對《內經》所論溫病內容的繼承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金志甲主編.內經［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72.

2 高輝遠，等編.蒲輔周醫案·溫邪郁閉［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2：182.

3 漢司馬遷撰.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