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總結了數學如何作為一種工具幫助經濟學研究，同時總結了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包括“數學濫用”、強行使用數學等，最后本文總結了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被賦予了不應有的地位以及雖然數學本身并不能獨立支撐經濟學研究，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工具。

關鍵詞:方法論;數學;經濟學

數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在學界已經被討論了好多年，想要認清數學與經濟學的關系，首先我們必須弄明白經濟學與數學之間是否存在包含關系。Dow(1990)就曾指出，如果我們認為經濟學就是一門數學學科，那么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將歷史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方法論看做是這些學科在不同專業領域吸收知識，并且經濟學實踐將這些學科聯系在一起。但是對那些將經濟學看做是一門使用了數學的人文科學的人來說，經濟學的內容本身就需要歷史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方法論這些領域的專業知識。我認為后一種觀點好像更貼切地描述了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地位，就是說經濟學是一門使用了數學專業知識的人文科學。

一、數學作為一種有效的研究工具，可以幫助經濟學家進行經濟研究

經濟學家大多善于使用修辭學的表達方法來描述經濟現象，在描述某些經濟學家自己也沒有完全弄明白的現象時，有些經濟學家善于使用晦澀難懂的經濟學術語來掩蓋本身理論解釋的不充分性，但是，這種做法會使得理論解釋的說服力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數學方法進行補充性解釋可以避免使用晦澀難懂的語言來掩蓋理論本身欠缺的解釋性，可以通過明白的數學公式展現清晰的邏輯。因為這個原因，在經濟學研究中使用數學函數以及運用數學模型成了經濟學家們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像和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走勢的一種有用手段。羅默(2015)就曾經指出，借助新的變量，模型可以將文字敘述與數學公式較好地聯系在一起，增加理論和實證之間的關聯程度。羅默舉例道，早在1956年，索洛在他的經濟增長理論中就曾使用數學公式來表示“資本”這一變量。利用數學公式同概念的緊密結合，索洛精準地闡釋了“資本”這一變量的含義，進而通過對概念的闡釋輕松地將理論與實證結合起來。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典型的數學知識助力經濟學修辭解釋的例子。Dow精辟地總結道，數學結論的公式化為經濟學純理論的優勢以及使用模擬進行實證演示鋪平了道路。像羅默一樣，凱恩斯對待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的態度也是積極的。通常認為凱恩斯對于在經濟學中使用數理統計方法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的，但是O’Donnell(1990)認為這種現象是由于這些人只看到了凱恩斯一部分的觀點，并沒有全盤認識凱恩斯的觀點，這種對凱恩斯數學觀的解讀是錯誤的并且是膚淺的。事實上凱恩斯對數學本身并沒有敵意，而是反感“偽數學”，或者說數學分析方法的不合理的應用。例如，在對概率的研究中，凱恩斯自己便使用數學表達來方便解釋概率這個經濟學概念，為了清晰表達兩組命題之間的概率，凱恩斯使用a/h來表示概率，a代表概率相關的結論，h表示包含了給定信息的先決條件。數學知識不僅在經濟學先驗演繹推理層面有用處，而且在經濟學實證層面也有用處。財會學中數理統計的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約翰•希克斯(1979)一直強調經濟分析中，尤其是在動態經濟分析中，財會傳統的重要性。在這方面，凱恩斯也有類似的觀點，凱恩斯相信某些部分的純經濟理論可以用數學方式表達出來，并且計量經濟學可以為經濟學提供重要的服務。凱恩斯強調，計量經濟學有兩個重要功能:為理論參數提供實驗量級和量化獨立的原因間的相對強度。對與凱恩斯來說，數學在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中有精確的功能，只不過數學能發揮的功能是有限度的。數學在幫助修辭學進行經濟學解釋的同時，還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形成有益的邏輯性的思維方式，凱恩斯就曾指出，數學是正式思維原則中的一個分支，因此，只要正確地使用數學，數學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形成創造一種“有組織的有順序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對經濟學研究來說非常重要。

二、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中出了問題

數學具有諸多特性可以幫助經濟學家進行經濟學研究，但是，在實際操作領域，我們觀察到了一些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會妨礙數學的合理應用，還會使得一些經濟學研究者對數學產生消極的觀念。這些問題包括，“數學濫用”，數學的錯用以及強行使用數學。

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經濟學”概念演變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p#分頁標題#e#

〔內容提要〕經濟增長的多寡意味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經濟增長注定伴隨資源環境約束。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隨著問題的出現，人類面對、研究、解決，并最終逐步達成共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下，尋求人類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

〔關鍵詞〕經濟增長;生態經濟學;環境

一、經濟增長與超載的世界

經濟增長支配著當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須服務經濟增長。現行的經濟、政治、社會系統穩定存在的前提條件是沒有盡頭的經濟擴張和與此關聯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創造高稅收才能減少赤字；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財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維持社會凝聚力也需要經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至上主義”已經讓世界超負荷運轉并惡化了環境問題、氣候問題、收入不均等問題。世界經濟在增長，但生態系統不會隨之增長。增長意味著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腸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資源轉換成更多的廢物，以滿足經常性破壞性的個人欲望（Daly，HermanE，2014）。當今天的科學家們談論氣候變化條件下“沙塵暴”越來越多時，實際上預示著一種劇烈的生態與社會的改變。這些可預計的危機也必將帶來劇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態經濟學的歷史發展過程

生態經濟學所涉及的主題貫穿整個人類歷史。自古希臘人以來就一直爭論著，包括財富創造的極限、美好生活的意義、如何實現個人福祉和社會福祉、倫理與行為、價值認識論和炫耀性消費的心理和社會影響。這些現代主題的推理與觀念線索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料中均可檢索到，并喚起很多被主流經濟學家遺棄和忽略的話題，包括亞當•斯密（1759）有關社會動因的作品、馬爾薩斯（1798）關于人口與貧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關于對再生能源依賴的作品、約翰•斯圖爾特•米爾（1848）關于穩態經濟的作品、馬克思（1867）關于剝削、階級沖突與資本積累的作品、凡勃侖（1899）關于演進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費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經濟學的浪漫主義批判作品也與這些主題相關聯。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態經濟學歷史脈絡中的一些有限嘗試，但最具價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關于能源—環境方面的論文。生態經濟學雖發軔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僅有濫觴之力，盡管一些經濟學家在形式上和實質上表達了至今仍舊流行于生態經濟學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經濟學與環境的關系，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論和基于環境問題制度分析的廣泛寫作。但其不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評在廣度與深度上遠遠領先于那個時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關現代工業經濟的著作各自涵蓋了自我控制市場經濟體與公司的興起，兩者都明確地將其主題與環境退化聯系起來。20世紀60年代，《寂靜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彈》（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預示了對環境問題一種更普遍和廣泛的社會覺醒。經濟增長問題也被置于議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運動倡導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去物質化、選擇簡單隨意公社式的生活。不過，流行的環境文學作品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風生水起，然后進入到經濟辯論之中。辯題也從人口增長（EhrlichandHoldren，1971）擴展到對經濟增長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對生產方式的質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長對社會的巨大影響（Hirsch，1977）。與此同時，激進的環保主義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經濟學里，能源危機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環境問題（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這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輕蔑與反對（如Beckerman，1974），這類經濟學家過去和現在都與公眾認知大相徑庭，對技術工業污染給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脅不以為然。滴滴涕與人類和動物的出生缺陷之間的關聯性是一個開端，武器測試的核輻射、核工業事故、溫室氣體、臭氧層空洞、酸性沉積物、濫伐森林陸續成了政治議題和國際研究項目。工業技術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強加給人類很多的怨恨、憂慮、恐懼和無奈。以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后果而言，經濟增長具有惡劣的誤導性（Mishan，1969）。人們認為，環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經濟學以外的價值（Krutilla，1967），但這些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論框架（Kneese，1984）。最基礎的訪談數據結果對人類心理學與動機的經濟模型提出了質疑（Spash，2008）。在正統經濟學內部，偏好功利主義、最優控制模型、折現、一元論價值體系和教義化的數學，嚴重限制了批評、創新和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的能力。然而，環境經濟學家也沒有能力開宗立派，他們固執地教授一個核心模型，將污染描述為易于糾正的兩個參與者之間的局部問題，是一次性的市場失靈（Spash，2010）；更糟的是，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將污染視為一種最優行為（Mishan，1971）。因而，20世紀70年代，那些對環境問題發表激烈評論的經濟學家普遍發現他們以及他們的思想在那個十年被邊緣化了，其因在于他們的評論太具強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發表了一篇經濟熵的文章，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長遠地看，增長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礎性改革。他從人口規模、生態系統壓力到變革需要的時間以及人類系統可能變化的速度之間的推理導致對人類社會的懷疑。經濟系統與倫理道德判斷的分割，既要關注活著的同類，也要關注未來子孫。赫爾曼•戴利（1977，1992）認為，面對經濟熵定律和對增長的批判，最好的目標選擇是“穩態經濟”。否則，大自然的反饋循環將迫使我們這樣做，那時可能就是災難性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更多激進文學作品和思想者的潛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屬于主流陣營，將其廣泛的多產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義思想體系之內，包括機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義，而正是它們限制了環境經濟學家的早期努力。為實施環境評估，測度與價值問題成為生態經濟學的高頻議題，部分原因是嘗試理論“包裝”，以便為采取行動吸引經濟和政治支持。后來，環境影響的物理計量技術也被開發出來，如生態足跡。更多的成本，如效益類型的研究也擴展到生態事務當中。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如果像在市場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樣處理生態系統會存在嚴重問題（Spash，2008b）。于是，一種“混改”式的作品出現了，因為沒有哪一個經濟理論能從過去經濟學實踐中發展一個連貫一致的價值理論的基本問題。

三、結語

作者：朱富強 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義時期，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源于對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梳理和提煉，并且與道德哲學以及政治學等學科結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門注重社會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經濟學；但是，到了古典經濟學中后期，經濟學逐漸擺脫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影響，并與道德哲學相分離，從而逐漸發展成一門非價值取向的并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的“純理論”科學。發生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學受到了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以致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開始刻意地將政治經濟學規律當作“社會物理學”規律、社會進化規律來規范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邊際革命將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在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指導下開始注重演繹分析，并開始大量使用數理邏輯。同時，純理論研究的興起使得經濟學將其研究重點從“應該是什么”轉向了“是什么”，相應地就促進了實證主義思潮在經濟學中的壯大，乃至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哲學基礎；這樣，到了20世紀初葉，邏輯實證主義開始取代了舊實證主義在方法論中的地位，并成為20世紀中期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由此產生出了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計量經濟學。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實的歸納法，科學命題可以且應該被經驗證實，從而科學應統一于物理學；從這個角度上說，只有實證方法才是科學的，其得出的結論才是客觀的。正是基于這種實證主義傾向，現代主流經濟學極力批判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而推崇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一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沒有將人的主觀性排除在外而充滿了價值觀，從而是不科學的；二者，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著眼于具體問題而沒有構建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從而是含糊的。問題是，實證主義崇尚價值無涉而批判和摒棄古典經濟學以及其他非正統經濟學流派，但這里的判斷邏輯顯然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根據實證主義，科學無法對任何價值進行評判，因此，科學永遠不可能以某種學說具有價值傾向而否定它。同時，現代主流經濟學衷于應用所謂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的計量工具進行實證分析，并由此發表了一篇篇“求新求異”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囂塵上的實證分析果真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進步和社會制度的優化了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過分偏重于計量實證，現代主流經濟學無論是在現象解釋、事件預測還是實踐指導上都遇到了嚴重的危機，以致有人將經濟學的性質也作了蛻化理解。其實，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具體理論上都已經過時了，從而不再注重從經濟史或經濟思想史中汲取營養。問題是，學術研究和思想發展果真可以拋開前人的智慧嗎？當前的經濟學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經濟學大師更加高明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狂傲自大和自以為是的心態，使得現代經濟學人并沒有取得多少認知上的進展，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想深度總體上甚至并沒有超越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對當前流行的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理論發展中的意義和問題作一剖析。

二、計量經濟學貴在統計方法和經濟理論的契合

計量經濟學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以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量關系的交叉性學科。顯然，扎實而嚴謹的計量模型分析對事物之間因果機理的揭示是有幫助的，因為描述經濟現象之間聯系的理論模型是整個理論分析的出發點，也是理論檢驗的必要階段，從而有助于增強理論與檢驗事實之間的一致性。首先，即使僅僅限于對數據處理的統計分析而言，它對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完善也有這樣兩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經驗為根據的規律，它可能或不能隨后進行演繹的闡釋；二是通過檢查演繹推理的結果并將它們呈送實驗進行檢測，對演繹推理予以補充，甚至促使理論前提的修正。［2］其次，計量經濟學是數學、統計技術和經濟分析的綜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賦予了一定的經濟學特性；這意味著，計量經濟學在理論性方面就遠遠超越了傳統的統計學，其目的就是為了有助于因果機理的揭示。這一點在弗里希為《計量經濟學》雜志創刊號所寫的發刊詞中就得到了說明：用數學方法探討經濟學可以從好幾個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與計量經濟學混為一談：計量經濟學與經濟統計學決非一碼事，也不應視為數學應用于經濟學的同義語，同時，計量經濟學也不同于我們所說的一般經濟理論，盡管經濟理論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數量特征。在弗里希看來，對于真正了解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數量關系來說，統計學、經濟理論和數學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項都并非是充分條件，而只有三者結合起來才構成計量經濟學。關于這一點，法學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認識：“在各種科學中，都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夠寫出該科學的歷史，因為唯有他們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識來源，并且獲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們要清晰地認識到，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之間存在著根本性差異。一方面，統計學往往是顯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實，譬如，根據統計知識可以說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生產和消費，也可以根據統計資料來顯示一種事物或行為的分布狀態。另一方面，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卻需要根據統計提供的事實，進一步指出這些事實的來源和后果，闡明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所以，如果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蛻化為僅僅是提供事實，而不去進一步了解事實之間的相互聯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議。例如，薩伊很早就曾指出，沒有一個荒謬理論或狂妄言論未曾援引事實以作說明；使政府當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實。正因如此，歐美學術界對這兩門學科的性質往往區分得非常清楚：一個是提供事實，一個是機理探討；有人甚至認為，對那些統計學家來說，觀察事物就是簡單地收集大量數據，除此之外就無事可做了，因而統計學家僅僅是捆好小麥給他人去打場脫粒的人，而他們本身的思想是貧乏的。而且，與國內混淆兩個學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統計學家視為理論經濟學的權威不同，西方學術界對這兩個領域的學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經濟學家并非就是統計學家，而統計學家也不是想當然的經濟學家；譬如，R.Kalaba是動態規劃的創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發表過600多篇經濟學論文，12本書，但沒有人認為他是經濟學家，很多人甚至認為他不懂經濟學。［4］#p#分頁標題#e#

摘要：數學作為一種工具在宏觀經濟學研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宏觀經濟學是否應該“數學化”一直以來在學界沒有一致看法。宏觀經濟學是關于“人的行為”的學問，是社會科學的分支，岡此，宏觀經濟學不應該被完全的數學化，數學只是宏觀經濟學研究借用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通過回顧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發展歷程，分析經濟學者關于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爭論，對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探究如何正確看待宏觀經濟學的數學化，為宏觀經濟學未來發展提供可選方向。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數學化；均衡分析；動態分析

自19世紀以來，數學的發展為經濟學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西方經濟學家大量地將數學運用到經濟學的各個方面進行研究，就連過去較少使用數學的宏觀經濟學的研究，現在也充斥著復雜的數學公式。數學被引入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迅速得到了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認可，他們認為數學可以使問題量化，運用清晰的邏輯將復雜的經濟問題解釋清楚；而隨著經濟分析被引入越來越深奧的數學，也引起了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重視數學，忽略事實，輕視了邏輯思維在分析問題中的地位，高度數學化的經濟學真的是宏觀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嗎？這一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因此，本文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研究數學化趨勢作出分析與建議。

一、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起因和表現

數學化是對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總體上的認知，數學被引入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雖然有著漫長的歷史，但隨著時代和發展階段的不同，數學在宏觀經濟學中的地位也大有不同。現在的宏觀經濟學數學化主要表現在研究過程已經沒有使用純語言的表達和分析，往往都是借助復雜的數學語言和模型進行分析。

（一）宏觀經濟學數學化的起因

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通常把凱恩斯在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作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建立的標志，30年代的經濟危機又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建立的現實要求，而經濟學本身的發展也為宏觀經濟學發展提供了條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經濟計量學和數學在微觀經濟學的廣泛應用推動了宏觀經濟學的數學化，為宏觀經濟模型建立以及運用宏觀經濟模型進行經濟預測和政策指導起著重要的作用。宏觀經濟學數學化趨勢最根本的起因主要是其研究問題的依據和分析工具。它依托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出發，通過行為人的各種行為對經濟產生的影響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進而探究均衡狀態下的最優化，而數學剛好為其提供了研究這些問題的方法和工具。數學模型又為解釋這些經濟現象和理論提供了平臺，例如供給———需求曲線模型被廣泛應用到市場優化配置和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制定中。除此之外，邊際分析理論、計量理論等數學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數學化是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也是宏觀經濟理論迅速發展的動力之一。

作者：曹建忠 汪海鳳 單位：內蒙古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0引言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與管理類本科學生必修的專業基礎課，在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的教學中歷來受到重視。普通高等院校由于自身教學資源和生源情況的限制，必須在教學目標和教學方法上進行合理的設計才能實現良好的教學效果。在現有條件下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并為以后經濟管理各專業課程的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是許多普通高等院校經濟與管理類教師以及教學管理人員共同關注的問題。阮守武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最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而言，最主要的目的并非是掌握前人的理論和觀點，而是要學會經濟學的思考方式，能夠像經濟學家一樣運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來進行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同時，他認為教學目標是選擇教學手段和方法的依據，明確了教學目標才能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去實現它[1]。方福前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主要是教給學生經濟學原理和分析問題的方法[2]。

他認為在教學中僅僅教給學生西方經濟學的假設、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是不夠的，在教給學生分析方法的同時還要讓學生具有研究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成新華認為宏觀經濟學的教學目的不是僅向學生傳授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賴于創造性思維的培養。這就要求教學以一定的創造性思維為基礎，同時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3]。要使宏觀經濟學研究性教學達到目標，需以厚實的理論知識和豐富的數據資料為基礎，以教學團隊形式和教師的科研來推動實施，要重視指導學生掌握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引導學生學會觀察問題并改變錯誤的認識，要關心學生學習并為之提供必要的認知條件。郭南蕓認為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具有研究能力的學生是高校經濟學教學的培養方向[4]。她在研究產業經濟學的教學中提出，經濟學教學中應該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要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以專題式教學啟發學生思考，在教學中鼓勵學生演講、討論，挖掘學生的潛能，以案例分析激發學生興趣，以課程論文培養學生系統分析的能力。

1普通高等院校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現狀

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學習一般安排在微觀經濟學課程之后，以經濟和經濟管理學科本科生為授課對象的宏觀經濟學課時數一般為50~60，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課時數最多的院校為64（渤海大學），最少的為48（內蒙古工業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大部分集中在50~56之間。完成微觀經濟學學習的學生已經具有一定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同時宏觀經濟學涉及到的一些內容可以經常從媒體上看到相關的報道。因此，相對于微觀經濟學課程而言，學生學習起來更容易入門。但是筆者在宏觀經濟學課程的實際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學習的難度并不比微觀經濟學低。這一點從期末考試成績情況就能看出來，宏觀經濟學課程的期末平均成績與微觀經濟學的平均成績水平基本相當，通過查閱對比過去5年的成績，筆者發現內蒙古科技大學經濟和管理學學科每一屆學生的微觀經濟學平均成績與宏觀經濟學平均成績差距都在2.5分之內。

1.1教材的選用與學生學習能力不匹配普通高等院校學生的學習能力相比重點大學有一定差距。但是，現在各個普通高等院校在選擇教材的時候都要求選擇各種規劃教材，而這些教材往往是重點院校乃至名牌大學的教師編撰的，編撰之初是針對本校學生的學習需求的。按這樣的教材進行教學，要求普通高等院校的學生掌握教材所包含的知識點，超過了一部分學生的學習能力范圍。

摘要：雖然在歷史演進中宏觀經濟學理論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在從“研”到“教”的轉化過程中發生了滯澀。當前的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著課程體系和內容設計不合理、本土化理論體系缺失等問題。后危機時代背景下，應當通過基礎理論與課程體系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模式創新等路徑實現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創新發展，構建凝練“中國智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模式，全面、深入推進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方向；路徑

一、引言

宏觀經濟學通常是指以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等宏觀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以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為目標，采取總量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對總體經濟活動進行分析的一門科學。一般認為，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于大蕭條，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最早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在歷經數次“革命”與“反革命”的抗爭中，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經濟學說被確立下來，與微觀經濟學并立成為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課程，呈現在曼昆、薩繆爾森、伯南克、阿西莫德魯、高鴻業等學者所編寫的教科書中。雖然與過去相比，在宏觀經濟學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人們形成了相當多的共識，但對宏觀經濟學的批判從來沒有間斷過[1]。科斯曾將宏觀經濟學的新古典范式形象地喻為“黑板經濟學”，認為其只停留在理論推演，而無法解釋現實世界。2016年9月，保羅•羅默更是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宏觀經濟學的麻煩》的論文，從經驗研究中的識別問題出發，再度對宏觀經濟學發難。他指出，當前宏觀經濟學主要是在“沖擊-傳導”分析框架下通過構造一些虛擬的外生沖擊來解釋經濟波動，而忽略了外生沖擊來源的微觀基礎，導致其對現實的解釋力在不斷下降。另外，以盧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薩金特為代表的部分著名經濟學家在面對理論存在的可能缺陷時，采取了相互支持的態度。由于權威代替了求真，宏觀經濟學逐漸背離了自啟蒙運用以來的科學精神，演變為一門偽科學[2]。那么，宏觀經濟學是否像學者們所批評地那樣脫離現實呢？如何改進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構建適合國內學生學習的宏觀經濟學呢？本文對宏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進行了有益探討，并提出了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路與措施。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研究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宏觀經濟問題的宏觀經濟學被引入了我國高校課堂，成為經濟管理類學生的主干基礎課程。宏觀經濟學的開設對于提高我國經濟學的整體水平，推動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體系、知識結構以及教授方式不合理等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一）課程體系設計不合理

摘要：農業經濟史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學和歷史學基礎之上的交叉學科，是農業經濟學長遠發展的重要根基，也是農業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農科”建設背景下，傳統農業學科邊界被打破，農業經濟史學科內涵極大豐富，但是學科發展呈現課程教學與科研實踐脫節，學科邊緣化趨勢明顯的困境。尤其在農業經濟史本科教學工作中，存在課程設置不合理、教材編撰有限、教學研究成果薄弱等問題。因此，農業經濟史課程改革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對農業經濟史課程建設的必要性分析，嘗試對當前農業經濟史本科教學現狀及問題進行分析，并指出為了促使農業經濟史學科可持續發展，需要提升課程師資力量，編寫側重于農業經濟學特色的教材，優化教學質量，改革現有的考核方式，實現授課與科研的有機結合。

關鍵詞：農業經濟史；課程建設；必要性；教材

農業經濟史作為農業經濟學的基礎學科，又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學和歷史學基礎之上的交叉學科。農業經濟史課程建設旨在探討農業經濟發展的客觀基礎及其運行規律，研究農業經濟政策制定實施背后的原理，從而達到正確運用農業經濟政策手段，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目的。2019年，教育部提出“新農科”建設規劃，推進課程體系、實踐教學、產教融合、協同育人等方面的改革[1]。傳統農業學科邊界被打破，新型交叉學科和項目層出不窮。隨著多學科理論創新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農業經濟史學科內涵極大豐富。然而，結合筆者教學工作情況和國內多所農業高校教學現狀來看，目前農業經濟史多為選修課，學生有限且積極性不高，課程師資力量薄弱、授課模式單一，加之當前歷史課程與研究方法的“落伍”，造成教學與科研的脫節，農業經濟史學科邊緣化趨勢愈發明顯[2-4]。因此，農業經濟史本科教學工作面臨著巨大挑戰，教學質量和課程重要性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3]。本文基于對農業經濟史課程建設的必要性分析，嘗試對當前普通農業高校農業經濟史本科教學的現狀及問題進行討論并給出幾點課程改革建議。

1農業經濟史課程建設的必要性

1.1農業經濟史是農業經濟學學科的根基

高等農業院校作為培養農業人才的最高機構，承擔著發揚和傳承農業文化歷史的天然歷史使命[4]。農業經濟史是農業經濟學的源，是農業經濟學長遠發展的重要根基。當前，中國還有40%的人口為農村人口，2020年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7.7%，“三農問題”還很突出[5]。因此，農業經濟學還需要大力發展，農業經濟史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對于農業經濟史研究在農業經濟學中的重要價值，美國農業經濟學的鼻祖H•C•泰勒曾說，“歷史研究有助于農業經濟學家發現那些對任何時期農業發展都可能會產生影響的潛在力量，每一個農業經濟學家都應該是一個農史研究者”[6]。學科發展不應總是一往無前的，還應時不時的回顧與反思。厲以寧先生指出，“中國經濟學應加強歷史研究和教學，學好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可以為經濟學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7]。農業經濟史的發展為農業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與運用提供了條件，為農業經濟學學科發展奠定了基礎。

1.2農業經濟史是農業經濟學重要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