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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范文1
我們應該重視漢語言本科專業(yè)的本科教育的根本性質(zhì)。漢語言專業(yè)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承擔著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教育的責任。所以，漢語言本科專業(yè)教育與我們的漢語國際教育還有一些區(qū)別，即它更應該具有大學本科教育的系統(tǒng)性以及育人性。崔永華老師在其論文中非常有見地地提出了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yè)的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文章認清了留學生漢語言本科教育與單純的漢語國際教育即漢語教學的區(qū)別。對留學生進行美育和德育教育是我國大學教育的要求，而中國古代文學中優(yōu)秀的文學篇目可以給學生這樣一種熏陶和培養(yǎng)。“在古代文學中學習中國語言之美，學習中國文人憂國憂民，淡泊致遠的精神操守，這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觸及中國文化的靈魂方面有著不可比擬的作用。”
二、對比國外高校的中文專業(yè)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的重要性
在國內(nèi)大學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教學體系中，中國古代文學課或者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是一門專業(yè)必修課，是中文專業(yè)的重中之重。該課程一般有兩學年的教學任務量，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在中文專業(yè)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國外大學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在歐洲，開展?jié)h學研究較早的大學里，教授很重視對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甚至很重視培養(yǎng)學生對古文原典的解讀學習。在近鄰韓國，中國文學課在很多高校的中國語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韓國大學里開設中文本科專業(yè)的學校現(xiàn)在超過了一百所，各大學的專業(yè)名稱不盡相同，有的稱作中國語言文化專業(yè)，有的稱作中國語專業(yè)，還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設立不同的專業(yè)方向，比如中國通商、中國語言文化等。這里談的主要是中國語言文化方向的中文專業(yè)的情況。筆者 2012 年曾在韓國慶南大學中國學部講授一年漢語，了解了慶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專業(yè)的課程設置。在大二和大三兩個學年中，學部為中國語言文化專業(yè)的學生分別開設了中國古詩選讀、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小說和中國古代文論四門課程，學時與其他專業(yè)基礎課等同，均為每周 3學時。通過對這四門課程的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專業(yè)的學生比較系統(tǒng)分項地學習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知識，閱讀了經(jīng)典的原典，同時對中國文學的特質(zhì)以及主要的文學類型的發(fā)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學生們學習的文本是繁體漢字，這樣可以一邊學習古代文學一邊實現(xiàn)認知繁體漢字的目的，這對于中國語言文化專業(yè)的學生來說是很有必要的。韓國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視古代文學課程。韓國學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舉對比了首爾大學和成均館大學的中文課程。其中首爾大學在一年級開設中國古典文學探索，二年級開設中國歷代詩歌講讀，三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47%。成均館大學二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三年級開設中國名詩鑒賞、中國小說概論、中國詩曲的理解等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26%。有的學校在專業(yè)學習的初級階段概括介紹中國的文學概況，隨著學生漢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在三四年級開設文學、詩歌等文獻閱讀課程，此階段倡導學生閱讀中國文學原著，切身感受中國文學的魅力。朱錦嵐老師提到韓國加圖立國立大學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取消了畢業(yè)論文，代之以 5 門課的畢業(yè)考試，而這 5 門課中，有 3 門是必選課，包括中國文學史、古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2007 年畢業(yè)考由 5 門減少為 3門，即中國語、漢字和中國文學史。可見，在對中文專業(yè)畢業(yè)生的學科知識要求方面，中國文學史的內(nèi)容絕對不可缺少，是在課程體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專業(yè)課程。同時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言專業(yè)與中國學生學習外語語言文學專業(yè)相類似，都是以學習母語以外的其他語種的語言文化為基準的四年制本科學習。從國內(nèi)外語專業(yè)的名稱來看，我們的外語專業(yè)的名稱都是語言與文學并重，如: 英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俄語語言文學等，專業(yè)的名稱就體現(xiàn)出了學習的內(nèi)容，即要學習該門語種的語言也要學習用該語種成就的文學。例如英語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專業(yè)課程就一定要開設英國文學選讀、美國文學選讀或英美文學史這類課程。學生們通過對這類課程的學習，可以學習到經(jīng)典英語作品，真正掌握該語言在文學方面的體現(xiàn)和運用，進一步增強其對語言的領(lǐng)悟。因此，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專業(yè)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古代文學是留學生探尋中國文化內(nèi)核的一把金鑰匙
語言是工具，是載體，文學以語言為工具，展現(xiàn)豐富的人性以及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國古代文學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一種映現(xiàn)。它對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蘊有重要意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文化精華土壤的語言是蒼白的，也是沒有深度的。季羨林老先生曾寫道: “離開了內(nèi)容，離開了語言的內(nèi)涵，根本談不上什么語言。不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風習等等，語言是學不好的。這是學習語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學習外國語言者，都必須把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結(jié)合起來。”中國文化的內(nèi)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國文人高潔的品性，憂國憂民的情懷，謙遜重義的處事準則都體現(xiàn)在古代文學作品中，這些承載著中國寶貴文化的文字都傳承著中國文化的血脈。“文學語句中包含著漢語本身的文化內(nèi)涵及中國人的審美心理。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具體的方式體現(xiàn)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古代文學作品中深深地蘊含著中國的精神和中國的脊梁。外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一方面體現(xiàn)在中國的飲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精髓中。中國古代文學課就是這樣一門讓學生體會文化精髓的課程，它承擔了審美鑒賞與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務。黃愛華老師認為“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yǎng)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yōu)秀民族文化的專業(yè)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shù)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nèi)容輻射出中華優(yōu)良傳統(tǒng)的精神內(nèi)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shù)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透過語言的外衣深入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誠哉斯言! 通過朗讀并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可以讓學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風光中見詩人心情的恬靜，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顯深遠的精神境界，讓學生體會中國文人的精神情懷; 在白居易的現(xiàn)實主義詩歌中與詩人一同體會平民百姓的艱難生活，從而也培養(yǎng)學生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詞作中領(lǐng)悟含蓄蘊藉，詞的委婉曲折并留有無限想象，好似中國水墨畫般悠長。這些都是屬于中國的文化經(jīng)典，是中國文化的驕傲。
四、從中國古代文學的世界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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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對外漢語專業(yè)古代文學課程建設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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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將師德建設作為教學團隊建設的核心。教師的職業(yè)道德是教師的靈魂，也是教師實現(xiàn)自身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根本保證。在一個優(yōu)秀的教學團隊里，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師德風氣，便很難形成集體凝聚力。應該看到，當前我國高校教師隊伍整體素質(zhì)是好的，大部分教師都能秉承著自己的師道尊嚴，為人師表，這樣的師德風氣在我國教師隊伍中占據(jù)主流。但是，我們還應看到，依然有部分教師在面對金錢、地位、名利考驗時，喪失了教師應有的職業(yè)道德，學術(shù)腐敗，弄虛作假，等不齒行為在高校依然存在，這嚴重影響了我國高校教師的形象，這些人的存在腐蝕著我們的教師隊伍，給高校抹了黑。“古代文學”傳遞的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古代文學”的教師團隊更需要具備高尚的師德，如果教授“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師自己首先言行不一，這會讓學生寒心，讓教育寒心。
第二，營造良好的團隊協(xié)作風氣。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經(jīng)告別了各自為政，單打獨斗，千里走單騎的時代。個人的眼界、學識、經(jīng)驗往往是要受到歷史局限的，只有把個體放到集體的大熔爐中，才能發(fā)揮其作用，實現(xiàn)其價值。團隊協(xié)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標、共同理想的作用下，發(fā)揮每一個成員的作用，最終將集體的力量整合重拳出擊。尤其在職業(yè)技術(shù)師范院校，教師的學術(shù)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體的力量、團隊的力量來提升我們的整體素質(zhì)。
第三，培養(yǎng)好的團隊帶頭人。對于一個出色的團隊來說，沒有一個靈魂人物、核心人物是無法想象的，這個核心人物即團隊帶頭人。針對“古代文學”課程來說，應該由在這一領(lǐng)域具有一定造詣和學術(shù)眼光的教師擔任。
第四，建立有效地獎懲機制。兩千多年前的商鞅變法其實就是最早的刺激－反應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高校教學團隊的建設離不開這種機制的支撐。落實到“古代文學”教學團隊建設上，高校可通過具體的刺激來使教師做出反應。
第五，相應的資金配備。。長期以來，我們過分強調(diào)了科研水平、學術(shù)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將資金向科研大量傾斜，才使得很多教師將精力過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寫論文、申報課題、出書成為了高校教師工作的三步曲。眾所周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學校在對教師獎勵上、薪酬上、培訓方面都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如果沒有資金的支持，這些工作必定無法完成。“古代文學”課程是漢語言文學一門基礎課，有著悠久的發(fā)展歷史，在所有文學課中，它是涉及知識最多，領(lǐng)域最廣的一門。這一領(lǐng)域民間學會最多、每年舉行的相關(guān)學術(shù)會議最多，申報課題人數(shù)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師參加培訓、會議、調(diào)研、考察、訪學機會也很多，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配備，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保證，“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團隊便失去了建設的動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長久以來，“古代文學”課程一直是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的核心課程，其內(nèi)容包括了對千年中國文學史的詮釋，涉及到文獻學、文化學、哲學、美學、史學等多種學科的內(nèi)容。但由于其缺乏時代感，故長期以來備受冷落，加之職業(yè)技術(shù)師范院校的特殊性，這種冷落在這類學校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也在意料當中。事實上，“古代文學”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寶貴的財富，濃縮了幾千年中國人的智慧和品格。毫不夸張地說，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就是一部中華兒女千年精神奮斗史，那些堅韌、堅忍、剛毅、剛強、大仁、大義的民族品質(zhì)在古代文學作品中都可找到原型，這些品質(zhì)恰恰是我們當代社會最缺失的，從職業(yè)類師范院校走出去的學子，更需要這些品質(zhì)的涵養(yǎng)。
古代文學論文范文4
(二)思無邪———善?真?《論語》中的“思無邪”出自《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三個字本是《詩經(jīng)•魯頌•駒》:“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的一句。一般認為“思無邪”是說《詩經(jīng)》的思想純正，后世為了證實這種說法的正確性，不惜歪曲《詩經(jīng)》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詩序》將《關(guān)雎》一詩解釋為歌頌后妃之德即是此例。這種說法被引申開，即是說《詩經(jīng)》中的詩意在勸善而懲惡。但是正如有的學者所強調(diào)的，《詩經(jīng)》中的“思無邪”本來是在歌詠馬，馬豈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強健貌，而“徂”是行義;所謂“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說的是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無邪”的“思”只是語助詞，沒有意思，“無邪”乃直義。也就是說“三百篇之作者，無論其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飾，此即所謂詩言志，乃三百篇所同”，臺灣學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認同這種說法，并且認為“邪”字念“虛”音。這樣看來，將“思無邪”理解為思想純正，大概并沒有真正把“思”作一個助詞來看待，但是這仍然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解讀。這兩種解釋，一種偏向于思想的純正，一種偏向于內(nèi)容的真實。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論語》中不僅探討了美與善的關(guān)系(所謂《八佾》中“盡善矣，又盡善也”所言)，還探討了真的問題。
孔子直接探討《詩經(jīng)》的言論其實不多，不過他與門人子弟對于《詩經(jīng)》中詩句的問答以及其他一些與文學有關(guān)的言論則對于后世的影響較為深遠，遠遠甚于孔子對于《詩經(jīng)》解讀的影響。
(一)實用上的斷章取義《論語•八佾》篇中有言:“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詩經(jīng)》中本無“素以為絢兮”句，子夏所說的幾句是描述一個美女的，但孔子認為，一個純潔的女子要先知禮才是真美。②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jīng)•衛(wèi)風•淇澳》)來解釋“貧而樂，富而好禮”的所謂“精益求精”。而根據(jù)有關(guān)學者研究，“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陽貨》)也意在讓伯魚(孔子的兒子孔鯉)領(lǐng)悟詩意而早點結(jié)婚生子，含蓄地運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愛情、婚姻家庭的表層意義。可以看出，孔子以《詩》為修身之具，與外交場合賦詩言志一樣，是可以離開全詩的本來意義而斷章取義為我所用加以發(fā)揮的。誠然，“唯其因為目的在于應用，所以孔門言詩往往斷章取義，借題發(fā)揮，甚至只是作為一種語言材料來運用，闡說的對象和原詩的本意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就開了后來經(jīng)學家任意曲解詩義的先河”。后來的孟子雖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實也還是不免斷章取義。而這種斷章取義，在后世對于“經(jīng)”的解讀上顯得更加顯明，《詩大序》將《詩經(jīng)》解讀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這種解讀與孔孟為我所用的思想雖然不無繼承關(guān)系，但是后者顯然是一種歪曲，與孔孟的實用觀相差甚遠。
(二)尋章摘句所謂斷章取義，可以說就是按照具體環(huán)境對詩歌的意思進行解讀的意思，這在春秋時代比較普遍，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奔奔》以表達對于鄭伯的不滿，而原詩卻是衛(wèi)人諷刺其君上宣姜的荒，顯然，這里賦予了詩本沒有的意思。而這種斷章取義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種“尋章摘句”了。所謂“尋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詩中的一些語句來對詩歌進行概括，當然，這種摘句，很可能運用了原詩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對原詩句進行了改造，但無論何種情況，都只“突出了某一點或某一方面，從而形成不同的關(guān)注重心”。《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正如上文所言，“思無邪”出自《詩經(jīng)》，孔子用這三個字來概括《詩經(jīng)》，很可能是在說《詩經(jīng)》的思想純正，也可能是在說《詩經(jīng)》內(nèi)容的真實;如果是前者，顯然是在對原詩句進行改造，而后者則符合原詩句的意思。無論怎樣，我們將這種摘句的傳統(tǒng)歸之于孔子，雖然顯得唐突，但是仍然不無道理，因為后世的解經(jīng)者或文學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據(jù)，以作為自己突破的勇氣和決心。這在下面的德言之論中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
(三)德言之論所謂德言之論，出自《論語•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這種言論當然有輕言論重道德的意思，其實儒家的經(jīng)典大都有這種傾向，譬如《左傳》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將“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這種重德輕言的思想為歷來的治經(jīng)者所接受，但是，將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卻始于文道之爭。“言”在漸漸演化中，成為了一個與“文”相提并論的概念;“道”本來是指前輩先哲們的大道，荀子、劉勰的“原道”、“征圣”、“宗經(jīng)”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運動倡導者韓愈那里，其實還是在說先輩們的大道。不過在韓門弟子，即古文運動的繼承者那里，則漸漸發(fā)生了分歧，本來在韓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為兩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將古文道統(tǒng)與儒家道統(tǒng)合二為一，仁義與文章合二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學家更是使其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朱熹雖然也重德輕文，但是他卻對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懷疑。這涉及到文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關(guān)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則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德言之論其實與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這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了。其實，這個話題又牽涉到文質(zhì)的問題。
(四)文質(zhì)彬彬“文質(zhì)彬彬”出自《論語•雍也》“子曰:‘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質(zhì)，是本質(zhì)。勝，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兩層意思:史書，史官。這句話的意思是:本質(zhì)多于文采，則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質(zhì)，則如史書。史書乃史官所寫，不免有所偏廢或言過其實。子貢也說過類似的話:“文猶質(zhì)也，質(zhì)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顏淵》)這兩處的意思本來與文學沒有太大聯(lián)系，不過后來被引入文學中，譬如劉勰《文心雕龍•情采》中所言“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jié)，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zhì)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zhì)待文也”，這就將文質(zhì)與文章的內(nèi)容—形式等同起來。其實，在孔子的其他言論中還是談及到了內(nèi)容形式的問題。比如“辭達而已矣”(《衛(wèi)靈公》)，不過孔子所說的“辭”到底還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辭令，幾乎不涉及文學，并且這句話看起來說的是那樣輕巧;即使《左傳》中孔子所說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樣不屬于文學，但是對于內(nèi)容和形式并重的觀點還是比較明顯的。在孔子之后，卻有許多學者將“文質(zhì)”“辭達”納入到文學體系內(nèi)進行闡釋。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賢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論語》即是秉持這種宗旨的結(jié)果，即使相傳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種向往恢復到古代那種社會的情結(jié)，孔子是想恢復到禮樂文化昌盛的西周時代，老子向往那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時代，其實，這都是一種復古的念頭。這種復古的思想，其實在后來愈演愈烈:對于新鮮事物進行打壓，而對于古代的東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現(xiàn)的事物，經(jīng)過一段時間或歷史，也還是會變成“古”的，這就造成一種惡性循環(huán)。對于新的事物保持距離，使得人們無法認清新事物的優(yōu)缺點;而幾乎全盤接受舊的事物，也就把舊事物的一切視為精髓或營養(yǎng)而吸收掉，這就導致中國文學缺少當下的反思。這種復古思想歷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會晚期，這種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漢派等即是如此。而與這種思想相關(guān)的另外一個表現(xiàn)就是是古非今，歷代都出現(xiàn)過這種聲音，譬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中在談到文章流變時就認為今不如古，前勝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謂《論語》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實無關(guān)文學，孔子只是在說子路入道雖然還不夠深入，但是已經(jīng)不淺，叫門人子弟不得小覷了子路。后來的鐘嶸在《詩品》中評論曹植陳思王時曾這樣說道:“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鐘嶸直接將孔子的“升堂入室”運用到對于人物的評論上來。唐朝張為《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的詩人分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五等，雖有偏頗，但將鐘嶸的這種做法更細化了。后來江西詩派的呂本中在《江西詩派圖》將一個詩派的人物歸入一類，也有這個意思在，而后來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為江西詩派重續(xù)家譜，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之說，則更加明顯。這種突出一個宗派之內(nèi)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僅僅限于一個派別之內(nèi)，而對其他門派不予借鑒，則很可能造成門戶之見，這就是下面所要講到的內(nèi)容。
(七)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出自《論語•為政》。其實在孔子那里，誠如錢穆先生所解釋的，“攻，如攻金攻木，乃專攻義，謂專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說攻，攻伐義”，“異端，一事必有兩頭，如一線必有兩端，由此達彼。若專就此端言，則彼端成為異端，從彼端視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釋說，反對圣人之道的都為異端，并且還舉例，說釋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雖然這種說法純粹是歪曲，是無稽之談，因為孔子時代，百家爭鳴，根本還沒有形成一個派別，道家和儒家還只處在形成中，而佛家還要等到西漢末年才傳入中國。但是，這種說法還是被后世許多人所接受，他們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內(nèi)，對其他派系進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證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見:攻于與自己不同的學問就要大家韃伐。這顯然是門戶之見的缺陷了。
古代文學論文范文5
針對當前中國對古代文學的課堂教學和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現(xiàn)狀以及存在的問題做出以下總結(jié)：
1．在教學中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學的傳統(tǒng)課堂教學內(nèi)容包括作者生平簡介、個體文學的講授和介紹、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講解等，這種教學方式過于死板、拘于形式，沒有注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當今的古代文學課堂教學應該注重學生全方位的發(fā)展。在具體的教學環(huán)節(jié)、教學內(nèi)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師應著重注意學生的人格培養(yǎng)、情緒調(diào)適、意志培養(yǎng)、認知糾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內(nèi)容。
2．在課外學習中加強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師不僅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要加強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給學生布置適量的課外任務以提高對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例如古代文學作品的賞析和閱讀、讀書筆記、寫作練習、撰寫論文等內(nèi)容。教師可以通過布置作業(yè)或是以心理健康為題讓學生思考并創(chuàng)作論文，從而達到在課外學習中滲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學中教師應該樹立良好的榜樣
無論是在課堂教學還是課外與學生的相處中，教師的一言一行都影響著學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發(fā)展，尤其是師范類院校的大學生在畢業(yè)后會成為中小學教師，這關(guān)系到中國教育事業(yè)的長久發(fā)展。因此，一名教師應具備樂觀、積極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積極活躍課堂氛圍，充分調(diào)動學生的學習熱情，為學生樹立良好的典范。
4．正確認識古代文學
古代文學雖然很值得研究和學習，但也有其消極的內(nèi)容。每個人在研究其內(nèi)容時，對其理解和感悟不盡相同。古代文學作品的主題大多是憂愁傷感、憂國憂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點，這些都會潛移默化地給學生帶來一些消極的影響，使學生無意中開始模仿并形成這種憂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師在古代文學課堂的教學中應正確引導學生的思維，創(chuàng)新教學思路，一旦發(fā)現(xiàn)學生出現(xiàn)此種情況，應及時對其進行教育，并使學生樹立正確的觀念，以積極的心態(tài)來學習古代文學，客觀了解古代文人的寫作思想。
二、結(jié)束語
古代文學論文范文6
愛國主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以愛國主義為題或具有鮮明愛國精神的作品層出不窮，學者指出:“愛國主義是我國古典文學中一個經(jīng)久不衰的傳統(tǒng)思想，中國歷代的詩人、詞人以其飽滿的愛國主義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動人心弦的時代強音。”其傳統(tǒng)最早形成于《詩經(jīng)》時代，《秦風》之《無衣》、《墉風》之《載馳》等詩篇即不乏飽滿的愛國激情。戰(zhàn)國時期，屈原更以生命為此做了最好的詮釋，成為文學史上第一位愛國主義詩人，其作品不僅表達了一己之愛國，尤為可貴的是，對于那些捐軀戰(zhàn)場的將士還進行了熱情洋溢地揄揚與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九歌•國殤》)千余年后，女詞人李清照則將其凝練成震鑠古今的千古名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夏日絕句》)甚可以說，如將歷代文學作品及作家履歷稍作檢閱，不難發(fā)現(xiàn)，多數(shù)作家大都具有不可割舍的家國情懷，如建安時期曹植，借《白馬篇》之“幽并游俠兒”形象，抒發(fā)了慷慨為國，不惜捐生赴死的決心與理想。唐代國力強盛，版圖廣袤，帝國氣象激勵著文人效力邊塞，衛(wèi)國戍邊成了眾多文人揮之不去的情結(jié)，名篇迭出，佳制紛呈，如李白《永王東巡歌》十一:“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岑參《從軍行》:“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戴叔倫《塞上曲》:“愿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guān)。”聲氣相求，唐代邊塞詩在愛國主義精神燭照下氣勢恢宏，一如樂曲和聲，催人奮進。他如南宋詞人陸游、辛棄疾，宋末元初文天祥，元末明初余闕，明代中期于謙、戚繼光，鼎革之際陳子龍等，愛國精神不僅付于詩篇，也見之于行動。及至有清一代，內(nèi)憂外患交織，愛國主義空前高漲，龔自珍《漫感》詩云:“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黃遵憲《贈梁任父母同年》更是沉痛地寫道:“寸寸山河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wèi)無窮填海心。”字里行間流淌著外虜、山河破碎、朝廷無能的憂憤。愛國主義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另一層面上，則表現(xiàn)為愛民，因為在家國同構(gòu)意識下，國(或朝廷)與家?guī)缀蹙褪菃栴}的兩個方面，歷史上大凡愛國者多有一顆愛民之心。屈原愛國不止于憂心楚國之安危，《離騷》中作者上下求索，尋求美政，而目的則源于“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與效死疆場者相比，為民奔走呼號更可見作家之良知，故同樣不失為愛國之音中強勁的音符，如唐代偉大詩人杜甫，庶幾用生命為民吶喊，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作者以如椽大筆直揭貧富不均的事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對比鮮明，掊擊有力，遂成千古絕唱。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作者更以苦己利人的精神為天下蒼生請命:“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作者一生落魄，窮病而逝，卻也由此贏得后人尊重，為中國文學樹立了人格標桿。他如聶夷中《詠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白居易樂府詩《紅線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兩千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李綱《病牛》:“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張養(yǎng)浩《山坡羊•潼關(guān)懷古》:“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于謙《詠煤炭》:“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如此等等，視角不同，而心系民生一也，皆可視作杜甫后繼。也應注意，世易時移，古代文學因囿于漢族文人視角，所謂“愛國”有一定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帶有較為狹隘的民族色彩，真正的愛國或者說具備當代意義的愛國則始于。然而，古為今用，無論近代或古代，時代所賦予的民族色彩在特定時代也是無可非議的，文人及其作品所體現(xiàn)出來的愛國精神作為人文精神的核心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是任何時代都值得肯定的，古代文學教學應當予以關(guān)注，注意并實現(xiàn)這一寶貴資源的當代轉(zhuǎn)換，達到將古代文學教學與愛國主義教育的適時對接，將古代文學教學打造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二、發(fā)掘傳統(tǒng)“中和”思想，實現(xiàn)古代文學教學與和諧社會之間的對接
所謂“中和”，《禮記•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種要求天地萬物各循其位、中節(jié)和和的思想與當下倡言的“和諧”觀不謀而合，蓋由于當下所謂“和諧”思想以及所謀劃構(gòu)建的和諧社會，質(zhì)言之，也即指構(gòu)成事物的各要素以及這一事物與周圍其他事物有序共處的趨勢或狀態(tài)。二者無論內(nèi)涵抑或外延并無根本區(qū)別，或者說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一定程度上蘊含著新型“和諧”觀的基本元素，比如:其一，“中和”以人為本與和諧思想對人際關(guān)系的強調(diào)庶幾相同。“中和”思想發(fā)端于儒家，但由于春秋時代不尊一家，諸子并起，面對現(xiàn)實問題各抒己見，互相爭鳴，故也就難免某些方面存在“所見略同”之處，如《道德經(jīng)》第79章云:“天道無親，恒與善人。”意同于《周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差別僅在于:前者泛化為常人，后者集中于君上，皆言以德感人，和諧至上。同書第81章，老子更進而指出:“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在他看來，“人之道”應該像“天之道”那樣自然。道家這種以“天道”比附“人道”的思想，后被儒家概括為“仁者愛人”的思想，如《禮記•中庸》篇云:“仁者，人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顏淵》)心懷仁心，則惻隱之心不失，人人皆可相安，《論語•衛(wèi)靈公》載子貢問政，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從治國層面論述之，言以仁治國，則“子欲善而民善矣。”(《顏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在政、刑、德、禮的規(guī)范約束下，整個社會知恥不辱，內(nèi)修外睦，其人際關(guān)系以及由此建構(gòu)起來的社會圖式正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天下之達道”和董仲舒所希冀的“天地之美達理”(《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循此理路，及至荀子，則更從個人與群體關(guān)系的角度提出:“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國》)人不能離群，能否與群相處而不爭，在荀子而言則必須“有分”。古代社會以宗法為主，家國同構(gòu)，荀子所論實質(zhì)上已觸及人與社會乃至國家之間諸多層面。其次，“中和”不限于人，與當下“和諧”思想對自然萬物的重視遙相呼應。比如孔子由“仁”出發(fā)，由人及物，曾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朱熹注云:“孔子少貧賤，為養(yǎng)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無獨有偶，《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與齊宣王辯云:“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將“遠庖廚”與君子人格對舉，并以之作為評判君子人格的標準，可見先秦儒家大師們對自然生命的尊重。這一思想經(jīng)由莊子進一步被推而廣之，在其著述中，莊子常常物我兩忘，有關(guān)該命題的言論俯首皆是，不勝枚舉，比如《至樂》篇“魯侯養(yǎng)鳥”載魯侯竭盡所能最終致使海鳥“三日而死”的悲劇正如其本人所云“此以己養(yǎng)鳥也，非以鳥養(yǎng)養(yǎng)鳥也。”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五稱:“文章雖皆出于心術(shù)，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中和”以人為本，且因中華民族復雜之構(gòu)成，故中和思想還含有民族團結(jié)之意，這也正是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內(nèi)容。雖然這方面的論述較少，但古代文人推己及人，非常自覺地將“中和”思想應用到現(xiàn)實生活中，比如唐元和十四年，劉禹錫被貶連州，在任之際，十分重視地方文化建設，積極扶持后進，包括民族文人在內(nèi)登科及第者之多，“僅次于韶州”，“居嶺南各州前列。”據(jù)歐陽修《新唐書•王義方》記載，太子校書王義方被貶海南昌江，見其“蠻俗荒梗”文化落后，便“召首領(lǐng)，稍選生徒，為開陳經(jīng)書，行釋奠禮”，為提高當?shù)孛褡褰逃龀隽朔e極貢獻。柳宗元貶謫柳州，充分“尊重少數(shù)族人的生活習俗”，毫無華夷偏見，在其任上，扶持經(jīng)濟，興修水利，成為“較早關(guān)注西南民族問題的文人之一”。蘇軾貶官儋州，身體力行，與當?shù)孛褡宕虺梢黄纭队眠^韻冬至與諸生飲》詩云“華夷兩撙合，醉笑一杯同”，在《勸農(nóng)》詩中作者更坦言:“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劫質(zhì)，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降至清代，隨著西北邊疆的復歸，流放文人多能立足于國家大局從民族團結(jié)的角度反映西域風物、人情，如祁士韻《西域竹枝詞》《烏什》:“閶闔風宣萬里疆，專城撫馭鎮(zhèn)天方。”修仲一等注云:“此處以閶闔風喻朝廷恩澤，贊頌清朝政府撫慰南疆維吾爾族的政策已經(jīng)深入人心。”或許正是由于華夷之間和睦相處，文化之間才有了不同程度的交集，從而導致不同民族有著大致相似的祖先崇拜，如對炎黃二帝、女媧等始祖神的信仰，這一現(xiàn)象正如學者所言:“祖先是民族之根，祖先的認同無疑對于增強民族凝聚力有著重要的作用。”綜上可見，古代文人早就意識到和諧的重要，只不過所謂“和諧”為“中和”替代而已，言為心聲，古代文學無疑是這一精神的重要載體。和諧社會是包括人與社會、自然等多層面的和諧，民族團結(jié)是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義。古代文人、文學的中和思想正是以古鑒今、古為今用的典范，亦是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文化基礎，自然亦是素質(zhì)教育甚至包括民族教育在內(nèi)應當關(guān)注的內(nèi)容。
三、發(fā)掘“自強”精神，實現(xiàn)古代文學教學與完善主體人格的對接
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白雪遺音•南詞•十二時》)隨著工作壓力增大，競爭加強，“不如意事”亦愈來愈多，大學生自殺現(xiàn)象的增多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當下高等教育人文關(guān)懷不同程度地滯后，甚至缺位。面對挫折，心理干預固不可少，而積極健康、自強不息的人生態(tài)度顯然更為重要。古代文學系古代文人心路歷程的具化，是其精神意志的凝聚。古代文人因不同環(huán)境使然，大都有過挫折與困頓，坎坷與艱辛，或宦海沉浮，或懷才不遇，抑或早年還曾為實現(xiàn)志向而埋頭苦讀等經(jīng)歷，日累月積，也就鑄就并錘煉成中國古代文人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精神品格。這一品格肇始于《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將其融入“君子人格”并予以發(fā)揮，以為:“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nèi)桑瑥娫粘C!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禮記•中庸》)“君子人格”立足于個人素質(zhì)的全面提升，故自強更多表現(xiàn)在修身、修業(yè)等層面，在《論語》“述而”篇中，孔子曾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者指出，“在包括進德、修業(yè)、徙義、改過在內(nèi)的學習上，他總是抱有異乎尋常的緊迫感。”這種“異乎尋常的緊迫感”使得孔子樂此不疲，“好學不倦”，雖經(jīng)顛沛流離之苦甚或面臨“子畏于匡”、“在陳絕糧”之類的嚴峻考驗，仍持之以恒，義無返顧，“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禮記•中庸》)由此他引顏回為同調(diào)，贊其“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這種知難而進、好學不倦的精神正是其“君子人格”與“自強不息”精神的生動詮釋。孔子之后，儒學被定為一尊。儒家學說不僅成為歷代封建王朝治國思想的來源，作為意識形態(tài)，儒家思想也成為后世文人精神建構(gòu)的重要支柱，儒家對人生價值的規(guī)定深深影響著后世文人的價值取向。比如東漢王符在“乾乾進德修業(yè)”(《周易》)基礎上，將業(yè)修德進作為人生奮斗的目標，其《潛夫論》“贊學”篇引《詩經(jīng)•小雅•小苑》“題彼鹡鸰，載飛載鳴”后云:“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yè)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勛績揚光烈者，莫良于學矣。”影響之下，歷代文人前赴后繼，及至明初，薛瑄循此超邁，論述尤詳，如云:“天運行不息，君子恒法之。乾乾不自已，汲汲非所私。”(《薛瑄全集•文集》卷一)又云:“天德流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薛瑄全集•讀書錄》卷一)“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薛瑄全集•讀書錄》卷五)天德不止，剛健有為，生命的張力被揮灑得光彩淋漓。需要指出的是，自強精神不獨儒學一家，道家也不乏此論，如帛本《道德經(jīng)》第64章:“民之從事也，恒于其成而敗之，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文學史上頗具典型的個案當屬司馬遷，其思想，一般認為更傾向于道家黃老思想。
四、結(jié)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