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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1
世界遺產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自《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誕生以來，世界各國積極保護本國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使世界遺產保護成為一項全球性的事業，遺產保護理論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本文以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理論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實踐工作，詳細論述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重要意義。
一、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有關論述
按照《世界遺產公約》的有關規定，遺產地的保護與管理需要在空間上進行一個圈層結構的劃分，一般劃分為三個區，即遺產核心區、遺產保護區、遺產緩沖區。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指遺產建筑、遺址或地區的環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擴展的，也是遺產本身重要性和獨特性的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遺產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過去或現在的社會和精神活動、習俗、傳統知識、用途或活動，以及其他無形的文化遺產形式，它們創造并形成了環境空間以及當下的、動態的文化、社會、經濟和經濟背景。也有學者將遺產地周邊環境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空間指向，主要是指遺產地的保護范圍及建設控制地帶;二是內容指向，主要是體現并保持遺產價值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要素資源，如土地、水、植被、礦產以及當地的民風民俗等。這兩種提法并無本質性區別。
關于世界文化遺產與周邊環境的關系，在UNESCO相關的建議和《世界遺產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早已有共識：周邊環境是體現其真實性的一部分，需要通過建立緩沖區來加以保護。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會發表的《西安宣言》發展了這一認識，從對文物本體的保護轉向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的共同保護，反映出對歷史區域周邊環境的重視。它承認周邊環境對古跡遺址重要性和獨特性的貢獻，呼吁要理解、記錄、展陳不同條件下的周邊環境，通過規劃手段和實踐來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監控和管理對周邊環境產生影響的改變，要與當地和國際社會進行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增強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的意識。
二、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中國實踐
國外關于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保護研究，從18世紀末開始逐漸受到重視，在20世紀實現了制度性的發展。結合本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西方國家也探索出不同的發展模式。如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重視本體與周邊環境的同等性。英國將文化遺產個體或區域與“周邊環境”視為一個整體，更注重外觀特色與周邊環境的協調性，在整體一致的基礎上，鼓勵內部功能的更新與再利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世界遺產相關理念理解的不斷深入，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其中涉及本體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問題的處理有了一定的認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為了加強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馬俑坑的環境整治，國家計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準建設秦始皇陵遺址公園。2005年陜西省公布了《陜西省秦始皇陵保護條例》，明確指出：秦始皇陵保護區域分為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范圍是指對秦始皇陵保護對象及周圍一定范圍實施重點保護的區域，建設控制地帶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護范圍外，為保護秦始皇陵的安全、環境、歷史風貌，對建設項目加以限制的區域。實現徹底“保護陵區、另辟新區、移民建鎮”的整治工程，體現了對保護秦始皇陵整體風貌和歷史格局的充分認識。
再以絲綢之路申遺為例，絲綢之路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陜西絲綢之路7個世界文化遺產點有漢長安城未央官遺址、張騫墓、唐長安城大明官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彬縣大佛寺石窟。其中彬縣大佛寺石窟創建于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地處古絲綢之路的主干線上，是目前陜西省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在絲綢之路申遺中，彬縣大佛寺周邊環境的整治規劃設計秉承“大佛寺環境要好，周邊群眾的生產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進行整治規劃。城固縣張騫博物館及張騫墓遺址的保護項目不僅使張騫墓園本體得到了有效保護，還使張騫墓園周邊群眾的生活環境得到有效改善。
總體來看，我國對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具體實踐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保護和展現歷史遺址和歷史文物。第二，在保護好本體的前提之下，讓周邊的環境體現出與歷史文化資源相協調的整體風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區。第三、在各歷史文化資源所在的具體地段內，通過環境整治，形成系統地展示歷史文化風貌的整體歷史文化環境。
作為世界遺產大國同時又是發展中大國，中國面臨著遺產保護負擔巨大而經濟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遺產地周邊各種本體資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資源轉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一些建設性破壞和旅游性破壞的問題與事件。究其原因，還是對世界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外部經濟的制約、產權設置重疊、缺乏有效的環境質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國家住建部及各遺產所在地政府，借鑒遺產保護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來加強世界遺產的保護。對于各級政府而言，在對這類具有特殊價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行開發利用時，要充分認識到周邊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
三、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意義
世界遺產周邊環境是遺產價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遺產存在的基礎、背景和條件。為此，各遺產締約國在承擔起保護、保存、有效展示本國領土內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并將它傳給后代的同時，也必須同時承擔起有效保護遺產地周邊環境的重任，使遺產及其周邊環境真實完整地傳給后代。因此，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真實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遺產價值的標尺，也是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遺產地周邊環境的有效保護、合理開發、科學展示問題也同樣需要以“真實性和完整性”作為法律依據。《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有明確規定：真實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遺產非常重要的原則。完整性，意味著未經觸動的原始條件，最初主要用于評價自然遺產。而文化遺產同樣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圍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問題，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特有景觀，也是經過很長時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綜合體。遺產周邊的區域文化體現、延續和發展了遺產本身的傳統歷史文化，遺產地周邊的各種物質與非物質資源，都能從一定意義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讀文化遺產的內涵與價值。對于任何一個遺產地的保護，都應當有意識地將真實性原則與完整性原則相結合，使遺產不僅要部分真實，而且要全部真實;不僅要總體真實，而且要細節真實;不僅要遺產本身真實，而且要遺產周邊環境和氛圍真實。
(二)有利于促進世界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
何為可持續發展，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所提出了一個定義：“滿足當前人類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孫后代為滿足他們的要求而進行發展的能力”。在當代，對于世界遺產的保護利用必須強調“代際均等性”，即后代有權利享受與當代同樣的真實完整的遺產。因此，當代就有責任完好的把遺產保存下去。這是“保障民族歷史連續性和文化創新、社會進步的前提之一”。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就是其周邊環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遺產資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個環境當中，它必須與其所處的周邊環境相關聯、互動，才能有機地融為一個整體，才能協調發展。遺產地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利用與可持續發展必然涉及到相關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訴求。因此，世界遺產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實際上就是這些利益相關者相互博弈的過程，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對世界遺產不分范圍的進行任意的開發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損壞，可能會換得一地、一時的經濟利益，但必定會把遺產的生態效益、綜合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利益犧牲掉。這種經濟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短視行為。只有進行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及其周邊環境的整體保護研究，才是促進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我國傳統文化繼承和延續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帶動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
中國的世界遺產以其獨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吸引力，成為當地優秀旅游資源。自從1987年中國首批“世界遺產”問世以來，“遺產旅游”成為我國旅游新的熱點，世界遺產地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游客的青睞。世界文化遺產因其自身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內涵，體現著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們所呈現出的城市環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傳統文化的烙印。
以“絲綢之路”為例，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絲綢之路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全長5000公里，是古代絲綢之路中的一部分。它從西安出發，到中亞的七河地區為止，項目共涉及33個遺產點。其中，我國22個遺產點，分布在河南、陜西、甘肅和新疆。根據不同城市的特點，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遺韻為宣傳重點，甘肅段以石窟畫廊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邊塞重鎮為宣傳基點。絲綢之路蘊含著享譽世界的資源品位和厚重久遠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繼性的主題積累與線性資源區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為推動我國西北絲綢之路旅游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橋梁和紐帶”。在正確認識絲綢之路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殊性和中國國情的前提下，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以旅游開發為手段，不僅能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能帶動我國的旅游業發展。
在科學不斷發展，社會經濟文化不斷進步的情況下，人類對其價值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永續的過程，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也經歷了由對文物本體的保護到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共同保護的認識歷程。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保護，不論是對世界文化遺產本身，還是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在規劃之初就應在國際視野下對遺產地價值進行深入研究，把握遺產地的文脈和地脈，重視對周邊環境的保護，以期達到一個良好的效果。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2
一般說來“文化研究”是詹姆遜在1985年對我國訪問時帶來的，但如今已經變得非常復雜。從文化研究的形態來看有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中心文化與邊緣文化；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等。從研究的方式來看有文化哲學、文化人類學、文化學、人類學、民俗學、民族學、歷史哲學、古代文化史學等不同學科。正如詹姆遜自己所說的：“文化研究是一種愿望，探討這種愿望也許最好從政治與社會入手，把它看成一種促成‘歷史大聯合’的事業”。[1]
我國文藝理論界探討得比較熱的是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這個被稱為“cultural study”的文化研究流派，其實與文化學者們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是有區別的。“特指產生于本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的研究領域，其先趨人物是英國的威廉姆斯（r·williams）與霍加特（r·hoggart）”[2]所進行的文化研究，是一種政治性很強的文化批評。它的研究范圍比較廣泛，具體來說有大眾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知識分子研究等。在一些國家基金的資助下，童慶炳等先生先后推出了很多文化詩學著作。王岳川、羅岡等學者有很多譯著和專著。可以說，“文化研究”差點成了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是具體到每個學者，其對“文化”的理解又有些不同。
但文化研究各國有自己的特殊情況，美國歷史比較短，它的文化生產的起點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工業社會的基礎上，所以它的文化從一開始大眾性就占據了主流地位。而文化研究和中國自身的問題結合，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審美文化研究，它是審美社會學的核心范疇，“是指人類審美活動的物化產品、觀念體系和行為方式的總和。”[3]如今，有些學者已經開始思考審美文化學的建立。
當然，文化研究也帶來了文藝理論研究的變化，似乎有把陣地轉移的跡象。“有學者要求我們改變‘文學’觀念，大膽地把流行歌曲、廣告、時裝等吸納到文學研究之中。”[4]（p95）因此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董學文先生認為文化研究是對文學研究的顛覆，讓文學匍匐于文學之外的目的，把非文學現象和文學現象混淆。他在專著《文學理論學導論》中提出了三點看法：“首先，眼下的‘文化研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利用文化學的眼光來研究文學問題……其次，文化研究置換了文學理論的問題與話題，成為對歷史、語境、媒體、權力、種族、性別、階級、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現代等大文化現象的探討和關注。再次，……‘文化化’所導致的文學理論的霸權主義，一方面，可能使文學理論承受太多的壓力而變得沉重，從而使自身走向解體；另一方面，則在反效果上成為一種‘非我’的東西，使得越努力離目標越遠”。[4]（p96-99）
那么該如何看待目前文學理論界的“文化研究”熱？從什么角度來把握這個文化研究比較合適？其實文化研究雖然沒有自己的學科邊界。但是卻有自己的思想定位，那就是思想批判。對精神產品進行思想審查，揭示里面的權利關系，為被壓迫者辯護。進而對精神產品給讀者帶來的麻痹進行消毒。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文化研究”其實還是一個精神再生產的問題。它的任務還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精神再生產的一種批判。對精神再神產比較好的視角就是從人類自身的再生產的角度進行研究。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我們大致可以把人類自身再生產分為經濟基礎的再生產，經濟制度的再生產，以及個人對此的“一定關系中把個人再生產出來”[5]。而個體再生產就涉及到精神再生產。我們可以把它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相印證。通過《德意志意識形態》我們知道“創造歷史”（即人類自身再生產）需要以下幾個基礎：物質生產、工具生產、家庭生產、社會關系的生產[6]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意識生產。西方研究學者比較重視對馬克思的這個生產方式的研究，而反對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個社會結構。其實，離開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個結構是無法把文化生產的根源說清楚的。所以有的學者把人類自身再生產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維系人的生命的社會情況；二是生產資料及生產產品的占有機制；三是精神方式的變遷角度。這三者中，維系人的生命的社會狀況是基礎，它決定了后兩者。但精神方式一旦形成，就會習慣性地傳承，形成文化傳統。而這種傳統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既有變化，也有傳承。其較難改變的有思維習慣，倫理模式，而容易發生變化的則有財產分配、價值觀念等。因此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看文化研究，我們會發現“文化研究”可以對文藝理論研究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深化。
一、能對紛繁復雜的“文化研究”進行較科學的認識
我國精神生產的情況很特殊。從文學管理的體制來看，我國文學創作在上世紀5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早期，主要是政府管理，文學寫什么，怎么寫，寫成什么樣都有明確的規定。文學是天下的公器。相應的文學理論也主要是政府的文學理論。上世紀80年代后期，政府對文學的管理開始放開了，文學創作有了一定的主體性。相應的文學理論的立足點也站在文學創作的獨特性這個方面。也就有了“主體性”文學理論。到了90年代后期，文化的市場化越來越深入，人們發現諸如美女寫作，欲望寫作成為了文學界關注的焦點，文學似乎已經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了，那么新時期的文學理論何為？而且文學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人們發現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叫座的作品未必叫好；西方的文學產品大量出口到我國，對我們文化貿易造成了大量的順差，而我們卻不能有所作為等。面對這些變化了的文學現狀，固守原來的文學理論領域顯然要脫離了文學實踐，而“文化研究”則是應對這種現狀的文學理論新嘗試。
但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陷入了一個相對主義的邏輯怪圈，有些為批判而批判的情況。的確如董學文先生所說，帶有霸權主義的特征。因此，很多學者呼喚從文化批判回到學術批判。[7]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進行文化研究，能很清晰判斷各種文化模式的價值：那種有利于人類自身發展的文化是好的文化，是人類真正需要的。而那些不利于人類自身再生產的文化思想則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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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文化研究對歷史、語境、媒體、權力、種族、性別、階級、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現代等大文化現象的探討有置換文學理論論題的可能，但是這些研究卻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得以流傳，得以發展的生存空間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使文學何以成為經典的權利關系得到澄清，這也使得文學本體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而的人自身再生產的理論正好可以對這些散亂的問題給予系統性、科學化的認識，從而使文化研究能更好為文學理論學科建設服務。
二、能夠對各種文化精神的起源、演變及其影響下的藝術精神做結構性的解釋
西方文論從形式本體論轉向文化研究其實也是學科本身發展的原因。以語言研究為中心的文學理論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無法解釋文學精神的生成與流變。而文化研究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興起也有其學科自身的邏輯。
從唯物史觀來看，物質決定意識，人類的生存決定人類的精神狀況。
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看文化研究，可以整合維柯的詩性智慧，軸心時代等理論，那么對于各種文化的精神風貌，會有較為清晰的認識。我們可以以人類幾個最古老的文明為例：古希臘的文化精神是個體化的日神精神，其精神方式是一種徹底的理性思維方式；印度則傾向梵我合一，認為時間是無始無終的循環過程，其精神方式是一種直覺體悟方式；中國古代文明則是以一種直覺的思維方式，務實，講究人倫義務，以群體的延續為第一義，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此可以稱為生命倫理學。那么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呢？考察各個文明的產生，我們會發現一個近乎結構的模式在起作用。這就需要對人類自身再生產的方式進行考察。根據意大利學者維柯的研究，人類最初的精神方式是詩性智慧。它是原始文化的精神核心，由于食物匱乏等原因，到軸心時代，這種精神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并被新興的代表私有化的思維方式——理性所擊潰。由于原始文化中各民族在生存條件，兩性關系及精神方式上的不同，使這些民族回應挑戰也不同。根據劉士林先生的研究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完成精神生命的私有化的問題，他認為“具體而言，精神生命私有化包含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死亡意識的產生；其次，個體化的實現；再次，以功利為中心取向的對象化思維方式。原始時代以永生信仰為核心的詩性智慧在軸心時代破裂，使死亡與存在問題第一次內化為人的個體意識、生命的時間意識；原始公有制的衰亡，則直接引發了個體與群體的對立與分裂，從而使自我意識對自我的占有變得十分重要和突出；而人與自然功利性關系的產生，則是對象化思維關本文由收集整理系的前提。所有這三方面都與原始人的永生觀念、集體觀念、主客不分觀念相悖，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變革在所難免。”[8]而自我意識的產生也使死亡問題深深地刺激了人類。應對死亡，古希臘文明成功地通過對象化思維把握了死亡，把它對象化和理性化，從而更加肯定了個體的存在，成為文明時代的驕子。印度文明以宗教方式，以有限的個體證悟無限的實在，解決了死亡問題。而中國則由于它獨特的生產條件，保持著“人心”、“情感”，以一種詩性智慧的直覺方式把死亡融為生命的一部分；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以人倫義務貶低個體生死的重要性，在群體的延續把個體的生死消解在族類的生生不息的歷史綿延中，從而使生命獲得精神上的不朽。
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產生后，其藝術精神也不相同。西方傾向于對象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文學也多自我意識的表現。我國文學則較注重比、興，寫景狀物之中傳達出人情人味。印度文學則多證悟人與自然、有限個體中的無限實在。
三、從人的自身的再生產的角度來看，能比較清晰地看清楚文學的流變
從新批評派到文化研究，其實是有文學批評自身原因的，這是內在的文學層面所需要的。“因為，沒有那深刻的相對論，沒有對形成歷史思維特征的每一具體境況特點的重視，‘新批評’的范疇便趨于凝固”。[9]實際上，新批評將但丁、莎士比亞等永恒化了，因此忽略了文學的流變。這是文化研究興起的另一個原因。
文學的流變有宏觀的文藝思潮流變，也有微觀的更為細膩的文學類型方面的流變。從人的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看文學，對這兩者都可以進行考察。
先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文學流變來考察。根據威廉斯的研究，文學的審美價值其實在于“情境”中，這些情境“擁有種種精確細致而又極其多變的構形[formation]，這些構形造就著、或維持著、或封閉著、或摧毀著這些情境。這些構形的歷史就是藝術的那種特殊而極其多變的歷史。”[10]（p165）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威廉斯引入了兩個概念：“慣例”“標寫”。所謂“慣例”，在藝術和文學的社會理論中，“是指某種確立的關系和這種關系的背景”[10]（p180）；所謂“標寫”其實就是書面語的書寫，它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復制。這兩個概念使得文學生產的物質性得以凸顯，而我們也從中看到文學變化的一些軌跡。文學的創新意味著對慣例的突破，而慣例也往往是讀者接受文學的一個重要條件。“對于實際寫作中顯現出來的多樣性的標寫[notations]和慣例[conventions]進行歸類，并加以組織，使之成為文學實踐的特殊方式，這種持續的嘗試大都形成了關于體裁或類型的理論。”[10]（p188）
對于文學的流變，詹姆遜則抓住“文本”的形成來進行闡釋。從微觀層面的角度來看，詹姆遜認為文本建構受到政治、歷史的影響，文學作品和文化作品是偶合，在這里“歷史被還原到一系列定期發生的事件和時代危機、年復一年的歷史動蕩、按編年史順序發生的政權和社會時尚的興衰，以及歷史人物之間的激烈而直接的斗爭”。[11]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詹姆遜認為文本建構受到社會階級之間構成性張力的影響。主要是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意識形態在這里表現為一種元敘事。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詹姆遜認為文本的建構受到一系列的生產方式的影響。大家比較熟悉的是他所說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是市場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以及跨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階段。其實，他對整個人類的生產方式與文化生產之間的關系都進行了考察。他認為每一種生產方式的產生都會有相應的文化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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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視角來進行文化研究可以看清楚很多文化傳播問題
文化傳播的問題涉及到多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傳播手段和傳播內容之間的關系。涉及到生產力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另一個問題是不同文化體之間的文化傳播之間的問題：一是國際之間的傳播問題；一是國家內部文化傳播問題。
關于生產力對文化生產影響的問題，威廉斯告訴我們：“20世紀下半葉，‘文學’上的許多明顯的危機都是由基本物質生產中那些變化了的過程和關系所引發的。”[10]（p170）這里涉及到出版業的物質手段的進步，也涉及到廣播、電視、互聯網等文學載體的出現所帶來的文學外部環境和寫作本身所產生的巨大的變化。
國際間的文化傳播問題很復雜。目前存在較大的問題，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輸出巨大順差問題。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帶來公民生活的富裕。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發達國家物質文明的向往是造成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問題的關鍵是西方對發展中國家強制性的文化輸出。事實上，西方經常以貸款、援助等為條件，強制性把自己的價值觀，國家發展模式強加給發展中國家，這才是應該反對的。
國內文化傳播的問題也很復雜，哪些文化被關注，哪些文化被記憶固然和統治階層有關系，但是有些作品盡管受到統治階層所迫害，但還是能流傳下來。正如詹姆遜談到的，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會有自己相應的文化模式，其它的文化則被整合，而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以前被壓抑的代表新的人類精神方向的文化產品會得到新的地位。如《紅樓夢》，盡管一開始遭到清朝統治者的貶抑，但歷史最終還是給了它最高的榮譽。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3
摘要：論文從社會環境、政府政策、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華僑影響和青少年自身等方面多維度地探討開平市青少年對于當地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的認知狀況，進而提出幾點加強青少年認知和保護文化遺產意識的建議。
關鍵詞：開平市青少年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認知狀況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鄭孝燮曾說：“我國世界遺產事業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認識問題。把中國世界遺產保護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從現在開始就下大力氣加強對青少年進行世界遺產保護教育，也是一個認識問題。”至2007年底，開平市總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約占全市人口的9%〔1〕。通過實地走訪和問卷調查，結合相關研究成果，以開平青少年為案例，論文擬就當代青少年認識世界文化遺產的狀況進行多維度解析。
一、開平青少年的認識及思想狀況
當地青少年對碉樓的認識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從電視新聞媒體中獲知，如開平臺定期播放的開平碉樓節目、報紙和新聞節目等；二是從學校派發的有關碉樓的書籍中了解(其中有進行碉樓知識考試的學生對碉樓基本知識認識較深)；三是從碉樓申遺時的各種宣傳標志中認知；四是從祖輩的口述中得知(此種情況較少)。
多數青少年對碉樓認識較偏重于感觀形態方面，對多數碉樓的名字沒有特別留意，一般是認為碉樓較舊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結合的產物，并設有槍口，具有軍事防御的作用。身在開平、長在開平的他們對這些碉樓熟視無睹，因此對于碉樓的認識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層次，而對碉樓的來源、歷史、意義以及碉樓文化中所包含的嶺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沒有深入的認識。
對碉樓了解較深的青少年或認為碉樓具有欣賞價值，很美，像城堡；或認為碉樓很堅固、結實、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強，體現了華僑對家鄉的愛和建筑師的睿智。總的來說，感性認識的成分較多，而文化藝術、賞識認知和結構特色等層面則相對缺乏。“開平碉樓與村落”作為精神文化符號層面上的認識還有待廣泛宣傳。
多數青少年認為碉樓可以代表開平文化，心中對碉樓存有感情，但缺乏進一步了解碉樓的興趣。由于目前當地經濟發展有限，本地人們收入偏低，多數留守家鄉的青年忙于家務活或學習，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青少年偏重于娛樂方面的愛好，認為歷史文化較枯燥，因此對碉樓文化興趣不大。
二、影響青少年認識碉樓的因素
（一）社會環境
從對外聯系來看，水陸交通方便，開陽高速公路與325國道橫貫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華客輪往返香港〔2〕，但市內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區之間的來往存在較大問題，景點班車的設置沒能把分散的碉樓群與游客的時間安排統一起來，大部分的景點缺乏關于碉樓的全面細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規的出租車服務，給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帶來不便。
交通不便跟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有關。由于碉樓大多位于開平的鄉鎮，而這些地區難以有經濟實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統。
申遺時，電視廣播、報紙媒體對大眾獲取碉樓知識發揮著重要的宣傳作用；然而，申遺過后，這種作用便大打折扣。現有的相關電視節目缺乏趣味性，內容重復，對碉樓的介紹方式單一，難以引起青少年的興趣。而更注重時事的報紙媒體較少刊載關于碉樓或其他世界文化遺產的信息。通過網絡資源了解碉樓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樓網一般只有簡單的介紹和相關的旅游信息。可以說，各種媒體對于碉樓與村落的宣傳和教育明顯不足，更談不上對青少年世界文化遺產的意識的培養和文物保護知識的普及。
除了這些，由于民間沒有自發性地舉行以碉樓與村落為主題的團體活動，使得碉樓文化對當地風俗的影響漸趨減弱。而青少年本身對碉樓的認識較少，所以在他們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這一方面的話題。另外，公共圖書館發展水平有限，相關館藏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傳作用。
（二）政府政策
當地政府先后頒布了保護碉樓的相關規章，如《開平市碉樓與村落保護管理規定》和《開平碉樓與村落世界文化遺產地保護管理暫行辦法》。碉樓與旅游業的結合是當地政府的重點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過這一傳統文化優勢，使碉樓成為著名的旅游景點，進而創造一個適宜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開發與遺產保護二者的協調上所做的工作比較欠缺。在保護和開發方面，關鍵在于政府決策者的工作重點和開發的度之間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門和保護部門單獨做規劃都不利于地方遺產保護的發展，必須由政府控制開發。搞保護的人要懂經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遺產保護，世界遺產宣傳教育的廣泛性是通過旅游的發展而實現的。
就官方宣傳方面來說，對碉樓的宣傳與教育基本上出現在申遺時期，當時的社會氣氛極為濃厚，但申遺成功后卻變淡甚至沒有。雖然每隔一段時間，市區里都有關于碉樓的文化展覽會，但是影響力不大，沒能深入其它鄉鎮。宣傳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為市政府在宣傳時只注重市區而忽視了其它較偏遠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鎮政府過于依賴上級市政府的指示，沒能在宣傳工作上有足夠的主動性。
（三）學校教育
當地各所學校多曾組織過碉樓參觀游覽等活動。學生亦以畫畫、寫作、手抄報或黑板報等形式加深對碉樓的認識。然而在學校教育這一塊，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沒有鄉土教學系統，缺乏明確的教學指標、計劃等。目前中國教育還是以追求升學率為主，在應試教育上下的功夫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會出現學校只在班會課講授碉樓知識，而高中甚至連課堂講授也沒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師占有一半之多。這些老師對碉樓沒有天然的感情基礎，較少重視碉樓知識的講授。同時，由于客觀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師對碉樓基本知識的理解容易產生偏差；第三，碉樓專業研究人員不多，教材的編寫人員缺乏，嚴重影響教材的內容質量；第四，碉樓教材、宣傳手冊種類缺乏，在開平僅有兩本碉樓的鄉土教材，而其它宣傳手冊多為旅游所用，為旅游而編寫的手冊并不能給予當地青少年進一步了解碉樓較大的幫助。
（四）家庭教育
父輩的生活已離土匪猖獗的時代久遠，加上文化水平不高，與祖輩相比，他們對碉樓的認識很少，因此，當代開平青少年很難從家庭教育中得到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實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輩對碉樓的感情已不如祖輩，代際承傳問題令人擔憂；另一方面，代溝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經常與父輩聊天，父輩忙于工作，也沒有跟孩子們過多講碉樓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發揮作用，還取決于另外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沒有碉樓；第二，有沒有親戚是在碉樓里面居住過或從事相關工作。雖然開平有一句話：無碉樓不成村，但是隨著人口的遷移，很多新村都沒有碉樓。因此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當缺乏的。
（五）華僑影響
作為僑鄉的開平，旅居海外和港、澳、臺的開平籍同胞有75萬人〔3〕，華僑對當地的影響舉足輕重。當華僑回鄉時，他們對碉樓的深情自然能感染當地的青少年。然而，當時建造碉樓的一輩華僑多已歸西，新一代的華裔對碉樓的感情也沒有祖父輩深厚。再加上現在的華裔也很少回鄉，華僑的影響力漸漸減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時代的不斷發展，新事物大量涌現，加之受國外文化的影響，網絡游戲、英超、NBA、卡通動漫……充斥著青少年的世界，絕大部分青少年對于古老的建筑并沒有多大興趣。如何培養青少年對碉樓的興趣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此外，文化程度對青少年理解碉樓的價值也有著重要影響。當地雖不發達但安逸的生活條件導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現狀的性情，讀書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學歷普遍在大專以下。
三、加強青少年遺產認知與保護意識的建議
“遺產保護是第一性的，有了遺產才有遺產地的旅游，而遺產地保護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對象與產品，只有在不妨礙遺產保護的前提下，才可以發展旅游。”〔4〕因此，開平要積極推動公眾教育事業，形成“明瞭的共識，積極的參與，真誠的歸屬感”，達到一種官民互動、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環。
要大力普及、加強青少年、市民對開平歷史，尤其是“開平碉樓與村落”的認識，可以嘗試與廣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區域合作文化交流平臺；制定具有鄉土特色的教育方針并有效長期實施貫徹，形成一個具有開平特色的鄉土教育體系；社會宣傳教育應該采取多元化、有針對性、有計劃性的措施，包括電視媒體、廣播媒體、街道宣傳欄及互聯網等硬件設施、旅游專線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遺產保護意識和相關知識。要加大學校教育，制定開平鄉土教材與開放性課題相結合的方式。在推廣方面，有計劃、富針對性地出版開平文物書籍，并邀請專家、學者舉辦業界與學界研討會，就特定項目撰寫兼具知識性和專業性的專題書籍；孕育“開平文化大使培訓計劃”，培養具有專業文物導游知識與技能的青年學生，以此普及開平文物常識，加強社會民眾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和參與意識。
開展圖書館流動車計劃，宣傳普及“開平碉樓與村落”的相關書籍。圖書館流動車分為大眾型和學校型兩類形式。圖書館流動車以村落為單位，可以節約財政負擔，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對于學校型方面，流動車可以走進校園，讓學生借閱圖書，流動周期可設置為兩周。這樣可以讓學生有新鮮感而且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的緊迫感。
當然，還要充分利用僑鄉優勢，與民間團體、高等院校和個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區合作交流平臺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與珠三角的藝文合作。除了進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還可以進一步發展圖書館方面的合作，希望達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提升專業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復技術。
四、結語
以青少年為主的廣大市民推廣歷史文化遺產的做法的好處在于運用了一種雙向、互動的模式使傳統意義上文物保護工作者的范疇由政府官員、專業人員擴大到普通公眾，并且由于將對象定位于社會上最具有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廣大青少年，從而保證了“世界遺產教育”成為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和重要動力。一方面，從教育趨勢來看，青少年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觀念，也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主人，盡早接受正確的文物保護意識將有助于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廣泛，文物保護知識的宣傳與教育經過他們的傳播，會很容易產生類似“觸媒效應”的由點到面的積極影響。總之，機制、法律、科技、資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而對于青少年的教育則是貫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中國城市年鑒2007[M].2007，(23):125.
〔2〕開平碉樓網.[2008-08-28].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4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對世界文化遺產開發管理進行描述和考量,力圖挖掘出一些先進經營模型,為我國文化遺產開發提供借鑒。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遺產在管理尤其是產業開發之時都面臨著幾大問題,第一是與生俱來的非營利機構（文化事業）性質與市場經濟的矛盾；第二是資金問題在國家財政支持緊縮減少情況下越發突出；第三是在多元文化、新媒體、娛樂消費潮流下,傳統文化遺產的營銷策略如何得到民眾（消費者）認同。面對這些矛盾,只有在保護前提下,將文化遺產的公益性和產業功能充分整合,才能真正實現它的“永續利用”。世界各國在這個基本理念確立前提下,開展了各種開發經營模式。
1文化旅游
文化遺產為了融入現代社會,為之發展而服務,就必須全方位大力開展各項商業廣告宣傳和公關活動,以便讓受眾了解和接受,同時爭取社會資源。
為了弘揚韓國的傳統文化遺產,韓國十分重視文化遺產和旅游業的互相促進發展,具體實施主要從兩方面入手：①地域選擇。以民俗村來選定地域,韓國人把民俗村的活動組織得有聲有色,在漢城城南有一個古代民俗村。一進民俗村,村口就有韓、中、英、日四種文字的介紹。進入村內,可以看到李朝時期先民們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觀和祭祀活動。宗廟的祭祀典禮和音樂都被看做無形文化財產。②時間和內容的選擇。韓國還十分注重以民俗節和祭祀活動來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戲年年在當地舉辦盛大的旅游活動,吸引了國內外百萬人次參與和觀光,使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巨大的文化產業,發展了當地的經濟。為了吸引外來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場地進行傳統技藝表演。
同樣,意大利的鄉村生態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發達,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意大利政府積極搶救和保護這一古老劇場木偶藝術。木偶藝人們根據一些古代詩歌、浪漫傳奇或流行的歌劇情節,用精雕細刻的木偶和道具進行即席創作,吸引眾多國際游客。這里的商店和地攤到處都可以買到制作精美、造型各異的木偶——它已經成為西西里島的著名紀念品。政府還計劃為青年木偶藝人開辦培訓機構,舉辦西西里木偶節,在國內外舉辦展覽,興建木偶戲學校等。
2“文化遺產日”打造國家文化品牌
法國的國家集中管理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保證了國家管理的權威性。作為文化大國,法國是最早設立“文化遺產日”的國度。這項活動是由法國中央政府主導、各級地方政府執行、社會各方支持的整體工程。活動期間,所有公立博物館免票,私立博物館門票減價并給予稅收優惠，旨在引導和動員社會公眾廣泛參與文化遺產保護。20多年來,該活動調動了社會公眾對文化遺產的認知和熱情,群眾性的保護活動隨之興起。法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著巴黎凱旋門、盧浮宮等112處“民族古跡”和4萬余處“紀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護行列的全國各地40余萬處“地方寶藏”均妥善得到相關部門和民間協會、民間人士的有效保護。一些民間組織積極討論國家文化遺產政策,向議員提出建議。很多民間組織還頒發獎金鼓勵文化遺產保護活動,獎勵在此領域作出貢獻的人士。文化遺產學校、文化遺產基金會、文化遺產保護協會等紛紛建立。
這種特定節日的設定以及所帶動起來的社會各方的反應和行動,對法國的歷史文化品牌無疑有著巨大的塑造和宣傳效益,顯示了法國民眾的文化品位,對促進法國旅游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擁有6000多萬人口的法國,2006年接待了7800萬名外國游客,當年的旅游收入達350億歐元,繼續蟬聯“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國”稱號。可以看出,文化遺產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3文化生態博物館
所謂生態博物館就是把文化遺產原狀保存和保護在其所屬的社區及環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閉的建筑場館,而是動態、開放的展示社區,被稱為“無墻的博物館”。自然、人文、環境、傳統、民俗等無形和有形的遺產在其原生地由發明和使用它們的居民自發保護,使人、物、環境處于固有生活關系中。游客也是在這種環境中觀看文化遺產、自然景觀、可移動實物、傳統習俗和民間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這種營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館由于契合文化遺產整體保護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態博物館。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的“造鄉運動”就類似于這種生態博物館。當時,由于日本經濟飛速增長和城市進程加快,城鄉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對日本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極大沖擊。有些學者提出：如何讓鄉村挖掘富有鄉土特色的人文資源,營造一個優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鄉,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鄉運動”應運而生。“造鄉運動”強調內發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島縣大沼郡的三島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只要交納一定費用,全家都被視為特別町民。他們可以自由出入,讓孩子們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蝦,到山上采蘑菇。村里還成立了生活工藝館,館內設木工、陶藝、編織、涂裝等工房設備。觀光客只要交納一定的費用便可親手體驗器物的制作,并有專人指導,接受咨詢。這是一個在城市里的人無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備的空間。
1995年,中國與挪威兩國的博物館學界提出了在貴州六枝特區梭嘎鄉苗族地區創族生態博物館。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頭飾獨特,有繁多的婚喪、祭祀禮儀,有別致的音樂、舞蹈和精美刺繡,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化遺存。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東趙鄉后溝村的民居、神龕、廟宇、戲臺、作坊、油坊、剪紙、刺繡等文化遺產均保持完整,婚禮、葬禮和游戲的整套儀式規矩復雜,飲食品種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護下,已成為北方農耕桃花源和文化遺產搶救示范基地。這種鄉土藝術、農業文化是一方水土的產物,生態博物館就地取材,化陳舊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創造、使用和傳承。可以看出,生態博物館非常值得在我國進行探索和推廣。
4文化遺產主題公園
主題公園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模式,這是因為公園的歷史文化主題內涵的不同,而國內外各個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國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華僑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主題公園比較典型。經營者就著眼于歷史文化,從中尋找主題經營的靈感。可以說該產業的發展歷程無一例外都建立在對歷史文化資源的發掘過程上。1989年開業的“錦繡中華”,以微縮景觀為表現手法,再現了中國歷史和文明的80處名勝古跡,成為中國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開業的“民俗文化村”,將24個村寨、56種風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華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薈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題公園是以游客體驗為目的,游客體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既難以量化,又牽涉投入、產出、技術水平、行為習慣、時尚追求等眾多因素,因而主題公園是最需要創意的產業形態。對主題公園而言,產業經營模式主要表現為：
（1）娛樂體驗結合歷史景觀。自主創新不僅僅體現在歷史文化的選擇上,更體現在素材的組織和運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沒有108個景點和氣勢恢弘的廣場巨幕,就不會有“你給我一天,我給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對游園設施的組織、運用中滲透著創造者對歷史、文化的理解、闡述和演繹,并且注入了一種時尚娛樂元素。脫胎于國外的歡樂谷公園,既有美國的小鎮,又有加勒比的港灣,還有香格里拉的生靈,這些差異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創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娛樂設施給予消費者不同文化的娛樂化體驗。超級秘書網
（2）廣場表演和節日狂歡。源遠流長的中華民間文化中升華出“廣場演繹”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資建設了大型舞臺,在“錦繡中華”建立了中華廣場,創作“龍鳳舞中華”等大型的廣場演繹節目,在市場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此相配套的是劇場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過節是我們民族格外重視的風俗,造節是經營文化的手段。為了塑造獨特性,管理經營者提出了月月有節日的口號,使節慶活動成為亮麗的風景,國際啤酒節、狂歡節、潑水節都成為經典的文化品牌。從2002年開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創辦了唯一的旅游狂歡節,游行隊伍與觀眾一道構成了獨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題公園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從以上各國的文化遺產開發模式中,我們可以總結出：第一,文化遺產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決定了我們必須把搶救和保護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遺產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流變性,決定了我們要盡可能避免以靜止、凝固的方式去保護,在不改變其按內在規律自然演變的前提下,盡可能尋找生產性保護的方式及與旅游開發等的良性互動結合；第三，堅持“創意產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自主創新不僅體現在對歷史文化的選擇上,更體現在文化素材的整合運用上,并使之轉化為有形的、具體的消費體驗方式,與市場和受眾接軌,最終實現產業鏈的完善和規模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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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顏文洪.世界遺產與保護地管理模式比較研究［J］.城市問題,2006(3):79-81.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5
[關鍵詞]一帶一路 非遺保護 新機遇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 是提出的重大戰略構想，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建設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發展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一帶一路”承載著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為“一帶一路”沿線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同時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湛江的徐聞古港從漢代開始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人文資源豐富、優勢明顯。近年來，湛江市委、市政府積極對接國家和省戰略，從各方面積極謀劃，編制出臺相關規劃和扶持措施，通過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擴大對外開放程度、拓展對外文化技術交流等推動海上絲綢之路始發地的新跨越。這為挖掘、研究、保護湛江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歷史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把文化資源開發、利用、轉化為文化資本，實現產業化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和有利條件。
一、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延續發展
自漢朝以來，徐聞古港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海運主港。據記載，漢武帝派船隊攜帶黃金、絲織品等，從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出發，沿北部灣直至越南海岸一路南行，繞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南部，再轉斯里蘭卡，然后將沿岸交換的物品載回中國。南宋末年，元兵南進，閩、潮沿海大批居民從海路南遷，赤坎開始成埠。清末“廣州灣”時代的湛江和抗戰時間，我國沿海港口相繼淪陷，偏安一隅的湛江，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繁盛。上世紀80年代，湛江成為首批沿海開放城市。正在大步闊進地向全國海洋經濟示范市、廣東對接東盟的橋頭堡和廣東經濟發展第二梯隊邁進。兩千多年來，從湛江始發的海上絲綢之路從未間斷、一直延續。譜寫下了悠久深厚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和源遠流長的海洋文明歷史，也留下了一大批富有特色的文化遺產資源。
近年來，湛江在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挖掘研究和非遺保護方面的成果豐碩。2001年，近百名來自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著名專家學者齊聚湛江，考察和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認為徐聞是中國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2009年，徐聞沿海發現發掘出西漢典型“萬歲”瓦當和大批瓦筒、板瓦;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湛江史學專家陳立新出版了《湛江海上絲綢之路史》一書，該書近30萬字，由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詳盡、全面地闡述了湛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2010年，大漢三墩文化旅游區在徐聞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遺址建成;湛江60多名專家學者、文化工作者赴福建尋根調研海上絲綢之路和閩南文化。2011年，30位專家學者撰寫的《雷州半島閩南文化交流論文集》由《神州民俗》雜志社匯編出版。2009年以來，湛江多部門聯合連續成功舉辦了6屆 雷州半島閩南文化交流活動。2014年湛江市扎實推進湛江“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工作，完成了湛江“海上絲綢之路”史跡點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申報工作;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CCTV-4）《國寶檔案》欄目專程來湛江實地采訪，并在央視播出了兩集湛江“海上絲綢之路”專題片。另外，湛江市積極挖掘整理相關歷史資料，參與省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工作，一批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非遺項目得到保護。徐聞縣還編輯出版了《海上絲路探秘》、《漢港長風》、《徐聞縣文物志》、《大漢徐聞兩千年》、《絲港風韻》、《南海絲路――徐聞第一港》等一批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文集。
二、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豐富內容
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是湛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一塊瑰寶，為悠久厚重的湛江文化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加強對其挖掘、研究、整理，尤其是相關非遺項目的保護和開發利用，為提升發展湛江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帶來新機遇，成為打造文化湛江、建設文化強市、推動湛江崛起的助推劑。
湛江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與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相關的文化遺產形態多樣，內容豐富，項目比較多。在近年來各級文化部門開展的非遺普查、申報、認定中，普查出的1000多條非遺線索、300多個項目中，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近50項。在目前湛江認定為國家級7項、省級34項、市級52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約占30%。
湛江與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主要有民間文學的雷州話、哎話，雷祖傳說、狗神傳說、蕩海王傳說、劉三妹傳說、賈島傳說、三墩傳說、坡傳說、寇準傳說、白牛傳說、三元塔傳說、羅候王傳說和六爹、關朝、阿阜、官冠等機智人物傳說。民間音樂舞蹈有雷州音樂、儺樂，咸水歌、淡水歌、哎歌、艇仔歌、打盤茶等。傳統技藝有造船技藝、曬鹽技藝、雷州制瓷技藝、廉江制陶技藝、制茶技藝、葛布制作、造紙技藝和諸多傳統飲食及海鮮美食制作技藝。民俗有有媽祖信仰、冼夫人信仰、羅侯王信仰、祭海習俗、開漁習俗等。
這些與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相關的非遺項目呈現出涉及面廣、遺存性強，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等特點。進一步加大對這些項目相關史料的挖掘、研究，將其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既是非遺保護的基礎工作，又可以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非常有意義。
三、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
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在湛江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蘊含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充分挖掘海上絲綢之路相關非遺文化資源，發揮其強大的文化激活力、對應力、伸張力、浸潤力、持續力，推動文化、創意、旅游等領域的深層次合作和文化資源到文化資本的轉變，是發揮湛江特色優勢文化資源，引導推動湛江文化產業發展的有效途徑。
一是擦亮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品牌。進一步做好湛江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挖掘、研究和整理，把相關歷史和遺跡列入國家、省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方案內容。對海上絲綢之路相關遺址進行保護，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非遺館等，充分展列相關實物、圖片和資料。加強對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研究，定期舉辦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加大對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宣傳推介，定期舉辦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節，編輯出版系列海上絲綢之路書刊等。
二是開發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資源。通過現代手段和文化創意，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街、文化展示館、海洋博物館、文化公園、文化創意園、文化產業園。開發相關漫畫讀物和動畫產品、旅游工藝品，創作相關文學、音樂、影視劇等文化產品。在保護和傳承歷史文化的同時，打造海上絲綢之路非遺文化傳承發展新平臺，喚起了人們對傳統地域文化的認同感。
三是打造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業。充分開發非遺優勢文化資源，通過旅游、演藝、影視、創意等各行業資源的整合，構建起特色文化產業或項目，吸引外部資金、智力的持續支持，使其產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發展，形成巨大的產業效益。把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保護開發與城市建設、旅游業發展結合起來，投入財力、智力，做大做強城市特色和主導文化項目，帶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開發、利用和文化產業全面迅速發展。
四、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保護建議
一是科學規劃。“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讓一些地方看到了契機，紛紛制定相關規劃設想，其中無不將文化遺產的經濟開發作為核心要素。但也存在有的地方不顧客觀規律進行過度開發的問題。切實做好“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科學規劃，打造管理層次高、保護狀況好的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利用典范顯得尤為重要。
二是保護為主。組織“一帶一路”文化遺產調查，掌握文化遺產資源。在開發過程中尊重文化遺產保護的客觀規律，防止為追求局部經濟效益，給文化遺產帶來不利影響。應嚴格履行涉及文化遺產和開發建設活動審批，合理確定開發限度標準，確保文化遺產安全。
三是合理開發。高度重視“一帶一路”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建立保護管理長效機制，成立相關領導小組。加強財政、國土、旅游、建設、文化和文物等部門間的協調，完善重大事項溝通、協商制度，切實做好“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
四是加大投入。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相關地方政府考核內容，將文化遺產保護經費列入地方財政預算，切實保障“一帶一路”相關文化遺產的日常維護經費和文化遺產保護的搶救性投入。同時，確保各相關景區和單位經營性收入中有適當比例用于文化遺產保護。
參考文獻：
[1]王立元.代表委員議國是加強‘一帶一路’文化遺產保護.中國文化報.2015年3月16日;
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6
關鍵詞:曲阜市;旅游業;SWOT分析;發展對策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2-0154-03
曲阜旅游資源豐富,擁有一批珍貴的文物古跡和文化遺產,是國務院公布的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之一。曲阜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進行了旅游開發,其中“三孔”的開發取得了一定成績,而且旅游業正表現出穩定發展的良好態勢 ,但是旅游資源開發力度不夠,部分旅游資源破壞較為嚴重,旅游資源集中區的環境污染較明顯等問題也日益暴露出來。因此,曲阜旅游資源的開發面臨更高層次的提升,采用全面科學的方法對其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和研究并給出其相應的開發對策也就顯得至關重要。
SWOT分析法是制定區域旅游發展戰略時,對影響旅游業發展的各個因素進行分析的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所謂SWOT分析法就是對區域旅游發展的優勢(strengths)、弱點(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進行分析,優勢和弱點代表區域旅游發展的內部條件,機會和威脅代表區域旅游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 [1]。此文通過采用SWOT這種分析法全面分析了曲阜市旅游業發展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并為曲阜旅游提出了切實可行的開發方案,以期推動曲阜旅游的進一步發展。
一、曲阜市旅游業發展的優勢分析
1.知名度優勢
曲阜是東方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和世界歷史上最古老、最偉大的文化勝地之一,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以孔府、孔廟、孔林(世界文化遺產)、魯國故城為代表的歷史文化資源具有世界級意義,是曲阜市經濟發展的無形資產。同時,曲阜是山東旅游的主題形象和中國旅游的典型代表,又是世界級的歷史文化旅游地,在國內和國際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千百年來,人們懷著對孔子的崇敬,綿綿不斷地來到這座圣城,追憶、撫摩、朝覲,感受著儒家文化的歷史印痕,可以說曲阜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2.資源優勢
曲阜因孔子而留下了極為珍貴和豐富的文化遺產以及文物古跡,品位之高、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影響之深遠,在全世界同類城市中幾乎是獨例。曲阜“三孔”所保留的歷史古跡,是與孔子同時代的歷史文化名人所沒有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廟宇、府第,延續最長的私家陵園,最為完善的家族譜系,“東方麥加”尼山,世界漢碑的最集中地等,均是世界級的壟斷資源,使曲阜成為世界不可替代的一個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2]。博大厚重的文化影響、世界頂級的文化遺產和古跡,不僅使曲阜成為伴隨歷史的千古圣城,在文化的傳承中越來越光彩奪目,也使曲阜在現代旅游業的發展中,形成了獨有的特色魅力和永不枯竭的資源優勢。
3.交通優勢
旅游開發最關鍵因素之一是可進入性,如果沒有良好的道路交通系統,將會限制游客進入旅游目的地,從而進一步影響旅游資源的開發。曲阜市境內鐵路縱橫交錯,公路四通八達。京滬鐵路斜掠西北,兗石鐵路橫貫東南,兗南鐵路環繞腹地。京福高速公路及104國道貫通南北,日東高速公路及327國道橫穿東西,鄉鄉通柏油公路。鐵路長度為82.2km,公路里程562.4km,具有突出的旅游交通優勢 [3]。這一切都為廣大游客來曲阜旅游觀光提供了方便條件。
二、曲阜市旅游業發展的機遇分析
1.有利的國內外旅游發展形勢
世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為世界旅游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世界經濟從2003 年第四季度開始出現了較強的增長勢頭,經濟增長率達到3.2 %,2004 年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形勢依然穩定,2004 年世界旅游發展取得了二十 年來最好的成效,2005年世界旅游仍保持5%～6 %的快速增長 [4]。世界經濟及旅游發展的快速增長為各地旅游發展創造了優良的環境,為發展國際旅游提供了很好條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十一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中國具備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進步的有利條件,在“十一五”時期要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大力發展旅游業,為旅游業的發展創造了優越的社會環境 [5]。
2.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
曲阜自古以來,便向世界展示著她無可比擬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地位,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東方文化的“歷史博物館”。1991年5月,國家旅游局把孔廟、孔府、孔林確定為國線景點,把孔子陵墓和孔子家鄉修學旅游確定為國家級專項旅游線。山東省先后把全省旅游的對外促銷口號確定為“孔子家鄉,中國山東”和“走近孔子,青島”,曲阜已成為山東以及中國十分重要的旅游城市。旅游業也是濟寧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政府對濟寧市旅游業發展非常重視,在旅游交通和旅游接待等旅游基礎設施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同時,近年來,曲阜市市委、市政府更把旅游產業列入本市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旅游產業發展的重要文件,為旅游業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障。
3.居民旅游需求增強
隨著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全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 0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旅游需求越來越旺盛,因此旅游已成為城鎮市民節假日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曲阜處于中國經濟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居民的出游欲望和出游能力較強,旅游市場的宏觀前景看好,為曲阜旅游的客源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三、曲阜市旅游業發展的劣勢分析
1.旅游資源開發深度不夠
曲阜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進行旅游開發,但是旅游資源開發力度不夠,沒有將資源優勢轉化成產品優勢,“三孔”、“四山”和“兩城”沒有深度開發,留不住游客,不能產生更大的旅游經濟效益。從全國范圍來看,曲阜的“三孔”比較早地登錄到世界遺產名錄,旅游開發相對比較成熟,但發展水平并未得到很高評價。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三孔”的文化內涵,無論從深度還是從廣度,都還沒有很充分地展示出來,被旅游者所體驗,因此,曲阜未來的文化旅游要想獲得長足的發展,必須從整體上解決文化內涵挖掘與產品品質提升的難題 [6]。
2.部分旅游資源破壞較為嚴重
由于歷史原因和近年的開發性建設對資源保護不夠,曲阜市部分旅游資源已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如曲阜“三孔”旅游區,尤其是孔廟、孔府內,由于大量游人進入,使景區內土壤板結,通氣、透水性能變差,影響古樹木的根系呼吸和生長。游人鞋底的摩擦,使主要游線上的臺階及路面下凹,最深處已達10mm～40mm[2]。
3.旅游宣傳與促銷工作有待改善
曲阜盡管是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但由于對外宣傳不力,曲阜的外知形象一直是“三孔”,而對于其他的如尼山、孔子湖風景區等大多數人卻知之甚少。另外,某些旅游企業對市場研究不夠,定位不明確,很少能推出有特色、參與性強的旅游項目。這些都嚴重限制了曲阜旅游的進一步開發。
4.旅游接待基礎設施發展滯后
雖然曲阜旅游資源豐富、區位優勢明顯,但賓館飯店接待設施不足,專業人才匱乏,當地人的參與意識薄弱。城市夜間旅游項目少、檔次低,不能滿足游客“吃、住、行、游、購、娛”等需要,擋住了不少有意來曲阜旅游的外地游客,因而也未能起到大幅度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
四、曲阜市旅游業發展的挑戰分析
1.日趨激烈的行業及區域競爭
近年來,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異常迅速,許多地區都把發展旅游業放在突出位置。據統計,目前全國已有24個省區把旅游業作為重點發展產業,投入增多,市場培育力度加大,客源爭奪更加激烈。要想在競爭中取勝,不僅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而且需要高層次的管理和更深層次的開發 [7] 。首先,沿海的旅游度假區,周邊的生態旅游和農業觀光旅游都給曲阜市旅游帶來巨大沖擊。其次,曲阜還面臨著市外景區的競爭,如鄒城的孟廟孟府、嘉祥的曾廟,乃至泰安、濟南等不同性質的知名景區的競爭。
2.人們旅游需求日益多樣化
中國現代旅游業發展的時間不長,國民的旅游方式還停留在“掃蕩型”(即盡可能多地將景點列入有限時間和資金的旅程)、“掠影型”(即忙于選擇景點攝影作為日后紀念或談資)、“趕馬型”(隨團旅游,一切聽從導游人員的安排)的階段,旅游者得到的是身心疲憊的經歷 [8]。當前,中國旅游業發展仍以觀光游為主,而世界各國的旅游正在由觀光游逐漸向參與性、娛樂性、知識性轉變,個人游、家庭游、驅車游、活動游已成時尚,度假休閑旅游趨勢明顯,這就要求旅游市場提供的旅游產品必須多樣化,以滿足旅游者不同層次的需求。如何提高緩慢增長的游客人數和開發新的客源市場成為曲阜市旅游業發展的新的課題。
五、曲阜市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對策
多年來,曲阜市旅游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在快速發展的形勢下也暴露出了與大旅游不相適應的矛盾與問題。針對旅游業中存在的問題擬提出以下對策:
1.深挖旅游產品,開發多樣化、多層次旅游產品
文化是旅游業的靈魂 [9]。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省級歷史文化名城。第一,要深入挖掘曲阜旅游景區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圍繞老名牌推出新產品,積極打造“拳頭”旅游產品。不斷加大旅游資源整合力度,充分挖掘文化資源經濟價值,帶動旅游產業提檔升級,使文化和旅游實現有機結合。第二,要盡快建設新的旅游景區,開發新的旅游產品,形成新的接待能力。為此要積極利用好“三孔”這一“金”字招牌,把游客吸引到曲阜。還要大力發展從“文物旅游”向“文化旅游”轉化的修學旅游,使曲阜旅游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目前,來曲游客在曲阜一般停留0.5～1天,以一日游為主;但修學團的停留時間平均在兩天以上,有的達到15天,甚至40余天,可以說修學游使旅游經濟的吃、住、行、游、購、娛產業鏈全線受益 [10] 。第三,把節慶活動品牌做活做大,增強吸引力。節慶活動是一種旅游產品,是一種宣傳方式,同時也是集經貿交易、文化交流與民眾休閑游樂于一體的活動。為此,必須把孔子文化節做大做強。
2.加大旅游宣傳促銷力度,積極開拓客源市場
旅游業是高度競爭的產業,旅游市場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客源、宣傳方面的競爭。因此,要加強旅游宣傳促銷意識,樹立良好的旅游形象。曲阜要積極參加國家和省旅游局組織的北方旅交會等重點宣傳促銷活動,進一步擴大曲阜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在開拓客源市場方面,要對客源市場進行準確定位,找準客源市場現實的和潛在的需求,找準市場需求和供給的對接點。為進一步開發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圈廣闊的旅游市場潛力,實現曲阜旅游產業經濟的大發展,目前曲阜已將京津唐地區,江浙滬皖等省份作為重點客源市場,進一步加大宣傳促銷力度。同時市內要重視城郊型旅游產品的開發,在近郊和城市周邊建設環城旅游帶,滿足當地城鄉居民的休閑、娛樂、健身、采摘、購物等旅游消費需求。
3.加強區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根據博弈論的納什均衡模型,合作是最好的結果,能給雙方帶來利益,消除因非合作博弈帶來的負面效應 [11]。為克服各區域松散各自為戰的局面,泰安、濟寧、棗莊、日照、臨沂五市簽訂了旅游友好合作協議,將進一步加強區域旅游合作,推進區域旅游一體化的進程,將五市打造成為山東省旅游“新三角”。泰安、濟寧、棗莊、日照和臨沂市旅游資源豐富,并且各有特色,互補性強,具備良好的合作基礎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本次協議達成后,五市將進一步在發展戰略、資源共享、地區互動、線路對接、客源互送、人才交流和行業管理等方面加強合作與交流,使游客在五市的任何一個景區都會享受到寬松的旅游環境和一體化的服務。曲阜今后要繼續做好這方面的區域聯合,并積極發展與其他旅游城市與知名旅游企業的的合作,以彼此借鑒經驗得失共同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取得共贏。
4.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升曲阜旅游形象
首先,要圍繞“食、住、行、游、購、娛”六個要素,加大交通、景區、商場等配套設施建設力度,加快闕里街、后作街、鼓樓街等商業街改造建設步伐。積極支持有條件的賓館酒店加大基礎設施等硬件投入,改善質量,提升檔次。其次,要全力推進明故城保護性恢復、景區開發建設、旅游形象塑造“三大工程”,著力優化旅游環境,突出抓好主要景觀大道、小街小巷、重點景區周邊環境的綜合治理,下大力氣整頓旅游秩序。引導全市干部群眾大力弘揚誠信、儒雅、自強、創新的曲阜精神,提高市民素質,營造充滿人文關懷的旅游環境,全力打造城市環境美、社會秩序好、服務質量優、游客市民滿意的東方圣城新形象。
曲阜作為歷史文化名城,雖然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旅游開發,其中“三孔”的開發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旅游資源開發力度不夠,沒有將資源優勢轉化成產品優勢,“三孔”、“四山”和“兩城”沒有深度開發,留不住游客,不能產生更大的旅游經濟效益,此文雖然采用了較為先進的SWOT分析模式對曲阜旅游資源的開發進行了評價并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對策,然而受自身經驗及實踐能力所限,一些認識與看法難免出現偏頗,有待于在實際開發中加以檢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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