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職學生生態哲學視角下的道德教育是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研究高職院校生態哲學道德教育，首先必須要了解馬克思生態哲學思維的價值指向，并探討對高職學生進行生態哲學道德文明教育的重要意義與必要性，禪述目前高職院校生態哲學課程當中存在的問題，指出加強高職學生生態哲學道德文明教育的途徑。

關鍵詞:高職學生;生態哲學;道德;文明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1］協調、創新、開放、綠色、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強調“要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創立一個完全新式的人類文明、可以永續發展的文明，努力形成自然與人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為維護全球生態安全、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和做出積極的新的貢獻”。高校學生具有健全生態人格，是未來承擔這一重要使命的生力軍和主力軍，他們生態人格的形成離不開強有力的生態文化教育，本文為加強高職學生生態哲學道德文明文化教育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系統地研究，為推動高職院校學生生態文化意識與素養的提高提供參考。

一、馬克思生態哲學思維的價值指向

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的特點是自然與人類對立起來。把自然被看作是有規律運動的被動客體，人類則通過運用理性把握自然運動的規律，形成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術，科學與技術由此被看作人類控制自然的中介和工具，最終形成了中心主義價值觀。因此，我們只有理解馬克思生態哲學的特點、思維方式才能理解馬克思的生態哲學文明理論內容和特點。生態哲學的基礎為現代生態學整體性規律，特點是強調整體思維和開放思維、有機思維，其核心是維護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馬克思生態哲學思維方式、自然觀與歷史觀有機統一的生態自然觀。這使得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辯證思維有著完全一致性。馬克思的生態哲學論是中國的生態文明理論，既作為一種維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的生態道德觀和文化觀，又倡導綠色、協調發展的發展觀落實到現實生活中，使得保護生態環境的和諧成為人們的衡量生態道德的自黨。［2］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哲學觀貫穿于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滲透于他們的社會觀、歷史觀、勞動觀、自然觀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內容的解讀，有助于豐富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的思想寶庫。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現在生態文明，為高職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思想道德建設提供科學指引。

二、高職學生進行生態哲學教育的重要意義

對高職學生進行生態哲學教育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高職學生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和建設者。生態哲學道德教育幫助他們幫助他們廓清生態思想認識上的迷霧，增強生態文明意識，更好地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提高職學生的綜合素質，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的又快又好地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趙曉聃 陳敬坤 單位：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

一、羅蒂認識論中的反主體性傾向

后現代主義認為，主體是現代性的一個發明或“杜撰”，這種“杜撰”的主體自發地需要一個客體，由此導致了主客二分。后現代主義者反對主客二分其實主要是反對主體性，對主體性的超越和消解自然也就擺脫了主客二分。一般認為，這種反主體性傾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反對二元論和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以認識主體為核心的反映論;反對理性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這幾個方面在羅蒂的認識論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第一，羅蒂認為，反二元論是現代西方哲學中一種重要的思潮，這種二元論傳統具體表現為“本質和偶然、本體和屬性、表象和實在之間的對立”。然而，如果不消除這種二元論，就無法擺脫真理符合論及其面臨的困境，也無法避免笛卡爾式的懷疑對認識論造成的危害。19世紀以來，一些哲學家認為可以通過語言的澄清來填補這種鴻溝，然而羅蒂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強調語言不是再現客體的工具，而且認知主體不可能通過語言來再現客體。

第二，在羅蒂看來，反映論預設了主體與外在對象的符合以及做出判斷的正確標準，而主體對客體的反映其實體現了主體對外在世界的控制和支配，因而傳統的反映論在本質上預設了真理標準的存在，進而也和權力相聯系，這就為權威和獨斷權力的存在創造了可能。羅蒂反對把知識看成反映外部世界的鏡喻式的知識論哲學，反對傳統的表象主義、基礎主義和反映論，認為主體性哲學必須要被終結。

第三，羅蒂反對理性中心主義，要摧毀傳統的“中心”、“基礎”和“原則”。他認為沒有人能達到永恒的基礎和絕對的真理，不存在凌駕于一切之上的、予人以指導的永恒原則和模式。他要消除“大寫的哲學”，挑戰宏大的柏拉圖式精神氣質，提倡“小寫的哲學”和后哲學文化。

由此可見，羅蒂的認識論中蘊含著后現代主義對主體性的顛覆。他在《哲學和自然之鏡》一書中指出，柏拉圖主義、康德主義與實證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致力于發現各種本質是人具有的一種本質。因此在這些傳統哲學家看來，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張揚人的主體性，在人的鏡式本質中去準確地映現周圍世界。羅蒂認為，“心靈為自然之鏡”的認識模式是完全錯誤的，與認知主體完全分離的客觀現實并不存在，也沒有永恒的本質、普遍的真理或道德法則。

摘要：

由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我國職業教育長期以來都存在重視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養，輕視文化教育的問題。本文以對職業教育和文化教育內涵發展演變分析為基礎，面對中國職業教育現今對文化教育的緊迫訴求，提出“踐行知識教育和文化教育相融合的新型教育觀念”、“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提升文化教育教師隊伍素養”三種可供我國職業教育中文化教育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

職業教育，文化教育，路徑選擇

長久以來，我國學者對于所處時代“職業教育”內涵的理解不盡相同，從近代早期的“生活技能教育”發展變化為現代的“培養職業上的專門技能和知識”。我國職業教育的目標也從近代田正平所指出的：職業教育思潮以“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作為所追求的終極目標逐漸發展演變為現今的“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由此可見，我國職業教育的內涵是隨著時展而不斷變化的，我們不能夠簡單地把過去人們普遍認為的“職業教育”的內涵，直接運用于當下，同時也不能夠簡單的用“職業技術教育”來代替整體的“職業教育”。

一職業教育的內涵

我國《職業教育法》中對職業教育是這么描述的：職業教育是對受教育者施以從事某種職業所必需的知識，技能的訓練，職業教育是與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地位平行的四大教育板塊之一。其中，職業學校教育分為初等、中等、高等職業學校教育。但由于我國現行的《職業教育法》于1996年開始實施，至今已經歷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間我國的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對于職業教育內涵有了橫向和縱向的延伸，對職業教育的要求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2014年6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農業部、國務院扶貧辦六部門關于印發《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中指出，現代職業教育是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面向經濟社會發展和生產服務一線，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并促進全體勞動者可持續職業發展的教育類型。本文現以經濟和社會重點領域“現代服務業”作為例子對職業教育內涵進行分析，該規劃中指出：根據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趨勢，需要面向金融服務、現代物流、商務服務、社會工作服務和高技術服務領域，培養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技術技能素質的新型服務人才，培養具備高尚職業道德、較高人文素養、通曉國際標準和高超技術技能的專門人才，通過人才專業化提升服務業的競爭力。從上述對現代服務業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來看，高尚的職業道德、較高的人文素養已經成為對職業教育橫向要求的延伸，而通曉國際標準無疑是縱向的拓展，職業教育已經不僅僅是生活生存的教育，而是以促進全體勞動者可持續職業發展的教育類型。

一、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

傳統的科技哲學觀念包括三個基本假設:第一，科學命題具有普遍性，理論是研究的最終成果，存在一種科學知識從地方性到普遍性的過程，最后的科學知識一定是普遍化的，這個過程被稱為“去地方性和去語境化”;第二，實驗、觀察等科學中因素與理論相比處于從屬地位，理論處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場所、實驗建構及所需的技術設施、研究人員所處的特定社會關系網絡，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實踐性難題，都視為科學知識產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傳統科學哲學觀念視野中，對科技文化的內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識處于核心地位，具有統御性，因為科技知識是普遍性和適應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處于從屬地位，是圍繞著科技知識進行的，基本構成了“眾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觀。而科技實踐哲學則不同，在對傳統科技哲學批判的基礎上，以實踐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觀念。第一，它認為根本不存在完全獨立的客觀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們才能發現世界是什么樣的。”我們的實踐就是世界活動的一部分。第二，科學研究實質上是一種實踐活動，科學知識和其他理論知識相比，并不具有優先性，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科學知識本身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再適應”的過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現”的過程。第三，觀察實驗和科學知識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從屬的，而是必須的，他們使得科技知識變得“普遍適應”。由于科學實踐哲學對科學技術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觀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點所描述的，它認為科學文化的各個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賴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構成了“平行”式的整體科技文化觀。美國媒介理論家和批評家尼爾•波斯曼在其著作《技術壟斷》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術變革不是數量上增減損益的變革，而是整體的生態變革。”在他眼里，新技術的誕生是一堆黑火藥里面送入了一個火苗———并不是牛頓范式下機械論所描繪的簡單增減替換，而是一個整體的化學反應。技術并非作為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生態的整體而存在，“重要的(技術)變化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它不僅僅導致這個技術群的變革，而且也將導致整個相關的社會生態的變革。為了更好地理解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下面將圍繞著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科技文化建設來展開。

二、陜甘寧時代科技文化建設成功緣何可能

抗戰初期，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便開始著手進行陜甘寧邊區建設。當時陜甘寧可以說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科技知識匱乏。陜甘寧迷信泛濫，廣大群眾舊意識、舊習慣嚴重存在;衛生防疫知識空缺，邊區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農業生產基本是粗放式經營，基本靠天吃飯，使用原始技術和工具，農作物單產低下。工業技術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輕工業，嚴重依賴外援，一半以上縣份的人民不懂紡織。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陜甘寧邊區學校極少，文盲占90%，有些村莊100%的為文盲。曾任邊區主席的林伯渠曾經這樣描述道:“邊區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地。學校稀少，知識分子若鳳毛麟角，識字者亦極稀少。在某些縣如鹽池一百人中識字者有兩人，再如華池等縣兩百人中僅有一人。平均起來，識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學，全邊區過去也僅有一百二十個，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個邊區的中學生是屈指可數的。社會教育簡直是絕無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與傳播極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設形同虛設。三是科技體制空白。由于地處偏遠，這塊地區基本上沒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撐，也沒有任何科學研究機構涉足，更談不上科研團體的出現。按照傳統科技哲學中科技文化觀的觀點，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區開展科技文化建設，應該以科技知識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體制為輔，才能真正開展起來。但事實不然，由于陜甘寧邊區科技文化建設極端落后，簡單地普及科技知識并不能達到科技文化建設的目的。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反而遵照了科學實踐哲學的整體科技文化觀，每一塊都下足了本錢。

(一)科技知識建設

科學知識在傳統科技哲學看來是普世的、客觀的，不受到任何約束的。但是在實踐哲學看來，它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并不具有優先性。要使得科學知識變得“普世”和“優先”，必須輔之其他的技術方法，最難并不是知識本身，而是讓受眾能夠接受。陜甘寧邊區當時雖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識基礎非常牢固:迷信普及、傳統靠天吃飯的耕作等等加劇了科學知識建立其權威的難度。特別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識還面臨一個比較重要的觀念———從事農業生產中傳統農民所選擇的“安全第一”的原則。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東南亞農民的生存狀況后認為，農民經濟的活動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而是遵從“安全第一”的原則。因為在傳統的農業中，農民的生活環境惡劣，依附于地主的情況加上自然規律的不確定性，不得不選擇自保優先。“如果說把農民看作面向未來的熊彼德式的企業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權利最大化假設則沒有公平地對待他的政治行為。”在陜甘寧邊區的科學知識建設過程中，邊區政府在技術推廣和知識普及中最難做的一環也是讓大眾能夠相信并且接受。在醫療方面，邊區政府教育和動員群眾，同分散在邊區各地的二千多個巫神作斗爭，取締他們的活動，揭露他們的騙人伎倆，直接消滅了舊有知識滋生的土壤，為衛生防疫普及鋪平了道路。緊接著大力提倡建廁所、立豬圈、挖水井、滅虱子、勤洗曬、新法接生等，改變群眾中的不衛生習慣。邊區政府充分發揮千余名中醫、二百余名西醫、五十余名獸醫的作用，發動和組織他們到農村或疾病流行地區服務。在農業技術上，邊區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產工具和技術，在可能條件下逐漸進到新的”指導方針，注重推廣和發揮新式農作技術和先進工具的重要作用。光華農場成立于1940年，是邊區唯一的農業試驗場。這里集聚著一批由林伯渠親自從延安各單位抽調來的優秀的農業、畜牧、獸醫專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縣流行牛瘟，嚴重威脅農業生產。光華農場派獸醫前往防治，在試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銅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僅用半年時間，就撲滅了邊區牛瘟，在群眾中樹立起了科學知識的權威。農場推廣農作物、蔬菜、家畜良種，培育出優質高產的狼尾谷，兩年間推廣到17個縣，面積一萬余畝。農場逐步摸索出一些增產豐收的科學方法。諸如，加強試驗農場、擴大良種、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細作、廣施肥料、防治病蟲害，改進植棉打卡，興修水利，營造氣候林，改良畜種等，改進羊的飼養管理及防疫等。這些新技術新方法的推廣利用，對提高作物產量、改變農業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靖邊農民說:“先種麥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帶蘿卜，旱澇保收。”就是光華農場向農民推廣的結果。經過邊區政府不斷運用科學技術這一武器讓廣大群眾能夠耳聞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醫療上的受益，邊區老百姓終于能夠接受科技這一強大武器，并且對科學知識開始接受。但科學知識還需要普及，而且科學知識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學文化建設，科學技術的運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學知識擴大范圍并且完全占領思想陣地，還需要科學教育的傳播建設。

(二)科技教育傳播建設

作者：王宏 張帥 杜麗萍 單位：河北聯合大學理學院

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對于理工科的研究尤其重要，數學文化素質關乎人才的發展前途，提高理工科大學生數學文化素質是高校人才培養的重要任務之一。所以，探討如何培養我國高校理工科學生數學文化素質這一課題，對培養新世紀建設人才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討論了培養數學文化素質的意義，從四個方面闡述了在高校數學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數學文化素質的方法。

一、培養數學文化素質的意義

(一)數學是構建人類文化的重要理性工具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也是數學發展的歷史。綜觀人類文化的發展史，可以發現:是數字和幾何學孕育了人的理性精神，而這種理性精神又是通過對客觀世界的數學規律的揭示得以體現的。古希臘文化可謂是當今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而在古希臘的整個文化肌體里都流淌著數學的血液，古希臘的優美的文學、極端理性化的哲學、理想化的建筑和雕刻，乃至社會的民主化等，無一不明顯地體現著數學的理性精神，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是萬物的本原”的數理主義自然觀、柏拉圖學派曾憑借數學來解釋宇宙學而形成的“數學化的”宇宙觀等，都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繼古希臘文明之后，西方社會進入宗教神學占統治地位的“黑暗時期”，然而，也正是由于13世紀中葉出現的“宇宙是上帝按數學方式設計的”這種思想導致了人們對自然界數學規律的探索，從而導致了數理主義思潮的興起，削弱了基督教神學對人們思想的統治，使人類思想從宗教神學和迷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奠定了認識論基礎，同時也為近代科學的產生奠定了認識論基礎。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培根根據數學在認識自然、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指出:數學是整個科學的大門和鑰匙，數學是所有科學的支柱。在文藝復興這場偉大的文化運動中，數學則起了奠基人類文化知識的作用，對此，克萊因寫到:“在文藝復興這樣一個時期里，隨著新的影響、知識和革命運動席卷歐洲，使人們對中世紀的文化和文明產生懷疑和不信任。知識分子們要為其知識的建立尋找新的、堅固的基礎，而數學則提供了這樣一個基礎。在各種哲學系統紛紛瓦解、神學上的信念受到人懷疑以及倫理道德變化無常的情況下，數學是唯一被大家公認的真理體系。數學知識是確定無疑的它給人們在沼澤地上提供了一個穩妥的立足點。”以數學理性和實踐理性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學產生之后數學文化或以數學文化為核心的科學文化給西方社會文化界帶來的影響更為深刻，各種文化形式都力求尋找精確的數學概念，或者力求尋找一種具有理性詮釋的歐幾里德系統，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使得數學理性迅速伸展到各個領域，不僅天文學、物理學、哲學等領域深受數學及其思維的影響，而且文學、政治、經濟乃至法律條文的制定，也深受數學與數學思維的影響，如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作出杰出貢獻的拿破倫不僅是舉世公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而且也是法蘭西科學的院士;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對數學也很有研究，曠世巨著《資本論》不僅運用了大量的數學知識，更是體現了數學的理性思維和理性分析精神;甚至后來的美國的獨立宣言也借用了公理化的數學方法。在我國，儒學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尊崇“經學”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點，《周易》長期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因此古代人士從幼年所受的教育大都是從讀經開始，從而使得《周易》所提供的數學推理模式(即從形而上學假定出發的類比推理模式)深深為人們所接受。在當今社會，數學對社會文化的能動作用更為顯著，甚至有人認為當今社會上出現“教育的工具觀和技術觀”，使教育研究幾乎被導向獲取能用來預測和控制教育活動與結果的普遍規律上來，從而使教育研究缺少了人本精神以及對人類自身終極目標的關切，也是由于社會文化的“數學化”所招致的。因此，數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形成社會文化的主要力量，是社會文化的基礎和核心之一。

(二)數學是培養思維素質的重要手段

數學學習對于人的思維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人們稱數學學習是思維的體操，把數學內容作為一種載體，通過學習使人的思維得到鍛煉，素質得到提高。數學代表著一種理性主義的探索精神，它鼓舞人們從事理性事理探索，使人們增長智慧，增長才干，在培養人的思維素質、開發人的創造力方面有著非凡的作用。數學和數學教育如此普遍地受到重視，不完全因為它有最廣泛的用途，真正理解它的人不會完全只從應用的角度來看待它，除了能提供觀察世界的一般觀念和方法外，它還對人的其他方面的發展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和價值。數學教育不完全是經濟目的，適用目的，不完全是功利的。比如，數學對于人的思維發展的影響。真正把握一門學科是需要人具備某些思維素質的。人不是開始就具備了這些素質，而是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具備了這些素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把數學的學習稱為思維的體操，經常做數學訓練，就是在做思維的體操。明代徐光啟說過:“人具上資而意理疏莽，則上資無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縝密，則中材有用。能通幾何學之道，其于縝密甚矣!”接受數學的訓練，可以培養一個人遵守嚴密的邏輯推理，養成縝密、嚴格的思維習慣，從而使人的聰明才智有效、充分的發揮。現代心理學研究更深刻地表明:人的認識并不是一個純粹地被動地復制活動，而是一種積極主動地反映，過去的經驗在心中積淀成種種“圖式”，而某些特定的期望(由環境和目的性行為所造成)又會決定去選擇哪些圖式。這種“期望”和“圖式”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支配著人的認識活動，使人的知覺選擇某種事物的一個或幾個方面，而抑制和舍棄事物的另外一些方面，使被選擇的方面突出、鮮明、生動、活潑，而使另外一些方面模糊、沉寂或消失。在數學中，對概念、定理的表述，對理論的推導證明，對量和量的關系的比較和運算，都是經過明確定義的、有嚴格規則的形式化語言來進行的。這種語言是一套抽象的符號系統，它的形式簡明扼要，它表達的內容深刻精確。經過有效的和不斷的建構，數學推理所具有的嚴謹嚴密性便會在人的頭腦中形成一個穩固的“邏輯格”，這種“邏輯格”則會內化為主體思考問題的思維規則，外化為主體的行為規則也正是因為如此，一位邏輯學家曾說:“數學的光榮，便在于它現有的一切證明方法都脈絡綿密、層次分明，因而天衣無縫，出不了差錯。”因此，經過嚴格的數學訓練和熏陶，可以培養大學生的深入細致的洞察和抽象概括能力、邏輯推理能力、嚴謹的思維分析和判斷能力，從而提高大學生的思維素質。#p#分頁標題#e#

【摘要】本文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性與當代性，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塑造的現實和文化空間，探討了哲學的當代性與哲學家的當代性。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具有一種現成理論的作用。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受到世人的廣泛關注，并在傳統的社會制度變革與維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代社會，要想在社會變革中占據有利的政治思想地位，就需要我們加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與解讀。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文本解讀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性與當代性

與任何其他哲學相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今社會中的應用也是一樣的，作為在歷史潮流中逐漸形成的一門學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特性是十分突出的，并且，伴隨著歷史的展開以及人們的認知觀念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義，在新的時展之中將會彰顯其獨特的價值。在人們對于客觀事實的認識以及長期的經驗總結之中，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已經逐漸進入一個較深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中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究與學習，對于其本身的發展以及對于人們自身認識的構建都是十分有益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價值，不僅僅是指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文本中所包含的對于現實社會的解釋與經驗藐視，而是指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再認識，并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新時展的今天逐漸建立其獨特的時代價值，在現代社會中為人們所用，讓馬克思主義哲學永遠活下去。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哲學的當代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的時展，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新的時展之中不斷被賦予的價值與意義。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哲學當代性主要是指其自身與自己的所處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發生相互作用中具備的解釋客觀問題，對現有的客觀實例進行解讀，已經正確解答問題的真實空間。在理論創造中，逐漸形成的哲學新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的研究之中人們的主旨追求。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是從歷史中提煉出來的，并且在歷史中發揮著其強大的作用。而在時展的今天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就是想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與今天的時代相互融合，并在新時代中發揮其重要價值，體現其新的作用。[1]對于哲學當代性的討論，絕不是一個對于既成哲學的出現進行的討論或者對于哲學發揮社會功能的時間性問題，而是主要指哲學的歷史性與現實性的必然性重合或者對接，在這樣的重合與對接中發揮哲學重要作用的過程。哲學本身具有的強大包容性，對于其快速地融入到當今社會中具有很大的幫助。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塑造的現實和文化空間

1、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的再解讀：尋求本真意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主義文本思想，本身就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在今天的時展中，這兩種基本概念的差異性對于當代更好地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讀有較大的幫助。馬克思主義文本，是馬克思以及恩格斯所構成的哲學理念，這樣的哲學理念具有較為單純的性質，并且并沒有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而相對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則是一種將馬克思主義文本與社會歷史實踐進行相互混合的一種產物。在今天的時展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立足在馬克思主義文本之上的，并且在當今社會中能夠很好地發揮其影響社會與歷史的作用。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人們需要研究的哲學。[2]馬克思主義文本在經過馬克思以及恩格斯等人的塑造之后，已經具備了基本的意識形態，對于后世人們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隨著歷史的嚴謹與發展，人們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文本賦予新的歷史價值。后世的哲學家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不斷研究與探索，結合當時的時展背景以及客觀的歷史事實，為馬克思主義文本賦予了新的歷史意義。這樣的時代意義能夠幫助馬克思主義文本更加豐富與完善，并最終形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態。這樣通過歷史影響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適合時展的新特征。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文本思想上的新型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人們的社會變革與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大學語文傳揚國學的優勢與特點

（一）從高校開設人文課程的實際看，具有獨特的客觀條件

理工科院校人文課程相當少，更多是思想政治類課程，歷史、哲學、教育、美術等是少之又少，而作為大多數理工科高校基本開設的大學語文則必然成為承擔培養人文素質的重鎮。再從當前大學語文教材的編排上看，古代部分占相當大的比重，而且背后的文化趨向鮮明，蘊涵著豐厚的傳統文化積淀。徐仲玉主編《大學語文》帶有明顯的“國學”色彩，鐘情于培育學生的傳統文化品位和情趣，共收錄從先秦到現代65位作家(包括無名氏的《詩經》《漢樂府》)共96篇作品，其中的“文質兼美”的古代文學作品83篇，先秦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十余篇，包含《詩經》《論語》《老子》等經、史、子、集的經典選文，與現代作品數量相當；唐宋詩詞文多達42篇，占總選文量的一半，頗能體現“優秀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可謂“提高文化修養，培養高尚情操”的范本。鑒于此，大學語文就成為傳播國學的最佳課程。

（二）大學語文傳承國學的學科優勢及特征

大學語文與其他課程相較，具有獨特的學科優勢。高校專業課以及基礎數學、物理等頗帶枯燥，而政治、法律等太實，大學語文則作為高校重要的公共基礎課與人文課程，散發著靈光，洋溢著文學與文化雙重魅力，人文色彩濃厚，可以陶冶思想情操、升華生活趣味。其特征還在于：1.文史哲涵攝、文理兼融、多學科交叉。內容主要是涵蓋古今中外的典范作品，可以兼及語言學、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學、倫理學、考古學、文化人類學、藝術批評、美學等廣泛的人文學科領域，乃至可與自然科學有某種聯系；而且作者眾多，亦包括科學家的美文，可以做到文、史哲、理秘響潤通，特別是自然學科與人文學科的互滲融合。2.靠語言功能優勢，且注重與心靈、生命對話。學生可與古今一流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軍事家、小說家、詩人、散文家進行心靈交流與精神對話，傾聽對人生萬象、宇宙萬物深邃的思考，對人的生存困境的透視，以及對真善美的恪求。3.以情感人。傳授知識以及傳揚國學精神時，不是靠灌輸而是以細膩、豐潤的情感潛移默化、寓教于樂地熏染，使學生獲得更持久雋永的心靈陶鈞和審美享受。4.歸宿：人格培養。在閃爍著智慧和真情光芒的作品中，獲得知識的熏陶，生活的情趣與人生真義的感染，激發其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和社會擔當感，最終歸于人格境界的提升。5.可通過感受畫面美與領悟意境美傳承國學。6.重視生命感悟，想象卓特，以激發學生的獨特體驗。

二、大學語文傳揚國學的路徑與方式

（一）提高認識，營造重視國學教育的良好氛圍，從思想上認識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摘要:

文化詩學與文化研究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文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跨學科交融。它以其不確定性、開放性、實踐性、多元性等給處于模式化境地的文學研究開拓了研究空間。文化詩學的提出是在對中國傳統文論繼承的基礎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合理成分，從新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讓文藝學回歸文學，也是對文學的新的界定。

關鍵詞:

文化研究;文化詩學;政治性;審美性;詩意性

文化研究的發展為文學研究帶來新的突破，它以其不確定性、開放性、實踐性、多元性等給處于模式化境地的文學研究開拓了研究空間，帶來了新視野。而文化詩學提出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泛文化研究的“撥亂反正”。文化詩學的建構，開創了中國文學研究和文藝理論的新局面、新階段。文化研究與文化詩學作為兩個不同的文化思潮，在研究對象、方法、立場、學科屬性、追求的價值體系等方面存在差別。對兩者淵源、發展與不同的分析，會避免陷入兩者概念的誤區，同時對文學理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一、文化研究的產生、發展及現狀

(一)文化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