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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制度論文范文1

貨幣局制度的政策涵義及其困境

眾所周知，貨幣局制度有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本國貨幣匯率釘住一種作為基準的外國貨幣，二是所發行的貨幣保證完全以外匯儲備作后盾。貨幣局制度的優勢主要在于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助于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保持國際貿易的穩定發展。另外，一些通脹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則通過實行貨幣局制度來控制居高不下的惡性通脹，穩定幣值，恢復經濟。但與中央銀行制度相比，貨幣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貨幣發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準貨幣發行國制定，貨幣總量取決于收支平衡及銀行體系中的貨幣乘數。因此，在制定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貨幣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銀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匯率來調整外來因素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如進口價格的上漲，資本流通的轉移等），而只能調整國內的一些實際經濟變量（如工資、商品價格等），從而造成經濟的波動。三是正統的貨幣局制度不會像傳統的中央銀行制度那樣，通過向政府和商業銀行借款發放貨幣，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兌換法》把匯率固定為1比索兌換1美元，中央銀行用外匯、黃金和其他外國證券擔保每1比索的發行，保證兩種貨幣可自由兌換。因此，這是一種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自由兌換法》的實施抑制了惡性通脹，穩定了阿根廷經濟，投資和貿易的持續增加實現了1991～1994年的經濟連續增長。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貨幣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挑戰，使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

從外部看，國際環境的持續變化導致匯率高估。進入90年代，美國出現了戰后最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受美國緊縮銀根的影響，美元不斷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影響，阿根廷主要貿易伙伴國對美元的匯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貶值），阿根廷比索對美元高估的情況日益嚴重，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貨幣局制度不允許阿根廷通過調整匯率來改變國際收支狀況。

從內部看，由于國際收支逆差在貨幣局制度下對經濟產生的沖擊，需要通過對國內實質經濟變量的調整（如降低工資和物價等）來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內部調整的能力。

梅內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造成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到1995年，勞動力中登記的“公開失業”率達到18.6%。由此可見，盡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國民總收入的28.2%，最窮的10%的人口只得到總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指數已變成37.1%和1.6%。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于“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結果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內的需求由非工資的高收入階層所決定，因而生產活動越來越重視高收入階層的需求，造成“關鍵性增長部門”主要生產“奢侈品”，因此，物價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斷上升。顯然，國內的結構調整并沒有造就一個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彈性的物價。換言之，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阿根廷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

貨幣局制度與債務危機

事實上，在經過1991～1994年的經濟增長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從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經濟即出現了負增長。在貨幣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貨幣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又使政府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所以，當經濟出現衰退和失業率上升時，財政政策就成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選擇。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結果是赤字不斷上升，加之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比索幣值被高估，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因此，通過舉借外債彌補赤字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而要取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必須制定嚴格的財政制度，保證獲得國內財政的盈余來償還債務。為此，梅內姆政府采取了減少以前用于諸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的公共開支的專門基金，增加稅收，舉借新債，延期償還債務，進一步出賣國有資產等措施。事實上，從梅內姆政府上臺推行結構調整計劃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獲得的私有化收入達150億美元。1995年連任后，梅內姆政府進一步出售國有資產以融通資金，如對幾個核電站和許多省一級國營企業（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配電站等）實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幾家私人銀行也被外國銀行兼并和收購。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為可能，幾家最有名的國際投資評估公司明顯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資風險系數，其結果是恢復了投資者的信心，增加了對阿根廷的投資。阿根廷政府得以維持《自由兌換法》確定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并在國際資本市場大量發行債券。從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貨幣融通模式：通過私有化換取的資金維持貨幣局制度，通過維持貨幣局制度向國際社會舉借外債。這一模式會發生斷裂：當國有資產出售殆盡時，當積累的外債產生過高的風險時，將發生信用危機。

從1996年第2季度開始，阿根廷經濟恢復增長，但經濟恢復增長的背后卻是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惡化，經常項目赤字從1995年的24億美元擴大到1996年的40億美元，經濟逐漸滑入依靠發行債務拉動增長的軌道。更為嚴重的是，債務不斷積累也促使國內利率上升，貸款利率從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國內投資，尤其使中小企業大受影響；另一方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日趨下降，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難以扭轉，導致惡性循環。隨著債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譽開始受到懷疑，國際投機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外部沖擊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財政赤字明顯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債已達1400億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經濟惡化、稅收減少和債務纏身等多種原因，阿根廷政府實際上已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財政赤字計劃”，即大幅度緊縮開支，削減工資和養老金，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及擴大稅源。計劃一出籠就遭到反對黨、工會及企業家組織的強烈反對，證券市場發生空前規模的動蕩，主要股票指數和公共債券價格暴跌，國家風險指數猛升至1700點以上，資金大量外流，國際儲備和銀行儲蓄嚴重下降，金融危機爆發。

貨幣局制度的最后崩潰及啟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市場幾近崩潰。8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應急追加80億美元貸款，金融市場暫時趨于穩定，但作為交換條件，阿根廷承諾將嚴格執行“零財政赤字計劃”。此后，金融市場一直動蕩不安，市場普遍預期比索將貶值，人們排起長隊擠兌銀行存款。當10月底政府計劃與債權銀行談判重新安排1280億美元巨額債務的消息傳出后，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劇烈動蕩。11月主要股指梅爾瓦指數下挫至200點左右；國家風險指數大幅飆升，很快突破4000點大關；政府發行的債券價格一路下滑；外資紛紛抽逃。據報道，僅11月30日1天，全國就有7億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預算赤字沒有達到以前確定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拒絕向阿根廷提供13億美元的貸款。

此時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說內無籌資良策，外無國際援助，面對洶涌而至的擠兌風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匯出境的最嚴厲緊急措施。這一措施一出臺，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政治沖突加劇。12月18日，反對經濟緊縮的游行變為一場暴亂，并造成7人死亡，經濟部長卡瓦略被迫辭職，總統德拉魯阿也旋即被迫下臺。此后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換了5位總統。2002年1月2日第5位總統杜阿爾德宣誓就職。面對比索貶值的強大壓力，杜阿爾德總統宣布放棄已實施11年之久的貨幣局制度。

阿根廷貨幣局制度的崩潰帶給人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貨幣局制度首先是一種極其嚴格的貨幣發行制度，這使阿根廷擺脫了多年來惡性通脹的困擾；同時，它又是一種極端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而為阿根廷貨幣建立起國際信譽，鼓勵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由于上述特點，它被梅內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貨幣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來穩定金融市場信心和爭取國際融資，以便繼續推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結構改革。然而，結構改革造成了生產與消費脫節、中小企業消失、失業工人增加、社會福利下降等內部失衡問題；在國際上又遭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下降。當內外失衡的沖擊同時出現時，貨幣局制度缺乏應對沖擊的靈活調整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喪失了經濟自我恢復的能力，結果只能借債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的失敗負責還是結構改革“葬送”了貨幣局制度？如果說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失敗負責，那就突出了貨幣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說結構改革應為貨幣局制度的崩潰負責，那就等于說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錯誤的。顯然這是一個規范判斷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面對國內結構改革應怎樣選擇它的匯率制度？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存在“三元悖論”，即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旨在達到下述3個目標：(1)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adjustment)；(2)匯率的穩定性(confidence)；(3)資本的完全流動性(liquidity)。而這3個目標從理論上講只能同時實現兩個，3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歷程中，三角形的3條邊所代表的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都曾經在現實中實施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雖然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貨幣局制度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實踐證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能力較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往往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資本外逃的壓力下過度貶值。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

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建議是中肯的，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前者可使發展中國家具有更靈活的宏觀調控手段，后者則保證貿易與投資的穩定。在當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性極高的環境下，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貨幣制度組合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推行結構改革。長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取消資本管制和開放資本項目。新自由主義也宣稱取消管制和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有利于吸引外資，加快經濟增長。但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國際資本投機的攻擊，進而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就是例證。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問題上應慎之又慎，避免落入“華盛頓共識”的圈套。

【參考文獻】

1.宋曉平：《1997年阿根廷經濟進一步恢復并獲得快速增長》，載《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華：《論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困境》，載《國際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時學：《21世紀拉美經濟面臨的挑戰》，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曉平：《阿根廷經濟政治形勢述評》，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晉芳編譯：《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

貨幣制度論文范文2

關鍵詞：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國際貨幣制度

一、國際收支的概念及調節機制

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往來過程中，都在尋求各種調節手段以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往往不易達成。針對引發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多樣原因，相應的調解國際收支的手段亦是多樣的，分為自主性調節機制和法律調節機制。其中自主性調節機制是指當國家間出現外部不平衡時，經濟自身所固有的某種內在力量能夠推動經濟朝著重新恢復外部平衡的方向發展。①自主性調節機制在國際收支失衡時自發地發揮作用，不存在人為選擇并取舍的過程，主要包括貨幣機制、收入機制、利率機制等。而法律調節機制又分為國內立法調節和國際立法調節。其中國內立法調節主要體現在關稅立法、匯率與補貼立法、外匯管制法、進口許可證制度等方面。國際立法在調節主要采用融通資金的措施，一方面國際收支出現失衡的國家可以向跨國商業銀行或其他國家貸款，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緊張；另一方面可以由國際經濟組織參與，介入成員國的調節過程，例如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收支失衡形成原因多比較復雜，應該在分析國際收支失衡原因的基礎上，選不同調節手段組合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

二、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下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其評價

20世紀60年代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漸崩潰瓦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舉行會議，達成了著名的“牙買加協定”，形成了新的國際貨幣制度。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下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多樣，下面逐一進行分析。

（一）自主性調節機制及評價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自主性調節機制依賴于雙邊和多邊匯率的相對變動、國際儲備的增減、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實現。自主性調節機制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其效果往往大打折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收支失衡可能是由大規模資本流動和生產全球化，以及基于專業化生產而興起的產業內貿易引起的，往往對匯率和物價的彈性比較小，顯然不能僅依賴這一調節機制達到平衡。

（二）匯兌安排及評價

為避免成員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和取得對其他成員的不公平競爭優勢，基金協定第4條規定：成員國進行匯兌交易和行為時必須遵守三個基本原則②；作出的外匯安排有向基金通知的義務，但通知不是成員國匯兌安排生效的必要條件；成員國可以自主選擇本國的匯率制度，但不能將本國貨幣的價值在法律上與黃金掛鉤，除非得到基金的批準任何多種匯率和歧視性匯率安排都不合法；成員國應該向基金組織提供為進行匯兌措施監督所必要的材料并同基金就其有關匯率的政策進行磋商，但得出的結論對成員國在法律上并沒有約束力。

匯兌安排條款給予成員國自主選擇本國匯率制度的權利，可選擇的彈性匯率制度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以一國國際收支大面積失衡為表現形式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危機。選擇匯兌安排的自由絕對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成員國通過本國貨幣貶值來獲得不當的貿易利益，進而陷入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因此必然需要對成員國匯兌予以限制，基金協定規定成員國的一般義務，無疑限制了那些通過貨幣貶值來轉嫁國際收支逆差的成員國的行為。但是本條多處使用了“努力”一詞，磋商的結論也并不具法律約束力，可以看出“軟法”的性質，削弱了法律規范本身的強制性。另外基金組織對破壞、阻礙匯率制度的國家采取的最終制裁方式是不提供資金援助，威懾力有限。

（三）外匯管制及評價

外匯管制法是針對本國內發生的外匯行為的國內法，但由于外匯管制法的涉外性，基金組織將外匯管制的規定納入多邊基金協定之中?；饏f定同時規定了第8條和第14條兩套不同的外匯管制制度由成員國自行選擇加入。基金協定第8條要求成員國取消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如果經基金組織同意，在一成員出現國際收支情況不佳時可以向基金組織提出實施背離第8條義務的措施。第14條規定了過渡辦法以供那些暫時無法承擔第8條一般義務的成員國家接受。基金協定中的外匯管制條款在要求成員國取消經常項目的外匯管制同時也規定了特殊情況下可以背離這一規定，實施外匯管制措施。這一方面擴大經濟交流和發展對外貿易，另一方面增加一國國際儲備，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隨著世界范圍內國際資本流動總量與凈值的明顯增加，逐步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直至自由化應該是一國市場經濟發展成熟乃至繁榮的必經階段。很多國家已把外匯管制立法的焦點由對經常項目轉移到資本項目帳戶上。而基金協定中外匯管制條款僅僅涉及到經常帳戶項下的支付和轉移限制，對資本項目賬戶并無規定。由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管制立法不同，容易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界定不明，而導致逃避法律管制問題。

（四）普通提款權、借款總安排制度、備用制度及評價

基金協定為調整成員國收支平衡創設了普通提款權制度、借款總安排制度、備用安排制度，可以為成員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提供資金援助以緩解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在上述制度中基金組織以類似于“貸款人”的身份介入到成員國宏觀經濟調整中去，明確的將一國的國際收支問題納入了多邊體系的調整之中?；饏f定對成員國申請上述資金援助規定了一個較為苛刻的標準“條件性”，強調基金組織貸款必須同削弱或消除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根源相結合，旨在鼓勵成員國在收支困難出現的初期就采取措施，明確績效標準的數量和內容避免出現根源性收支問題。但隨著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基金協定中“條件性”標準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五）特別提款權及評價

多數國家發行的貨幣不是國際通行的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必須儲備一定數量的可用于對外支付的外匯或其他貨幣財產。這種國際清償力構成了國際儲備，其對國際收支有著重要的影響。普通提款權下基金所直接提供給成員國的國際清償力是有限的，由此基金協定創設特別提款權制度來幫助成員國應對國際收支失衡，實際上是普通提款權功能的延伸。特別提款權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中心，利用國際金融合作的方式，共同創立的新的國際儲備資產、記賬單位。

特別提款權是歷史上首次超國家機構創造的國際貨幣， 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當一國貨幣不再做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③相比于普通提款權，特別提款權沒有附有嚴格的條件，其對國際清償力的供需調控更為有力，更有效調控成員國國際收支的平衡。近幾年隨著日元等貨幣也加入了儲備貨幣行列，國際儲備明顯不足的問題基本已經不存在。特別提款權自身設計的缺陷妨礙了其作用的發揮，特別提款權只能在官方間使用，無法直接運用到市場交易中，這與其作為國際儲備調整國際收支的任務不符。

三、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影響及調節方法

（一）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及影響

近二十年，中國持續出現“雙順差”的格局，其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結構性原因，包括我國高儲蓄、低收入、低消費的制度文化因素以及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戰略和參與全球產業內分工特定發展階段的結果；貨幣性原因，包括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采取的涉外經濟政策、資本管制、外貿管制、外匯交易制度的不對稱性使得中國的國際儲備積累；政策性原因，即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和政府主導下的招商引資直接推動了我國雙順差的快速積累。持續大規模的雙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的國際收支結構在未來還將繼續，這樣的國際收支結構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上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但也正給中國經濟金融的長期穩定發展帶來越來越多的困擾。

首先，大量順差會使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增大，造成出口成本增大影響產品的競爭力，必然形成通脹壓力，增加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成本和難度；其次，長期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所累積的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較大的金融風險；最后，國際經收支順差將加劇國際經濟摩擦，使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近幾年我國與美國和歐盟的貿易摩擦日益嚴重，“中國”愈演愈烈，貿易摩擦從貨物貿易、以企業為主的微觀經濟層面開始逐步走向宏觀經濟政策、體制和制度層面發展，使我國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

（二）實現我國國際收支動態平衡的對策

1.調整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國的經濟增長本來就會伴隨著本幣匯率升值的進程，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是我國綜合國力提高的結果。我國應進一步增加匯率彈性，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放寬意愿結售匯限制，讓人民幣匯率能夠根據市場供求到達其均衡水平。這一過程必然影響一部分出口企業的盈利乃至生存，甚至可能給我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造成壓力，但是匯率升值的過程也會通過市場機制令技術管理水平更高、利潤空間更豐厚的企業發展壯大，同時有利于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

2.放松外匯管制

加快外匯管制松動的步伐，以金融機制帶動國內經濟的飛速發展，為人民幣的自由化進程掃清障礙，在取消人民幣經常項目兌換限制的基礎上，加強對資本項目管理的立法及操作研究，為盡早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的目標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3.優化國際儲備，保證黃金儲備

為維護貨幣的穩定，一方面應適當增加黃金儲備的比例，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實現外匯儲備的增值；另一方面發強對黃金市場的管理。

注 釋：

①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兼論東亞貨幣合作》，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

貨幣制度論文范文3

關鍵詞：《金融學》；實踐性教學；環節設計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7-0234-02

《金融學》課程在經濟學科整體課程規劃中占據重要地位，不僅是教育部確定的21世紀高等學校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管理學各專業的核心課程，也是二級學科金融學專業最重要的基礎理論課。通過學習本課程能夠使學生掌握關于貨幣及貨幣制度、信用、金融、利息及利率、外匯及匯率等這些最基本的金融理論范疇；了解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基本架構，把握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的基本規律和各類金融機構運作的基本特點；正確理解現代貨幣的創造機制；全面掌握宏觀金融，即貨幣對內、對外均衡和環繞貨幣政策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及相關政策觀點，把獨立發展的宏觀調控與國際協調的理論思路納入學生視野。從《金融學》教學的受眾來看，當下的高等院校大學生普遍出生在1990年左右，興趣廣博，接觸社會經濟信息的途徑廣泛，為提高《金融學》授課效果，應該合理設計《金融學》實踐性教學環節，探索“導學—自學—助學”的“三維互動”教學模式，吸引學生積極參與《金融學》教學活動。

一、金融學課程中的案例教學

美國哈佛商學院是世界范圍內運用案例教學法最為成功的教學單位。哈佛式案例教學突出強調解決問題過程的重要性，重在提高學生解決問題能力，鍛煉其決策力和判斷力。通常而言，哈佛案例教學大體可被分成三類：其一，拋出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案，引導學生評價，此之謂問題評審型；其二，給出問題卻不給出方案，要求學生通過討論分析提出決策方案，即分析決策型；其三，發展理論型，注重通過案例挖掘新的理論生長點，完善并不斷發展理論體系。其中，前兩種方法可以方便地使用在金融學教學中。案例教學是基本教學的輔助形式，通過多樣化的案例教學進一步說明金融學的基本理論和觀點，以加深學生對貨幣理論的理解；介紹具體國家的貨幣政策、法規以及貨幣運行情況，以擴大學生視野，增加學生對貨幣實際工作的感性認識；分析貨幣理論在實際運用中的效果或效應，以增強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在金融學教學中嘗試使用的案例教學包括如下三種類型的案例：第一，介紹性案例，主要是對中外貨幣制度和政策的介紹；第二，說明性案例，主要是對一些理論和觀點的補充和說明；第三，分析性案例，主要是對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分析。

二、互動式教學

貨幣制度論文范文4

《新疆歷史貨幣》一書由緒論、早期自鑄貨幣、清政府在新疆發行的貨幣、清代地方勢力及外來入侵者發行的貨幣、民國時期新疆省發行的貨幣、民國時期地方勢力及分裂組織發行的貨幣、中央政府在新疆發行的貨幣及附錄等八部分組成，書后還附有《新疆地區貨幣鑄行大事年表》和參考文獻等。此書就體系角度而言相當完整，在歷史發展的大框架下采取專題的形式研討各時期發行和流通的貨幣，使讀者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上都能從中受益，顯示出作者駕馭史料的能力和對新疆歷史貨幣熟悉的程度。

緒論通過對新疆歷史貨幣文化形成背景分析和新疆各歷史時期貨幣鑄行概要性的闡述，提綱挈領地歸納出了新疆歷史貨幣發展和演變的特點，使人們對新疆貨幣文化能夠有一個明晰的總體印象。

新疆早期自鑄貨幣，是指漢代到明代在新疆地區建立的各地方政權自行鑄造的不同貨幣。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我們知道新疆從漢代到明代曾先后鑄行過漢怯兩體錢、龜茲五銖、高昌吉利、日月光金、大歷元寶、建中通寶、高昌回鶻錢、突騎施錢、粟特青銅方孔錢、喀喇汗朝錢、察合臺汗國錢、葉爾羌汗國錢和準噶爾普爾錢等。這些貨幣的鑄行，不僅促進了古代新疆地區貨幣經濟的發展，而且形成了新疆地區獨有的貨幣文化。對這些貨幣的研究，永生在出版這本書之前就已經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比如通過對出土情況的分析，并結合史料，提出了大歷元寶和建中通寶是當時主要用來供駐軍使用的一種軍用貨幣，流通范圍僅限于當時安西守軍主要控制范圍即庫車及其附近地區的觀點；運用語言學，考證“高昌吉利”錢中的“吉利”兩字為古突厥語ilik或ilig的漢語音譯，即中原文獻中所譯的“頡利發”或“頡利”，漢語意思為“王”，認為這種“高昌吉利”錢是麴文泰為紀念被統葉護可汗按突厥習慣授予頡利發稱號而鑄造的一種用于賞賜或饋贈的吉語錢。經過用力爬梳，永生通過這本書使得自己對新疆早期自鑄貨幣的研究，更加系統和完整了。

清政府從乾隆年問開始一直到光緒年間，都利用新疆地區出產的紅銅鑄行貨幣。由于鑄行時間的長久，留傳到今天，新疆紅錢不僅版式極其復雜，其中所涉及到的大量問題更是有待于人們進一步探討和解讀。我們從《新疆歷史貨幣》這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永生從歷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學等角度對很多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揭示出許多以前并不為人們所知的史實。比如寶伊局雖然有鐵錢發現，但因長期以來一直找不到史料印證而無法斷定真偽，對此，永生通過查找文獻，終于在《伊江匯覽》一書中找到了相應的記載，從而解決了寶伊局鑄造鐵錢的問題。比如，一般我們都認為新疆以湘平作為記重單位的銀幣出現于清政府之際，但永生獨具慧眼，在參觀廣西錢幣博物館時發現了一枚湖南官局一錢天罡銀幣，這枚銀幣的發現印證了左宗棠在的過程中曾鑄造過天罡銀幣的史實，為進一步研究新疆貨幣鑄造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實物資料。又如，本來我們只知道新疆餉金金幣惟有一錢和二錢兩種，可事實上還有五錢金幣一種。在《新疆歷史貨幣》一書中，永生對餉金金幣及其五錢金幣的鑄造時間進行了重新考證，提出了餉金金幣開始機制于光緒三十四年的新觀點，并認為五錢金幣機制于宣統二年十月新任巡撫袁大化上任以后。諸如這些新的發現和研究，在《新疆歷史貨幣》一書中可以說有許多。永生對每一新發現和提出的新看法，都條理清晰，闡述精微，力求考古和文獻雙重證據，所以，顯得很有份量，對人們繼續研究新疆歷史貨幣大有裨益。

雖然清代新疆地方勢力及外來入侵者鑄行的貨幣不多，但作為新疆歷史貨幣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新疆歷史上依然占有著比較重要的地位。永生對熱西丁紅錢、哈比布拉天罡銀幣、阿古柏錢幣、以及俄帖、俄元、俄普和華俄道勝銀行的新疆金幣券，也進行了比較細致的探討。

民國時期新疆省貨幣發行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不僅地方政府繼續鑄造銅元、銀元和發行紙幣，商業銀行和地方私家商號也發行各種面額不等的紙幣?！缎陆畾v史貨幣》一書對此作了分門別類的論述，不僅使我們對新疆銅元和銀元的鑄行，而且對新疆大龍票、狗娃子票、油布帖、阿爾泰通用銀券、殖邊銀行新疆專用紅錢票、省票和新疆商業銀行紙幣、新疆省銀行紙幣、以及新疆私家商號發行的紙幣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比如通過對新疆商業銀行建立和發展的表述，不但將其紙幣發行分為三個發行階段，而且對每一階段紙幣發行的種類和版式都作以詳細的介紹，使人們對新疆商業銀行紙幣發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民國時期地方勢力及分裂組織也發行過各種不同質地的貨幣，人們對這些貨幣一般都不很重視。而《新疆歷史貨幣》一書卻專門辟為一章，可見作者對其的關注程度，他所做的論述，有助于我們對這些貨幣的了解和認識。

貨幣制度論文范文5

最早的通貨膨脹與紙幣毫無關系，始于羅馬皇帝尼祿當政期間(公元54-68年)。當時的羅馬帝國統一了歐洲，侵占了亞洲，控制了非洲，與尚無正面接觸的秦始皇統一下的遠東中國成為兩個最大的文明社會。有趣的是，在中國古代文獻上，羅馬帝國被稱為“大秦”。廣袤的土地加上戰爭俘獲轉成的奴隸，成為帝國軍隊不斷侵略的兩大財富激勵。不過，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土地和奴隸終會達到極限，擴張不得不中止。羅馬帝國發展的重心開始轉向內需。對富人和中產階級的稅賦成為滿足皇帝虛榮和控制能力的來源，同時也是瓶頸。

尼祿皇帝是一個充滿野心而且窮奢極欲的人物，羅馬城市建設和貴族消費都在他的統治下達到頂峰。羅馬已經實施了金屬貨幣制度，金銀銅幣廣泛流通在占領區域。羅馬幣最為貴重。在無法繼續提高稅賦水平，同時不得不支付龐大軍隊和官吏群體的成本的情形下，尼祿開始在銀幣中加注廉價的合金如鉛銅等，發行不足值貨幣(即貨幣貶值)。很快，老的銀幣就陸續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價銀幣。這就是金融界所稱的“格雷欣法則”，即劣幣驅逐良幣。貨幣貶值導致交易低下、經濟衰落，又需要政府繼續投入更多的貶值貨幣，這種惡性循環不斷的結果，政府信用和執政能力逐漸破產。

據記載，在公元1世紀含銀量達90%的羅馬銀幣在戈爾蒂安皇帝統治的公元238年含銀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克勞狄二世時，含銀量已經下滑到只有0.02%。事實上，以銀幣發行量之大，如果足值發行，羅馬帝國已經沒有可以挖掘的銀礦了。尼祿開了頭，之后歷代羅馬皇蕭規曹隨如法炮制。此時的羅馬銀幣如同今天的紙幣一樣，只有信用承諾和財富象征意義。根據英國著名學者瓊斯（A.Jones）研究，從公元138年到公元301年，羅馬軍人的服裝價格上漲了166倍，自2世紀中葉到3世紀末，小麥的價格上漲了200倍，按照復利計算，這段時間的物價上漲率每年在5%-6%。金屬貨幣下的通貨膨脹就這樣發生了。

針對市場上的怨聲載道，政府試圖改革。但是羅馬帝國選擇了錯誤的方向，采用了強制的管理手段來控制物價。迪奧萊廷皇帝在公元301年頒布凍結物價的法令，公布了700-800種物品和服務的最高價格，其中包括小麥、棕櫚油、甘藍菜、鵝等商品的價格，甚至理發師、家庭教師等的最高工資也做了相應的規定。法令異常嚴格，觸犯法令的人將被處以死刑。但是，物價凍結后，市場立即陷于蕭條，正常商業活動全部轉為地下經濟，游離出監管體系之外。這個法令很快被下任統治者廢除。關于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有數不勝數的論文，貨幣貶值導致的物價上漲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

紙幣本位下，貨幣價值更依賴于政府的權力和信譽，通貨膨脹的激勵更是權力內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產生于中國宋朝的成都。宋朝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國，試圖用銅錢取代當地流通已久的鐵錢。當地銅礦不足，流通貨幣奇缺。商人便紛紛發行自己的票據用于交易，即“交子”。1005年成都的知府張詠選擇了16家商號統一發行交子，從而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1023年政府還在成都建立了專門機構獨家發行交子，次年在全國統一發行。

交子除用于商業和消費交易外，主要用于戰爭的軍用和財政管理的民用。

1069年，丞相王安石進行改革，試圖把茶葉、食鹽、谷物等重要經濟資源統一國營，同時強制稅收的貨幣化。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加大交子的發行。在1107年，國家交子發行達到2400萬貫，超過額度的20倍。市值跌到面值的10%以下。此后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采用紙幣的方式不斷盤剝大眾，直接導致經濟危機也間接導致政府和改朝換代。盡管文獻中少有關于通貨膨脹的分析，但紙幣大明寶鈔導致嚴重危機而被廢除之后，中國長期嚴禁紙鈔發行，而維系在銀兩本位的基礎上。

貨幣制度論文范文6

論文關鍵詞 網絡虛擬貨幣 法律問題 管理

網絡虛擬貨幣是經濟持續發展，以及科技進步的產物，尤其是近年來，網絡交易的日漸頻繁，網絡虛擬出現迅猛發展的趨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虛擬貨幣自身的立法缺陷，從中獲取暴利，因此，研究網絡虛擬貨幣的相關特征，以及其在網絡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制定相關的法律措施來保障網絡虛擬貨幣的正常運行，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一、網絡虛擬貨幣的概念及特征

網絡虛擬貨幣是有網絡的運營商所發行的，運行在整個網絡中，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兌換其他主體的產品或者服務，具備了一定的媒介交換功能，這與貨幣的屬性比較類似，在表現形式上主要是通過網絡來傳輸和使用，是實現數字化的重要依據。網絡虛擬貨幣的概念從狹義上來看，主要是出現在虛擬的游戲中，通常被作為虛擬交易的支付方式，從廣義上來看，主要是在公用信息網的基礎上，用數字化的方式，來實現進一步的支付和流通。

網絡虛擬貨幣的特征有許多種，第一個特征就是它的虛擬性，這種虛擬性不僅體現在形式上，更體現在空間位置上，當然這種虛擬性，與虛幻性不同，不表示虛擬貨幣不存在。其次，虛擬貨幣的產生是信息技術高度快速發展的產物，因此它具備高度的技術性，在運行、流通以及監管等各個方面，都依靠這種高度的技術性。再者，網絡虛擬貨幣的占有和轉移方式比較特殊，其應用范圍也比較有限，計量單位也與傳統的貨幣不同，沒有元角分等這些換算單位，而是根據虛擬貨幣的不同種類，保有不同的計量單位。最后，網絡虛擬貨幣流通隨意性也是重要的特征，使得網絡虛擬貨幣的流通更加快捷和方便。

二、網絡虛擬貨幣的法律屬性和法律關系

（一）網絡虛擬貨幣的法律屬性

網絡虛擬貨幣在客觀上不可觸摸，但是它是以數字化的形式，存在于網絡空間之中的，它同樣具有一定的價值，這是由于網絡用戶需要網絡虛擬貨幣來滿足自己的網絡需求，因此，網絡虛擬貨幣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此外，虛擬的貨幣同樣可以用來交換，是具有交換價值的，從這兩方面可以看出網絡虛擬貨幣具有價值。其次，網絡虛擬貨幣還具有合同債權的法律屬性，這主要體現在發行者和購買者之間的債權關系上，網絡游戲的玩家與開發商之間，因網絡虛擬貨幣的使用而構成了一定的債權與債務關系。最后，網絡虛擬貨幣也擁有物權的法律屬性，網絡虛擬貨幣在理論上，也屬于有價值的物，屬于私人的財產，不可侵犯。

（二）網絡虛擬貨幣的法律關系

通過上述網絡虛擬貨幣的法律屬性可以看出，網絡虛擬貨幣具有物權的屬性，因此它也就包含了許多的法律關系，比如物權關系、債權關系等等。在網絡虛擬貨幣的法律關系中，法律關系的主體是網絡貨幣的發行者，主要包括各種的游戲開發公司、網絡公司等，其客體是指權利義務所要指向的對象，根據不同的法律關系，實現的客體也不同。在網絡虛擬貨幣的法律關系中，最為重要的是網絡虛擬貨幣法律關系的內容，其中包括了多種主體、多種法律關系，他們所承擔的相應權利和義務也各不相同，比如，對于虛擬貨幣的消費者來說，擁有支付的權利，同樣也享有使用購買商品的義務，此外，虛擬貨幣的交易平臺、監管者等都具有不同的權利義務，區分和明確這些法律關系，對于維持網絡虛擬空間的正常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網絡虛擬貨幣中存在的法律問題

（一）金融風險

由于網絡虛擬貨幣是網絡運營商所提出的，與虛擬貨幣的持有者之間存在一種債權關系，它只有在收到了網絡用戶所交付的費用之后，才能為其服務，但是如果網絡運營商出現破產情況，那么網絡用戶的權利就很難保障，用戶手中的虛擬貨幣也不具有任何的價值。其次，通貨膨脹風險也是網絡虛擬貨幣存在的一個問題，這是由于游戲玩家通過游戲的方式獲取虛擬貨幣，如果是通過贈與的方式獲得，使得發行者要發行相應的虛擬貨幣，但是這部分虛擬貨幣與人民幣不對等，增加了實際的貨幣流通量，發行者如果不控制這種行為，就有可能引發現實生活中的通貨膨脹現象。此外，網絡虛擬貨幣可以在私下進行，這也為一些倒賣網絡貨幣的不法分子提供了犯罪機會，他們可以利用這種虛擬平臺，實現洗黑錢、銷賬等行為，這種行為由于網絡自身的隱蔽性，給警方的判斷帶來了很大的難度。針對這些金融風險，相關部門要加強對網絡虛擬貨幣的管理力度。

（二）法律風險

除了上述的金融風險之外，網絡虛擬貨幣還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主要包括安全風險、隱私權風險等。安全風險是指虛擬貨幣的整個發行系統、交易平臺等的安全，傳統的貨幣盜竊是指直接與財物相接觸，在網絡虛擬貨幣系統中，只需要破解賬戶和密碼即可，而且虛擬貨幣發行者受騙的方式也與往常不同，主要是不發者利用外掛的方式來欺騙服務器，對于網絡游戲自身產生一定的干擾和影響。同時，由于網絡時代的迅猛發展，網民的隱私權也受到了極大的干擾，比如網絡用戶在進行注冊和充值交易時，都會留下大量的個人信息，部分網絡交易平臺對這些信息進行收集，用于不正當的途徑，甚至出現買賣客戶信息的情況，這些都嚴重損害了網絡用戶的隱私權，給網絡系統的正常運行帶來很大的困難。針對這些金融風險和安全風險，社會上對于網絡貨幣的看法各不相同，因此，加強對于網絡貨幣的法律管理，提高支付的安全性，構建合理的網絡虛擬貨幣制度體系，對于虛擬貨幣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網絡虛擬貨幣法律問題的解決方法

（一）構建合理的監管體系

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僅僅對于網絡游戲的虛擬貨幣進行了規定，而對于大部分的非網絡游戲虛擬貨幣缺乏相關的規定，這就使得絕大多數的網絡虛擬貨幣沒有法律的約束和保護，用戶的權益得不到相應的保障。針對這種情況，在未來的立法中，我國要對虛擬貨幣進行全面的監管，努力擴大監管的范圍，構建比較合理的虛擬貨幣監管體系。

此外，我國現階段的虛擬貨幣監管模式中，還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監管部門的分工不明確，出現了多部門監管的模式，很容易造成互相推諉的現象，因此，要加強對虛擬貨幣監管責任的劃分，使得各個部門各司其職，保障監管體系的順利開展。其次，目前我國的虛擬貨幣管理存在各自為政的現狀，缺乏統一的規章制度對其進行約束和治理，針對這種情況，我國應該成立一個獨立于各個部門之外的，虛擬的貨幣管理委員會，來借書我國目前這種分散的管理體制。

（二）加強發行階段的管理

雖然網絡虛擬貨幣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網絡虛擬貨幣的大規模泛濫，也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威脅，如果不加以控制，將會給不法分子提供更多犯罪的機會。在網絡貨幣的發行階段，要加強對發行主體的限制，對于那些想成為發行主體的網絡運營商，應該考量自身是否具有一定的注冊資本，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是否配備完善，以及自身的財務狀況和信譽保障等問題，相關部門也要加強對這些方面的考察和評估，充分保障用戶的合法權益。

虛擬貨幣在發行之前，要接受相關的審批程序，不能憑借虛擬貨幣的發行者隨意發行，以免造成通貨膨脹等問題，因此，我國要建立虛擬貨幣發行之前的審批制度，明確貨幣發行主體的發行程序和審批程序，以及發行前所需要的相關材料、發行起止時間、風險規避方案等，虛擬貨幣的管理委員會，可以根據發行者的實際情況，以及相關的市場調查，嚴格進行發行前的審批工作，加強對發行階段的管理，為今后的網絡貨幣的管理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礎。

（三）加強流通階段的管理

加強對網絡虛擬貨幣流通階段的管理，對于保障虛擬貨幣的正常運行也具有重要作用，流通階段主要包括交易平臺、用戶使用階段等。目前我國虛擬貨幣的交易場所主要是各種的交易平臺，這種第三方交易平臺的出現，為虛擬貨幣的交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使得資源得到了合理利用。加強對這個交易平臺的管理，主要是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此平臺進行洗黑錢等一系列的活動，同時還要保障網絡注冊用戶的合法權益，充分保障用戶的隱私權，對于交易記錄以及交易的數據，要保留一定的時間，為監管機構提供充足的信息，規避市場風險以及不法行為。

（四）完善責任相應的責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