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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論文范文1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投資領域；投資環境；投資貢獻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0年興辦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起，目前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統計，截止2004年底，寧波累計批準外商投資項目9153個，總投資371．60億美元，合同利用外資2l1．8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99．6億美元。外商投資成為寧波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投資規模：外商實際投資穩步增長，尤其是2000年開始，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新一輪大發展的態勢。大項目投資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資總額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17項。(2)投資方式：已由中外合資經營為主轉向以外商獨資經營為主。2003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合資項目520個，合作項目14個，外商獨資項目達到674個。(3)資金投向：外商投資行業集中度仍然較高，但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二產業吸引了絕大多數的實際外資。200年寧波外商投資項目共1209個，其中第一、第二產業為1154個，第三產業為45個。與此同時，外商投資可持續發展理念日趨顯現。(4)資金來源：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近兩年，日本和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增幅明顯。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的德國、英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等，增長較快。(5)地區分布：南北差距比較明顯。鄞州、余姚、慈溪、北侖、鎮海等縣(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要大于南區的奉化、寧海、象山。(6)引資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閑置廠房和土地資源正成為寧波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徑。寧波民營經濟發展快、競爭力強，借助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機制和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可以提升產業層次，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而民企的不斷壯大，產品、市場的不斷成熟和穩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業與民企合資合作，這是“雙贏”。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蘇州的比較

(一)總量比較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量上與蘇州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03年寧波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3億美元，雖然在長三角16個城市中排名第五，但與排名第一的蘇州的68．05億美元相比，差距達近51億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蘇州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616．9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232．22億美元，而寧波這兩項指標則分別只有96．5億美元和53．55億美元，不及蘇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可以看出與蘇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還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寧波總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資構成、投向比較

無論是蘇州還是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歐美國家為輔。以2003年為例，在兩地投資處于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七個國家或地區相同，說明兩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結構單一，外商直接投資來源過度集中。同時寧波和蘇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也較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幅射影響、帶動力比較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緩解兩地建設資金短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增強國際經濟的參與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寧波與蘇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寧波市經濟的貢獻度還不高，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大。一在涉外稅收占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兩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無論是在絕對值上還是在比重上，蘇州都高于寧波。二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上，寧波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蘇州這幾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說明寧波投資增長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明顯不如蘇州。三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鶯上，寧波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重偏低，長期徘徊在30％左右，而蘇州外商投資企業自營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就達到60％以上，2003年更是達到86．3％。這說明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外貿的拉動作用也明顯不如蘇州。四在三資企業從業人數上，從三資企業從業人員在城鎮從業人數中的比重來看，寧波和蘇州兩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幾年都在40％左右，這說明兩地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困難

寧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落后，這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夠高

對利用外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長期以來，寧波對利用外資的作用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解決建設資金不足這一點上，而對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出口創匯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不僅領導重視程度明顯偏弱，而且支持、鼓勵利用外資的地方性法規、政策少，與周邊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個節拍。

(二)配套條件不夠強

寧波生產力布局比較分散，生產要素積聚程度較低。外資項目，特別是一些大項目的進入，一般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當地有沒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靈通，企業配套資金能否保證，相關行業是否發達，市場潛力和輻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產要素供給方面的問題。而寧波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工業布局呈現“低、小、散”的狀況，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地區布局分散。1988年財政體制改革后，浙江實行了“省管縣”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雖可調動各縣的積極性，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加劇了生產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低層次競爭，不利十生產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進程慢，小城鎮數量過多、布局分散、規模偏小。如2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廣東有31個，山東有27個，江蘇有22個，浙江僅有8個。這樣，必然造成浙江工業企業布局重復雷同、生產配套半徑過大、生產成本過高，不利于質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難以落戶。

(三)工作體制不夠順

寧波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經濟圈范圍內，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做好接軌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機構不夠穩定，專業招商隊伍力量不足；管理體制不夠統一，項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較分散；招商水平還不高，招商引資的成本較高，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招商網絡不夠健全，招商方法不夠靈活，大項目批準難，公關手段少，變通方法少。

(四)投資環境不夠優

有關政策的科學性不夠，透明度、穩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強，政策編纂不及時，優惠政策承諾隨意性過大；法律制度還難以滿足外商對投資保障的心理要求，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不力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商的稅外亂收費現象仍時有發生，涉及外商的經濟糾紛發生頻繁，外商投訴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務機構建設上，除寧波開發區、保稅區外，其他各縣(市)區、各級開發區都沒有建立完整的投資服務機構，市里雖然成立了外商投資服務中心，但服務、協調的制約很大。各地重招商、輕服務，不能為外商提供咨詢、注冊、建設、經營全過程、全方位專家式服務。服務工作不夠深，服務效率不夠高。

(五)輿論宣傳效果不夠明顯

與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廣東的招商重點為港澳，福建為臺灣，上海為歐美大公司，江蘇為新加坡，山東為日本、韓國，目標均比較明確。而寧波始終沒有在招商的重點國別上有明確的定位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隊伍走馬觀花，打一槍換個地方，錢花了不少，效果卻寥寥。在招商項目準備方面，宣傳資料十分簡單，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項目資料也難以集中。由于體制上的原因和部門協調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導向的重大招商引資項目庫，喊了多年始終沒有建立和完善起來。國家級新聞媒體對寧波的宣傳力度與大連、青島、蘇州等城市比相去甚遠，寧波主要媒體很少有外語節目或宣傳國外先進技術信息的專門欄目。

四、寧波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寬領域有重點地利用國際資本。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投向傳統農業改造、生態農業、綠色食品、農產品加工、水產品養殖加工等特色農業領域；重點吸引外商資金投向電子信息、現代醫藥、石化、紡織、服裝等五大標志性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制造、新型金屬材料及制品、造紙業及紙制品、家用電器及設備、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長性產業；抓住我國開放服務業的契機，加大科研服務、管理咨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金融租賃、教育培訓、文化傳媒等現代生產型服務業和房地產、醫療保健、休閑旅游等新興服務產業領域的引資力度。

(二)做好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工作。目前寧波的企業建設中，港澳臺中小企業存量投資已經很大，今后引進國際資本的重點應放在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上，爭取更多國家的大公司、大集團來投資設廠，并促進已投資跨國公司積極增資擴股。要制定更為完善合理的激勵政策，促進國外高技術企業來投資，以提升寧波的工業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優勢。

(三)加快引進國外先進適用技術。政府應提供優惠政策，加快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對能夠提供關鍵技術的外商投資項目實行減稅和利息補貼支持，加速折舊，優先提供政府采購項目合同等，來鼓勵國外大公司、大集團轉讓先進技術。通過實施企業R&D退稅補貼，提高財政科技投資支出比重，優先提供土地、建筑、運輸、電力等政策措施，鼓勵國外大公司、大集團在寧波設立R&D機構或基地。

外商投資論文范文2

三次產業引資結構的變化及效應：外商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將大幅增加，對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投資比重將逐步下降。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相對偏低。在外商協議投資中，1979一1990年，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0.3%，第一產業的比重只有2.9%，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6.8％；1991一1998年，外商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上升為65.4%，其中工業的比重高達62.4%，而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為1.7%，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降低為32.9％。在外商實際投資中，1997-1998年第二產業的比重高達70.4%，其中工業的投資比重高達66.6%，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只有1.4％，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只有28.2%.在1998年底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外方注冊資本，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4.1％，其中工業的比重為61.3％，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只為1.5%，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4％。顯然，外商投資結構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傾斜的特征很突出。

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與我國產業的對外開放度有關。隨著我國加入WTO之后第三產業開放領域的擴大，外商對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將增長較快，投資比重將逐步上升，而對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投資比重將相應下降，從而引起三次產業投資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十五”期間將明顯地表現出來。

從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看，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自80年代以來迅速上升，第三產業的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的存量和流量中的比重由70年代的不足30％提高到90年代以來的50%～60％。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大體穩定在20％，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由70年代的55％以上下降為90年代以來的不夠50%，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由低于25％上升到高于30％。也就是說，與全球性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動趨勢一樣，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第三產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率大幅度高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外資增長率也高于第二產業，其中工業或制造業的外資比重和相對增長率都明顯降低。可見，我國第三產業外商投資比重上升而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外商投資比重下降的發展態勢，也是符合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

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十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要求，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并提高其比重，相應地降低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比重。從這個角度看，外商投資產業結構的變動態勢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是一致的，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進程的推進。

工業引資結構的變化及效應：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引資上升，制造業引資比重相應下降；原料工業引資上升，加工業引資比重下降；技術密集的加工業引資上升，一般加工業引資比重下降至今為止，外商對我國工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對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電力、煤氣和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投資比重很低。1996-1998年，在外商對工業的協議投資中，制造業的平均比重為88.9％，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為1.9％和9.1％；在外商對工業的實際投資中，1997-1998年，制造業的比重也為88.9%，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比重分別為2.5%和8.7%；在1998年末登記注冊的外商投資工業企業中，外方注冊資本，制造業的比重為93.3％，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比重只有0.9％和5.9％。隨著加入WTO之后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在“十五”期間，外商將較大幅度增加對采掘業的電氣水部門的直接投資，對這兩個領域的投資比重將逐步上升，相應地，對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將有所下降。

在制造業中，外商投資企業至今主要分布在加工工業，對原料工業的投資至今相對較少。從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據看，從1993年到1998年，外資工業占輕加工業的增加值比重和產品銷售收入比重分別由13.3％和13.0%，上升到29.0%和33.1％，占重加工業的比重分別由9.9%和9.7%上升到27.0％和29.2％；而占原料工業的同樣比重只由0.3%和3.1%上升為10.2％和9.6%.可見，外資工業對我國加工工業的投資和影響遠遠大于原料工業。加入WTO之后，外商對原料工業的投資比重會較快上升，影響將明顯增大，從而引起對加工工業與原料工業的投資結構和生產結構的變化。

外商企業在制造業的投資中，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深加工行業占有較高比重，但同時在一些一般性加工工業的比重也較高。一般來說，外資工業中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多數為國外跨國公司或大型企業的投資，而一般加工工業則大部分為港澳臺的中小企業所投資。加入WTO之后，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將較快增長，其投資比重將持續上升，同時外商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也將獲得較好的條件，因而會導致外商對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的迅速增長及其比重的較大幅度提高，相應地，外商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會逐步下降。

外商對采掘業、電氣水部門、原料工業、以及技術密集型加工工業投資比重的上升，將對這些技術水平、經營效率和國際競爭力較低的產業以及其中的民族工業帶來較大的沖擊。同時有利于促進包括多數民族工業在內的整個行業較快提高技術水平和經營效率，較快增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外商對技術密集型加工工業投資比重的上升和對一般性加工工業投資比重的下降，符合我國工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要求，將對我國工業結構升級的進程起明顯的推動作用。

第三產業引資結構的變化及效應：房地產業和一般服務業的引資比重下降，其他許多亟待發展的服務業引資上升

目前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而對其他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的投資比重很低，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十分突出。在外商對第三產業的協議投資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比重80年代為60％左右，90年代以來上升到約70％；從外商對第三產業的實際投資看，1998年房地產業占47.4%，社會服務業占21.9％。在1998年底登記注冊的第三產業外商投資企業中，外方注冊資本中房地產業占了53.6％，社會服務業占了18.9%.

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高度傾斜，與我國第三產業內部對外開放度的差別有很大關系，除了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及商業、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之外，其他的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目前的對外開放度仍較低。隨著加入WTO之后我國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調整，外商將較大幅度增加對目前投資比重很低的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一些重要的服務業部門的外商投資比重在“十五”期間將明顯上升，相應地，外商對房地產業和一般服務業的投資比重會逐步下降。也就是說，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時間內，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直接投資的結構過度傾斜的狀況會明顯改變。

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變化，將產生以下效應：

第一，改變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過度傾斜，可以減少由此帶來的外商投資產業結構的周期性波動。外商直接投資過度集中于房地產業和一般服務業，導致了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比重的較大波動。在我國經濟擴張時期，外商對房地產業和一般服務業的直接投資高度擴張，往往導致整個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我國經濟緊縮時期，外商對房地產業和一般服務業的直接投資迅速收縮，則導致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降低。例如，在外商協議投資中，房地產業和一般服務業的比重由1991年（治理整頓時期）的12.6％上升為1993年（經濟高速擴張時期）的39.3%，就使外商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由16.7％提高到49.5％，而到1996年（經濟緊縮之后），房地產業和一般服務業的比重降低為17.5%，則使外商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下降到26.8%.而在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結構的過度傾斜逐步改變之后，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的周期性波動會明顯減小，由此帶來的對整個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相應下降。

外商投資論文范文3

論文關鍵詞:外資并購 商標 評估

外資并購是引進外資的重要形式。所謂并購是企業合并與收購的總稱,企業并購最先在英美國家實踐和提出,它泛指以取得企業的財產權和經營權為目的的合并、股票買入和經營權控制等活動。在我國,外資并購指的是外國投資者購買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股東的股權或認購境內公司增資,使該境內公司變更設立為外商投資企業,或者外國投資者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并通過該企業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且運營該資產,或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并以該資產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運營該資產。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外資進入中國的方式有了重大改變,那就是與中國的知名品牌企業合資。外資的進入雖然給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但外資進入中國時所采取的所謂商標戰略給中國企業帶來的品牌損失和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威脅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外資并購中商標價值評估狀況

商標是商品的生產者、經營者或者服務的提供者為了表明自己、區別他人在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務上使用的可視性標志,即由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維標志和顏色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組合所構成的標志。外資企業愿意并購中方企業,更多看重的是中方企業的商標價值,因為對于現代企業而言,商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產品的標識,更多意義上是代表一個企業產品的質量、企業文化和在所屬行業中的影響力,更多的是在標識一個企業的商譽。特別是馳名商標的價值更是不容小覷。在外資并購中必須要對商標價值進行評估,以便交易雙方明晰商標價值,尤其是讓被并購企業清楚知道自身商標的價值。然而由于商標評估存在種種問題,以至于中方企業的商標的價值被低估甚至不作價拱手讓與合資企業。如1994年,“金雞”品牌的持有人——天津日化四廠,為了引進外資,與美國莎莉集團所屬奇偉日化公司合資組建了中美合資奇偉日用化學(天津)有限公司,當時金雞鞋油已占據中國鞋油市場的半壁江山,而合資時金雞品牌卻只折價1000萬元。又如廣州餅干廠與香港一家公司合資時,將其在50年代注冊并享有盛譽的“嶺南”商標無償轉讓給合資企業使用,這都造成了中方的巨大損失。

二、商標評估存在的主要問題

外資并購的前提和難點是清產核資、界定產權和評估資產。科學準確評估商標的價值,合法公正地處置商標,有利于在并購過程中維護雙方企業的利益,推動和保障外資并購的順利實現。目前在商標價值評估中出現的突出問題表現在:

(一)缺乏有關商標評估的法律

國家工商管理局曾在1995年頒布《企業商標管理若干規定》,該規定明確規定企業轉讓商標或以商標權投資,應當委托商標評估機構進行商標評估。接著1996年又頒布了《商標評估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但該辦法只對商標評估機構的條件、業務范圍及評估原則和法律責任等方面做了規定,而對商標價值的構成、評估的具體方法等商標評估的實質內容為予明確,操作性不強。然而這兩個規章在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被廢止。目前我國沒有一部關于商標評估的法律法規。

(二)評估機構不規范

商標等指知識產權的評估技術含量高、程序要求嚴格,從業人員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和技能。然而,在現實中,由于對資產評估機構的設置把關不嚴,對從業人員缺乏嚴格的培訓與考核,常常出現評估結果與實際狀況差距極大的問題。

(三)評估方法不科學

按照國際慣例,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評估方法有三種,即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評估對象和評估目的不同,評估方法也不同。有些單位卻是不分對象和目的,只用一種方法或用錯了方法。由于缺乏科學的評估方法,導致在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評估中,標準不統一,高估低估現象嚴重。

(四)不重視對商標權等知識產權的評估

有的中國企業在重視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卻忽略了通過自己長期經營形成的商標等知識產權,在評估時將這一部分資產價值低估甚至沒有將這一部分資產作價,造成商標流失。尤其是造成馳名商標、著名商標流失時,其損失更為巨大。 三、完善外資并購中商標評估

(一)加強商標評估理論的研究

商標評估是按照一定的估價標準,采用適當的評估方法,通過分析各種因素的影響,計算確定商標資產在某一評估基準日時現時價值的工作。商標價值構成比較復雜,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具有較大不確定性。比如,商標的設計、注冊、廣告宣傳等費用,商標的使用期限、侵權狀況、法律保護程度,商標的顯著性以及商標帶來的市場占有率、企業知名度和信譽,商標資產依附于有形資產發揮的作用,包括所使用產品所處的不同生命周期階段,行業的平均利潤率與行業發展前景,企業管理人員素質和管理水平等。④加之我國開展商標評估的時間較短,積累經驗還不夠。為了促進并實現商標評估的科學化和規范化,應當在借鑒國外商標評估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企業商標價值的現狀和具體實際,加強理論研究,探索影響商標價值的定性因素及定量計算方式,逐步發展一套更加科學合理和規則的評估標準和評估方法以及技術規則,通過有關政策法規的頒布與實施,建立科學合理

的商標價值評估標準和評估方法。 (二)完善商標評估的相關法律法規

針對當前商標評估無法可依的狀況,應加強商標評估立法,制定商標評估的統一法律規范,詳細規定商標評估的形式、時間、表現、機構及工作人員,建立和完善商標價值評估制度。

1.關于商標評估標準和方法。在商標評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科學的商標評估標準和評估方法,并通過法律法規將其確定下來。

2.關于商標等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的法律責任。國家工商管理局曾于1996年頒布了《商標評估機構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使評估結果嚴重失實的,所在地省級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除依據有關法律、法規處理外,視其情節予以警告,處以違法所得額三倍以下的罰款,但最高不超過三萬元,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一萬元以下的罰款。”實際上讓商標評估機構在對商標價值評估失實時僅承擔警告、罰款的法律責任并不能起到處罰作用,也不能有效遏止此類事件的頻繁發生,并且該規章在2001年被廢止。雖然隨后國家出臺了《資產評估準則——基本準則》和《資產評估職業道德準則——基本準則》,但是這兩個規范性法律文件并沒有規定評估機構承擔的法律責任。目前我國沒有相關法律對商標等知識產權評估機構應承擔的責任做出任何規定。由于評估機構和評估人員對我國商標評估價值失實幾乎不承擔任何責任,如經濟責任、道德責任、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尤其是法律責任,導致背離商標實際價值的評估現象屢見不鮮。針對這一情況,在商標評估立法時要明確評估機構和評估人員的法律責任。

3.關于外資并購時的商標價值評估。外資并購涉及外方企業,與企業并購時雙方都是中方企業不同,外資并購時企業商標等無形資產被低估甚至是沒有估價,會造成商標流失,造成損失,尤其是造成馳名商標、著名商標流失時損失更大。因此法律要對外資并購時商標等知識產權的評估做出嚴格的規定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

(三)強化企業商標保護意識,重視自身商標價值評估

按照我國現行會計制度的要求,企業資產的計價是遵循歷史成本原則。由于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無形資產價值具有不確定性和取得成本的不可分性,使得大量無形資產不能確認和計量,即使確認入帳,但計量的成本也往往是不完整的。導致專利、商標、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在研制、開發過程中投入的費用并沒有計入無形資產成本,使帳面上反映的無形資產價值與其真實價值相差甚遠,這樣當企業發生產權變動或產權交易時,帳面無形資產價值并不能成為交易的價值基礎。所以當企業涉及資產拍賣、轉讓、企業兼并、出資、出售、聯營、股份制改造、合資、合作時,對無形資產的評估就成為必要,以反映無形資產的真實價值。⑤商標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本身具有巨大的價值。中方企業作為外資并購的目標企業,要增強商標價值評估意識,要認識到商標價值評估是必要的,以商標使用權作價出資時要同并購企業商定商標評估辦法確定商標價格,避免企業自身商標價值被低估甚至是無償轉讓。中方企業與外方企業應當商定評估機構選擇辦法,比如雙方共同選擇、委托第三方選擇等,應當選擇有資質且資質比較高的評估機構進行評估。評估機構做出報告后,應當聘請無利害關系的獨立專家對評估報告進行審查和評估,判斷評估報告依據的資料是否充分、真實,評估方法是否科學、評估程序是否公正、合法,調整參數是否科學、合理,最終得出評估結論是否真實、可靠。

外商投資論文范文4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外商投資論文范文5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解決一個國家資金不足問題，近年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采取招商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策略，大量吸納國外資金發展本國經濟。以下就是由為您提供的淺談中俄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

伴隨著國外資金大量涌入可能會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或擠入效應，擠出效應會帶來負的外部性;擠入效應會帶來正的外部性。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在大量引進外資后是為國內的經濟帶來了正的投資效應還是負的投資效應值得引起關注與研究。

中國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于外匯和技術的“雙缺口”所以采取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政策，同時也以豐富的資源、勞動力密集型優勢和一系列外商投資的“超國民待遇”優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1993年以來我國的外商投資水平一直居于亞洲前列。2002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FDI對我國經濟向前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取得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認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在FDI大量進入我國的同時也帶了一些負面影響：FDI一般都會流向邊際利潤較高的行業，導致中國投資消費關系失衡，也加劇了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由于跨國公司相對于國內企業擁有資本、技術優勢和所有權資產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往往會擠出國內一些技術創新型新興企業，從而不利于我國資本產業構成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以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中，FDI對東道國的投資到底是有擠出效應、擠入效應還是中性效應成為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FDI的流入沒有增加一國的總投資，或在一國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擠掉了一部分國內投資，那么總體上會對一國宏觀經濟負的外部性。

目前，FDI占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的比率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FDI對我國資本是否存在擠出效應也引起了學者的爭論。編輯老師為大家整理了淺談中俄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外商投資論文范文6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貿易結構;貿易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蘇外商直接投資的概況

經濟飛速發展的21世紀,作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中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國際直接投資開始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他國的生產經營并掌握一定的經營控制權的投資活動。它是資本國際流動的主要方式之一。資本國際流動不僅彌補和緩解了東道國的投資缺口,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帶動了其他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在不斷發展的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己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同時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江蘇是個經濟大省,積極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利用外資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蘇省累計實有外商投資企業38554戶,投資總額為4159.30億美元,注冊資本為2203.10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總量的13.45%、17.9%、16.9%。江蘇省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仍好于全國其他省市和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已超過廣東省,躍居全國第一。在外資流入不斷增長的同時,江蘇外貿出口從1985年的15.8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億美元,增長了近150倍。顯然二者發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出口貿易發展的具體影響有多大?造成這種影響的因素有哪些?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內容,通過分析,得出相應結論,找出利用外資存在的問題。

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關系實證分析

2.1FDI對江蘇省進出口總量影響

外資企業1995年進出口金額為67.28億美元,2008年為3035.6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進出口的比例也從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總額達到3922.7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1749.6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74%。數據顯示,總體來說,總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

表1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江蘇省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充

2.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的實證分析

(1)所需變量及分析指標。

根據進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為以下具體變量: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進口額(IM)、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選用1999年至2008年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的數據進行分析。運用的分析軟件為SPSS13.0。

(2)FDI與進口出口量相關性實證分析。

FDI為當年江蘇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額,FDIC為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因為一般經驗認為FDI當年的流入并不會立即引起出口增長,因為FDI企業建廠初期有籌備、引進設備然后再進行生產的過程,所以FDI對出口有一個滯后效應,又考慮到資本的累積效應,因此在對FDI對江蘇出口總量影響的分析中運用FDI-2,FDIC兩個變量,EX為當年江蘇對海外的出口額,IM為江蘇當年從海外的進口額。

根據表2所列數據,運用SPSS軟件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額的相關性。

表2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額情況 (單位:億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進口額(IM)。

從輸出結果表3中,每個變量都有三行數據:第一行為該變量與相應列上變量的簡單相關系數;第二行為相關系數檢驗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為參與計算的觀察值個數。從表第二行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江蘇的出口額和進口額都具有某種線性相關性,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比前兩年的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的相關性更強,簡單相關系數達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性又超過了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50,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口的相關性超過了當年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27,且在顯著性水平為0.01時,都通過了統計檢驗,都呈現出了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首先說明了江蘇外商直接投資額對江蘇的進出口都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我們看到FDIC,FDI-2與進出口的相關系數更大的現象,這說明了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存在時滯性的特點。之外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對當年的出口促進作用大于進口。

表3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口量、出口量的相關系數

表4中所列數據為1999-2008年江蘇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情況。我們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由于時滯性強,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相關性比較大,因而為了改進研究結果,除了選用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以外,還選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作為研究對象,以FDI-1來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的相關系數。其次以出口為例,選取FDI-1與EXM,EXP,EX分別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對直接投資額與初級產品出口額,制成品出口額,出口總額作回歸分析,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制成品出口額(EXM),出口總額(EX)為被解釋變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為解釋變量。

表4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對外貿易結構(單位:億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資中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上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初級產品的進出口均呈現較大的相關性,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比重與外商直接投資有著很高的正相關關系,尤其是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這反映了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江蘇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表5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相關系數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個方程FDI-1的系數的T值都比較大,在顯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檢驗的臨界值,表明系數都很顯著,可以用來解釋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工業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初級產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總出口就提高0.674倍。這表明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改善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結構,對初級產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資要從國外進口大量機器和設備。可見,相對于初級產品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更能促進工業制成品貿易規模的擴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江蘇省對外貿易結構有顯著的改善和優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3總結與建議

3.1總結

由于長三角經濟帶造成的磁場效應,再加上江蘇良好的投資環境,來江蘇投資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臺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歐美發達國家在江蘇的投資逐步擴大。

外資在江蘇以制造業為切入口,向商業、證券、保險銀行等服務業和多領域滲透的步伐明顯加快。

FDI在江蘇省三大區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長,是江蘇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對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動效應,也有長期的供給創造和溢出效應,但長期效應小于短期效應。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區域分布來逐步消除江蘇省區域經濟不均衡發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3.2相關建議

(1)應進一步加強投資環境建設,努力營造地區聚集效應。

首先,要重視投資的硬環境建設。江蘇在投資硬環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昆山地區開發區先后投入30多億元用于交通、通訊、供水、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資軟環境上,應特別強調樹立服務意識,實行“親商”政策,始終使外商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形成有利于FDI發展的外資來源國家和地區的集聚效應。最后,蘇中、蘇北地區土地、勞動力資源豐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蘇中、蘇北地區要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包括加強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和實行,發展為FDI服務的配套產業,增強為FDI服務的意識。

(2)發揮產業政策引導作用,引導外資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資的具體行業上,制造業投資比重仍然較大,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以及化學、紡織、機械、冶金等產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江蘇省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往第一、三產業延伸。對于第二產業,關鍵是要注意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實現長遠發展。因此,在引資政策制定上,應該有所側重,有所選擇,有所鼓勵,積極引導外資進入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門,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領域。

(3)加強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術研發能力。

中國過去多年引進外資的教訓之一就是以“以市場換技術”方針的失效,多數外商愿意轉讓的標準化技術不但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反而導致低水平建設的重復,而重化工業賴以升級的先進技術,外商要么不予轉讓,要么作為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外商獨占技術秘密,把中方人員嚴格地隔離出來。因此,對江蘇內資企業來說難以通過這種利用外資方式達到學習目的,只能造成國內產業發育、壯大的市場基礎喪失。而對于一些先進的技術,由于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強,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對國內市場的壟斷。內資企業要取得技術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強其自身的研發能力。進而,即可以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資企業采用更高的技術水平,擴大其技術溢出效應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研發合作,加大內外資企業人員之間的流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指導,從而保證內資企業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終增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

(4)促進自主品牌成長。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最終都體現在產品的競爭能力上。充分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通過延伸產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終產品和中高檔產品的比重,實現“以質取勝”,創自己的品牌。政府應把保護知識產權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創新的載體建設,結合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的全國專利技術產業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臺有關地方措施,優化專利市場環境,采取各種方式,讓專利的擁有者與需求對接,促進專利技術的轉化和實施。對外貿易要進一步推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優先發展和扶持技術密集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重點扶持具有自主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實施以質取

勝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質量;實施出口品牌戰略,推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加快形成品牌優勢,最終提高外貿企業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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