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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祖國同行范文1

近年來，青少年的體質不斷下降。隨便你進入一所學校，你都會很輕易地看到一個個“胖墩”可愛的身影；而一副副眼鏡也不容辯解地搭上了許多同學的鼻梁……針對這些問題，國家今年啟動了“全國億萬學生陽光體育運動”，要求85％以上的學生做到每天鍛煉一小時以上，小學生每天堅持跑步1000米以上。

方案出臺后，家長們開始議論了:1000米，一趟跑下來，孩子會吃不消的；那么長啊，跑完之后肯定會流汗，冬天快要到了,時冷時熱,孩子著涼了怎么辦？我們卻不像家長們那樣擔心，體育課本身就是要運動的，跑步可以鍛煉身體，增強體質，更何況，大多數同學本來就很喜歡上體育課。不管怎么說，每天鍛煉總是沒有壞處。

從10月27日開始，學校組織五、六年級同學每天堅持長跑。起初，每天繞操場跑3圈，后來增加到了5圈。為了讓長跑的氣氛更加活躍，每個班級都精心準備了一個長跑口號。跑步時，領跑員喊口令，同學們叫口號，配合得自然協調。

與祖國同行范文2

關鍵詞：學習型組織；中國傳統文化；契合

中圖分類號：GO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9-0016-02

1 學習型組織的背景內涵

學習型組織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管理理論和實踐中發展起來的一種全新的、被認為是新世紀管理新模式的理念。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因提出“學習型組織”而被美國《商業周刊》譽為“當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師之一”。

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指出：“所謂學習型組織，是指通過培養彌漫于整個組織的學習氣氛、充分發揮員工的創造性思維能力而建立起來的一種有機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續發展的組織。這種組織具有持續學習的能力， 具有高于個人績效總和的綜合績效。”馬恰德（Marquadt） 指出：“系統地看，學習型組織是能夠有力地進行集體學習，不斷改善自身收集、管理與運用知識的能力，以獲得成功的一種組織。”沃特金斯和馬席克認為：“學習型組織就是通過不斷學習來改革組織本身的組織。學習在個人、團體、組織或組織共同體中產生。學習是持續性的，并可以戰略性地加以運用的過程，而且可以統一到工作中或者跟工作同時進展。學習不僅導致知識、信念、行動的變化，還增強了組織的革新能力和成長能力。

2 學習型組織的基本特征

（1）學習型組織的組織成員擁有一個共同的愿景。共同愿景促使組織成員朝一個共同的目標邁進。在學習型組織中，組織成員學習是組織開展工作和發展的需要，組織正是通過其成員個體的不斷學習、進步而獲得組織整體進步、發展的。

（2）學習型組織善于不斷學習。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這一過程包含四個“強調”，即：強調“終身學習” 、強調“全員學習” 、強調“全過程學習”和強調“團體學習”。

（3）學習型組織的成員善于自主管理。學習型組織理論認為，“自主管理”是使組織成員將工作和學習緊密結合的方法。通過自主管理，組織成員可以自己發現工作中的問題，自己選擇伙伴組成團隊，選定改革、進取的目標，進行現狀調查，分析原因，制定對策，組織實施，檢查效果，評估總結。

（4）學習型組織的特點――扁平化。扁平化組織的特點是管理幅度大，管理層次少，這樣的組織有利于基層人員的成長。由于組織結構扁平化，在組織中上下級的信息傳遞快，管理層次少，信息失真少，決策的速度快，決策能迅速形成。在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中，建立學習型組織有利于節省管理費用開支。

（5）學習型組織由多個創造性團隊組成。由于學習型組織的管理權力下放到每個團隊，團隊是最基本的學習單位，組織的目標是由團隊來間接達到的。因此，學習型組織由多個富有創造性的團隊組成。

（6）學習型組織重視文化開放和系統思考。學習型組織建立了新的學習模式，有開放的文化，也重視開發系統的思考能力。在學習型組織中，一方面，組織成員彼此接納，坦誠相見，相互信任，相互學習，分享所得的信息及結論；另一方面，學習型組織用系統的思考和整體觀看待問題并解決問題，幫助組織的領導者和其他成員重新審視組織價值觀念和組織文化，更全面地分析組織內部和外部的環境，增加組織對于外部環境挑戰的能力，促進組織的持續發展和創新。

（7）學習型組織中領導者的新角色。在學習型組織中，領導者是設計師、仆人和教師。領導者的設計工作是一個對組織要素進行整合的過程，而不只是設計組織的結構和組織政策、策略，更重要的是設計組織發展的基本理念；領導者的仆人角色表現在對實現愿景的使命感；領導者作為教師的首要任務是界定真實情況，協助成員對真實情況進行正確、深刻的把握，提高成員對組織系統的了解能力，促進每個成員的學習。

3 學習型組織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

3.1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以人為本”，注重主體意識

彼得•圣吉談到他的理念與上一代思想家的區別時指出，他的研究與別人的不同之處，就是承認改變自己的關鍵在于自己，組織不可能根本改變一個人，能改變的僅是人的思考與互動方式，這就是人的主體意識的回歸與深刻反省。

“以人為本”是中國儒家管理思想的標志，孔子的價值取向是以人為貴的。孟子也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斷。荀子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與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中國的傳統哲學強調“天人合一”，發揮主體意識以便與“天”一致，這是精神境界的升華與完善。

3.2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自我修煉、自我管理

學習型組織強調人的不斷自我修煉、自我管理、自我超越。人們不斷擴展他們創造生命中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 從個人追求不斷學習為起點， 從而形成組織學習的精神。

把人看作主體，強調其內心的修煉、超越、升華，這一點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有云：“君子務本”，從管理學的角度理解，這個“本”就是要充實個體修養。“克己復禮為仁”，克己，自我克制，亦即自我管理；復禮，履行禮節，同樣代表自我修煉， 自我約束。孔子對這種自我修煉、自我管理的境界，甚至用“仁”來稱許，充分證明了這種自我修煉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

3.3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注重團隊精神，強調集體主義的重要性

集體主義對組織學習至關重要，團隊學習是學習型組織五項修煉的重要內容，它是組織學習最為有效的學習單位。學習型組織認為組織競爭能力的提高，關鍵在于團體智慧的提高。為什么個人的智商在一百二十以上，而整個組織的智商只有六十，原因在于傳統的組織把團體看成一些個人簡單組合，而沒有真正發揮整體組織團隊學習的威力，故而學習型組織特別強調團體學習的修煉,要求不斷通過演練，提高團隊學習的技巧，提高整個組織的智商。

《論語》中有“禮之用，和為貴”。《孟子》中則寫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同時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荀子也指出，“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推崇的就是以大家庭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論斷。

3.4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注重整體觀念與系統思考

系統思考是五項修煉中的核心法則。學習型組織要求將管理者的直線思維方式轉變到系統的思維方式上來，不能把一切事情的發生歸結為簡單的因果關系，并非一切都是可預測、計劃、組織和監督的，應該考慮到事物運行中的動態性和不確定性。

《周易》將六十四卦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分層次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天、萬物、人類社會、自然界意識形態便是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的復雜系統。中國傳統文化追求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把天、地、人看做統一的整體，以“天人合一” 、“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為最高境界。由于在一個系統中，不同的部分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就要求人們在考慮問題時，必須進行綜合考慮。要把具體問題放到系統中去，視其在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出具體的處理決定。由此可見系統思考、整體觀念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所在。

3.5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無為而治”

學習型組織是一種“地方為主”的扁平組織，決策權向下層組織轉移。所以，學習型組織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有機管理”。學習型組織中主要是通過學習來控制下層，而不是靠復雜的管理系統。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質、加強反思與團隊學習能力，以及發展共同遠景和共同承擔企業復雜課題的能力。下層組織經過五項修煉可以到達地方自主、協調一致，從而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無為而治”。老子在《道德經》中稱“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在，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為無為，則無不治”；“為無為，事無爭”，“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老子所講的“無為”是達到“無不為”、“無為治”這一目的的手段。無為不是拱手默坐，無所作為，而是循道而為，發揮人的主觀努力，達到無所不為的目的。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玄宗的開元之治都是“無為而治”的典范。

3.6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不斷的學習

學習型組織強調終身學習理念。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在這種終身學習理念的推動下，學習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學校只是學習的一種場所，人的一生無法區分“教育階段”和“工作階段”，以大教育觀念在全體社會成員中開展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強調活到老，學到老，溫故而知新。

3.7 學習型組織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學習型文化主張組織與環境的適應。一般來說，一個組織不能去改變它所面臨的環境， 而被動屈從于環境將意味著組織的淘汰。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組織只能通過不斷的學習和持續的變革才能適應環境，達到與環境和諧的狀態。能夠保持領先，甚至是基業長青的企業，如 GE、微軟等，它們都是善于學習、能適應商業環境、與環境和諧共處的優秀組織。

中國文化以重和諧為重要特征。天人合一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理念。天，天理，天道，即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人，人性，人道，即人類社會活動的實踐。合，即和諧、協調。天人合一的理念放棄了物我之別，主張物我之間親密無間，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中國文化這種既不主動征服自然，也不被動接受外部環境的和諧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命題中得以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參考文獻

［1］羅伯特•B•登哈特等著，趙麗江譯．公共組織行為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與祖國同行范文3

[關鍵詞]新疆少數民族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語言能力體系；網絡培訓平臺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3）12-0114-04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3.12.022

一、模型構建的必要性

目前，依靠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培訓工作水平顯著提升，但培訓教師數量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水平低等“一缺兩低”現象仍普遍存在。以新疆為例，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培訓存在著覆蓋面較窄、培訓時長較短、培訓內容單一、培訓成本較高等問題。

在培訓方式上，目前新疆地區培訓主要依靠傳統課堂培訓實施，存在培訓人數、培訓時間和培訓成本的限制。根據教育部語用司提供的信息，當前新疆地區少數民族教師為144780人，具備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的教師為18342人，僅占總數的12.7%。約68.7%的雙語教師三年未參加過培訓，參加新疆地區以外培訓機會更少；三年時間內人均培訓時間僅4.19個月。教師接受培訓的機會、培訓層次和時長很不樂觀。

在培訓內容上，目前更多集中在教學法、普通話等內容上，無法使受訓教師形成完整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曾煜認為“受傳統課程觀念及基礎教育現有課程體系的影響，教師培訓集中圍繞國家課程的教學要求展開，不僅不適應教師多樣化的學習要求，更不適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的實際需求。”

隨著現代教育技術的發展，以網絡為依托的遠程教育技術有了長足發展，解決了傳統課堂培訓的部分不足。但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培訓的網絡平臺仍處于起步階段，且依然存在培訓內容單一、培訓體系不夠完善等問題。

基于以上不足，本文嘗試構建了一個五位一體的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體系，并在此基礎上設計了新疆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網絡培訓平臺。

二、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網絡培訓模型構建

目前，關于“語言能力”的內涵，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理解。1965年，喬姆斯基提出“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認為語言能力是由原則系統和語言知識體系構成；海姆斯則提出了相對立的“交際能力”，認為交際能力可以理解為對潛在語言知識和能力的運用。邁克爾·康納爾認為，交際能力包括語言能力、社會語言一社交能力、語言策略（應付能力）能力、話語能力等四個方面。李宇明認為，“討論公民的語言能力，不能僅僅停留在認字多少、字寫得美觀與否、背了多少詩詞古文這些層面上，還必須考慮語種能力和現代語言技術的應用能力”。楊亦鳴等對教師口語語言能力體系進行了分類與闡述。

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的培訓中，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內涵的理解比較籠統和模糊，層次感弱，方向性不強。定義語言文字能力體系不能割裂語言知識和語用能力之間的關系，只有把內化的語言知識外化到實際運用中，才能構成完整的語言能力體系。本文認為，完整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體系應是一個包括政策法規能力、基礎語言能力、教師語言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和藝術語言能力五位一體的完整結構：

對于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首先應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相關的法律法規，其次必須具備基礎語言能力，同時還應具備從事教師職業所必需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即教師語言能力。此外，教師作為社會人，應具有在社會交際時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即社會語言能力。教師還應具備適當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藝術表達和藝術欣賞的能力，即藝術語言能力。

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國家通用文字能力體系的底層是“政策法規能力”。即能準確把握和理解國家政策法規中與語言文字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標準，包括國家頒布的語言文字法律法規、少數民族地區頒布的法律法規，以及其他地區及行業系統頒布的相關語言文字法律法規。

第二層“基礎語言能力”。其核心指公民履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所賦予其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權利的能力，即學習和使用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能力。此外，還包括正確使用標點符號、漢語拼音和數字的能力。

第三層是“教師語言能力”。教師的職業語言是教師實施教育教學等工作最基本、最常用和最重要的工具。根據教學和教育的不同目的，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應具備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課堂教學和校園教育的語言能力。此外，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也應具備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從事與教學、教育相關的其他學校工作語言的能力。這些工作一般包括與全國其他地區教師之間的工作交流、在學校和領導及同事之間的交際，以及對民族學生進行心理疏導、就業指導等。

第四層是“社會語言能力”。指在社會交際過程中，交際雙方為了溝通和交流的需要，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交流信息、表達思想、溝通感情的能力。主要包括兩大類，第一類為日常社會語言能力，這包括在待客、宴請、打電話等日常社會情境下所應具備的語言能力：第二類為特定社會語言能力，主要是指人們在特定交際場合中，為了達到某種特殊目的時應具備的語言能力。如面試、談判等特定場合中的語言能力。對于新疆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而言，具備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社會交際的語言能力，不僅是提高其自身技能的需要，更是對學生進行“言傳身教”，培養學生人格素養。

頂層是“藝術語言能力”。藝術語言能力處于語言能力體系的最高層，少數民族雙語教師應具備適當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朗誦、演講、辯論、播音主持等語言藝術鑒賞和語言藝術表達的能力。藝術語言一般具有極強的審美價值，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可以運用藝術語言來表現和傳達自己的審美感受和審美理想，而學生則通過藝術欣賞來獲得美感，并滿足自己的審美需要，加深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感知，增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的效果。

三、網絡培訓模型設計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學習者是學習的主體，教育為學習者提供現實世界的模式，這一模式涉及儲存信息的內部系統，而信息是通過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獲得的。學生不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而是積極的信息加工者（Bruner.J.S，1962）。這一理論是現代遠程教育的基礎，對網絡培訓平臺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者通過網絡構建的“現實社會”的模式，依據自身個性進行相應的意義構建，既可以發揚傳統教育的精華，又能融合現代教育技術的優勢。基于此，構建了少數民族雙語教師語言能力培訓平臺——“新疆雙語教師語言能力培訓I網”（http：//）。

1.網絡平臺架構

本平臺基于Windows系統，利用PHP（Hypenext Preprocessor）語言，以MySQL作為后臺數據庫進行開發，并使用PHP類CMS系統——織夢內容管理系統（DedeCms）進行網站的維護和管理。平臺采用B/S結構，學習者在客戶端上無須任何專門軟件，使用瀏覽器向Web服務器提出請求，服務通過中間組件與數據庫鏈接，把請求服務的教學內容以Web頁面形式通過瀏覽器反饋給學習者。

本培訓平臺的總體架構可分為五個層面：（1）導航。包括欄目導航、學習內容導航、網站功能導航等；（2）操作界面。操作界面是學習者使用本培訓平臺進行學習的接口；（3）網站功能。包含使用本培訓平臺可實現的各項業務功能，如：學習管理、模塊管理、系統管理、資源管理等；（4）軟件基礎架構。包含技術框架、服務引擎等；（5）網絡服務。包括平臺培訓服務的穩定性和數據存儲的持久化。

2.網絡平臺設計

本網絡平臺根據已有模板進行設計，以綠色作為網站的主色調，并且始終保持整體風格的一致。包括結構設計、界面設計、導航設計、交互設計等。

（1）結構設計。根據培訓內容，本平臺分平臺首頁、教學模塊、子模塊三大層級：

（2）界面設計。界面設計包括平臺首頁界面設計、子模塊界面設計和具體學習頁面界面設計。

首頁界面設計可以清晰地展示知識的結構，引導學生圍繞教學目標進行高效地學習。首頁展示的各欄目板塊使學習者能夠迅速把握不同方面的學習內容，充分利用網絡平臺的特性，減輕學習者的認知負擔。本平臺對各模塊對應欄目的位置、比例等進行分解設計，突出培訓內容。

子模塊界面的布局與整個培訓模型的布局相協調，每個模塊的右側均有一個導航圖和幾個與各部分內容相應的導航條。導航圖始終采用綠色加框字體顯示，和整個網絡平臺風格一致，同時視覺上產生凸顯的效果。

學習頁面的界面展現的形式包含各種圖片、表格、動態圖像與文字等，賦予其豐富多彩的顏色。學習頁面的界面重在加強界面的氣氛、增加吸引力、突出重心、提高美感等。

（3）導航設計。本平臺的導航采用漢語和維語雙語對照形式展示，方便新疆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的使用。首頁各模塊導航條設置在頁面主體的上方，醒目大方；各模塊的右側還設計了子模塊導航，方便在不同類型的學習內容之間切換。

（4）交互設計。本平臺每一項學習內容的末尾均設置了評論框，學習者可以對學習效果進行反饋，也可以提出意見、建議及學習中遇到的問題。根據學習者的反饋，本平臺將不斷完善培訓內容和網站框架。

3.模塊設計

根據本文建構的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體系，結合新疆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師的特點，模型設計包括以下六個模塊：

（1）語言文字政策法規模塊：著重介紹政府針對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的各項語言文字政策與規范（如《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語言文字規劃綱要》《中國少數民族漢語水平等級考試大綱》等），并通過鏈接簡介其他法規與文件。該模塊在結構上通過合理的導航設置進行頁面交互，內容上設置包括選擇、填空等題型的練習專題，加強學習者對政策法規的掌握。該模塊基于“材料驅動”理論，以教學素材輸入為主，使學生掌握國家、地方及少數民族相關的語言文字政策法規、憲法及其他法律中語言文字相關的規定。

（2）基礎語言能力模塊：包含普通話、標點符號和數字、規范漢字三個子模塊。“普通話”子模塊介紹普通話發音、漢語拼音規范使用、語音的規范化等；“規范漢字”子模塊介紹漢字、現代漢字結構、漢字書寫和漢字書法等；“標點符號和數字”子模塊介紹標點符號和數字的規范用法。“基礎語言能力”模塊基于建構主義結構性知識理論進行構建，以文本與圖片呈現為主。喬納森（1999）認為，結構性知識是指規范的、擁有內在邏輯系統的、從多種情境中抽象出來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普通話語音、標點符號、數字等內容屬于抽象的、去情境化的結構性知識范疇，在網絡平臺中應將其文字化、圖表化、動態化，通過多媒體手段使抽象概念生動化。

（3）教師語言能力模塊：包括課堂教學語言、校園教育語言、學校工作語言三個子模塊。“課堂教學語言”模塊介紹導入語、講授語、過渡語、提問語、總結語等課堂教學過程中所使用的工作語言；“校園教育語言”模塊介紹溝通語、說服語、勸導語、啟迪語、暗示語、激勵語等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及行為規范教育時所使用的工作語言；“學校工作語言”模塊介紹進行家訪時與學生家庭成員談話交流，召開家長會議時與學生家長談話交流，接觸領導、同事時與領導、同事談話交流等教師完成學校工作時使用的語言形式。

（4）社會語言能力模塊：介紹日常社會語言和特定社會語言。包括待客語言、宴請語言等一般社會語言以及面試口語、談判語言、營銷語言等特殊社會語言。

（5）藝術語言能力模塊：介紹藝術語言理論及誦讀、演講、辯論、主持的內涵、類型、技巧等。

建構主義理論強調情境下學習能讓學習者在已有認知結構中的經驗同化所學知識，“教師語言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和“藝術語言能力”三個模塊利用音頻、視頻、圖片進行情境設計，將抽象知識與情境相結合，在交互中實現教學目標。

（6）語言能力測試模塊：提供中國少數民族漢語水平等級考試、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普通話水平測試（PSC）等相關考試的培訓材料和測試材料，為學習者提供自我檢測和考試培訓的平臺。

以上六大模塊基于建構主義理論進行構建，以學習者為主體，突出個性化的自主學習及以問題為核心的驅動學習，通過學習者與情景的互動，使其能有效加工網絡培訓模型的信息，提高學習的效率和效果。

與祖國同行范文4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來，媒體上涌現了眾多的“地震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民眾對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生命價值的追索。從詩與史的關系出發，本文描述的正是當前“地震詩歌”的價值蘊含，即其中表達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

【關鍵詞】 “地震詩歌”；苦難敘事；“人民性”；國族認同：詩史互證

如何重建詩歌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精神關系，這是困擾當代詩歌甚至是整個新詩史的問題。對于當下的詩歌寫作而言，當詩歌（文學）“絕望地回到文學自身”之后，我們又如何讓詩歌（文學）“重返”時代和社會，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或理論問題了，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寫作態度和價值訴求的問題。

自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媒體上涌現出了許多的相關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詩人及民眾對大地震所帶來的災難、中華民族面臨的苦難考驗的哀傷和追索。一方面，有論者認為“大地震震出了一個復蘇的詩歌界”，地震“引發了全民詩歌熱潮”，另一方面，也有論者認為，這些詩歌作品具有大眾化、口語化、即時性甚至是“戰時性”的特點，并不具有特別的“藝術水準”。

這些不同評價都涉及到了“地震詩歌”[①]的藝術價值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但都未能充分呈現“地震詩歌”所表達的價值訴求。“地震詩歌”也會為時間和歷史（或者某種“文學史”）所選擇和清理。基于這些考慮，本文并不是要從詩歌（內部）藝術的意義上來討論“地震詩歌”這一文學事件，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關系，也即是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描述其價值蘊含。在本文看來，“地震詩歌”中所蘊含的民族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意義指向正是其價值表征。從這一角度來看，盡管作為一種“戰時性”（暫時性）的詩歌現象而且頗多雷同化的傾向，“地震詩歌”仍然為當代新詩寫作如何“重返”時代和社會提供了一種深刻啟示。

一、價值的關聯：地震與詩歌

僅以2008年6月號《詩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災”詩專號為例，關于5·12大地震的詩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民族國家主體性等諸多內容，其他媒體上涌現的詩歌作品也同樣在這些層面上多有表現。諸如李瑛《生命的尊嚴如此美麗》組詩、商澤軍《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國家的眼淚》、蔣同《國哀：那一朵小白花》、白連春《整整一個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證》、葉舟《祖國在上》以及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寶貝啊，不要沉睡》、《媽媽的呼喚》、《孩子，天堂路上別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著淚水》、《開往天堂的火車》、《爸爸媽媽，別為我們難過》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災的“戰時性”狀態下，詩人和民眾對大地震帶來的災難和民族苦難的哀傷和痛惜，同時也傳達出了一個民族在災難和苦難面前表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團結。

在這里，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就建立起了一種價值的關聯。也就是說，這些詩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僅僅是一種反映關系，其中還存著在一種意義關系。“地震詩歌”一方面記錄了大地震這一民族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蘊含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戰時性”狀態下呈現出來的苦難敘事、“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價值內涵。

如果說“啟蒙”與“救亡”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雙重變奏[③]的話，那么，從整個現代文學史來看，“地震詩歌”則同時兼具了“啟蒙”與“救亡”的歷史主題。大地震及其災難，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民族危亡”的歷史想象，現實的危難從我們的歷史經驗中獲取了苦難的精神內涵。而“地震詩歌”同樣也從文學史（詩歌史）的經驗中獲取了“民族救亡”的寫作動力。從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這被暴風雨打擊著的土地”[④]的歷史圖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⑤]了的歷史形象。“地震詩歌”仿佛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在對現實災難和民族生存苦難的觀照中，我們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間、艾青等人歌唱的時代，同時又回到了“中國新詩派”和“七月詩派”等人沉詠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詩歌”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文化事件，在現實的語境（自然災難與民族苦難）中獲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與精神啟蒙的意義。

可以說，在對地震災難、人性磨難和民族悲愴的苦難想象與敘述中，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交織著生命、死亡、苦難、大愛與民族精神的繁復旋律，這些繁復旋律正演繹著“啟蒙”與“救亡”的復調敘事，而非一種聲音壓倒另一種聲音的“雙重變奏”。因此，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看，并在價值和意義的維度上進行考察，“地震詩歌”既體現出了關于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同時也蘊含著一種民族國家的集體情感和認同。作為自然災難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難和價值重塑的意義和功能，詩歌對苦難的書寫加強了現代新詩“人民性”的文學品質，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國族和身份認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與詩歌再次確立了“詩”與“史”的關系，并締結了多重的意義關系。“地震詩歌”的出現既是對難以抗拒的自然災難——大地震的歷史書寫，也是對隱秘的民族心靈史——國族認同的一種情感（文學）呈現。

二、題旨一：災難考驗與“人民性”

當下的“地震詩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大地震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及考驗，以及國家和人民抗震救災的信心和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性”是“地震詩歌”的基本情感和價值意向。在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單純的政治和階級含義，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情感、經驗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災——“民族救亡”的歷史時期，“地震詩歌”體現出的這種“人民性”的文學品質，既是現實的呈現，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匯集。

從眾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詩歌的抒情主體再一次回歸到時代的“大我”。如《這時候——寫在5.12四川汶川震災之后》：“當十三億同胞伸出了溫暖的手/當淚水打濕了一張張善良的面容/這時候，我們挺直了滄桑的腰板/我們昂起了高貴的頭顱——/為了抵抗這無法避免的天災/我們變成了熱血沸騰的英雄 /這時候，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國的強大”。在這樣的詩歌里，抒情主體“我”和“我們”并不存在什么情感、價值、觀念和意圖的差異，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地震災難和民族精神進行反復的敘說。在詩歌里，“我”是作為一種視點而存在的，而“我們”才真正是詩歌情感擴張的輻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體。因而，作為詩歌敘述者的個人和作為詩歌抒情主人公的集體——“我們”、“十三億人”在這里達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統一性。再如一首《我們的心——獻給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詩歌”中頗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們”進行詩歌的抒情和敘事:

我們的心朝向汶川/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讓我們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淚/夜，很安靜/往日的喧囂也緘默了言語/儼若戰后的城市/荒蕪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滿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樓道里的死亡氣息/埋沒了花草昨日的鮮艷/掩埋了螟蟲昔日的笙歌/飛鳥也遠離了故土/不忍視/汶川流淚/四川流淚/中國流淚

自然災難的考驗和民族國家的精神力量在這里匯集了。正如詩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愛這土地》所描繪的歷史圖景和民族苦難一樣，國家和民族正面臨著災難的考驗，詩歌抒情主體也轉變成為一個時代的歌手，傳達出了一個集體的聲音。“故土”、“家園”、“戰后的城市”和“災難”等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種精神的意義，而“我們”則成為“地震詩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說，詩歌抒情主體的包容性使“地震詩歌”不僅僅起著一種集體代言的作用，而且還有效地傳達出一種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詩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顯現，使得詩歌再一次恢復了它應有的功能。

書寫民族的災難和民族的重生是這些“地震詩歌”最基本的意義傾向。其他相關作品如郭文斌《中國，你為什么淚流滿面》、劉繼明《哀悼日》、魯文詠《地泣與國殤》等作品都直接書寫了民族和國家在面臨地震災難時的艱難和信心。這些詩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對災難和苦難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現“人民”和“人民性”的時代主體。因此，重塑一種新的時代主體和主體精神也是“地震詩歌”最普遍的主題之一。作為當代新詩的核心命題，“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詩歌”里被再次激活。

當代詩歌在經歷了“政治抒情詩”、“朦朧詩”、“第三代詩”、“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后，作為一個詩學話題，詩歌的抒情主體從“大我”“回歸”“小我”已經為當代詩歌史所確認，但我們會發現，當下詩歌寫作的思想和審美空間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如何在現代詩歌寫作中重新恢復“我們”——另一種抒情主體的價值和權利，或者如何在表達個人體驗的同時融入民族國家的情感和命運的內容，這是在當下詩歌寫作中一直被忽略的問題。在這次大地震和“地震詩歌”事件中，詩人們及民眾暫時放棄了理論上的成見和分歧，災難、苦難、生命與愛、國家與民族成為當下詩歌的共同話語，這也許正寓示著詩歌寫作應有的一種品質和良知：“我們”如何表達“人民”與“人民性”？

“地震詩歌”作為一種現象，它給我們的啟示恰恰在于：詩歌與時代和社會的關系同樣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的詩學命題。當“地震詩歌”讓“我們”重新成為詩歌的抒情主體時候，一個新的歷史主體也復活了。因此，可以說，作為歷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詩歌，作為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也在激活詩歌的主體——“人民性”。從“地震詩歌”的寫作者來看，眾多“非專業”作者的參與也為當下詩歌寫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正如批評家謝有順在評價“地震詩歌”時所說，“詩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眾人，面對現實；他寫的作品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這個時代肝膽相照。”[⑥]當“我們”成為當下詩歌的主人公時，詩歌、詩人、民眾與國家民族、時代和社會才再次達成了情感和價值的溝通。因此，“地震詩歌”所展現的“人民性”，給我們當下的詩歌寫作呈現了一種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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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旨二：苦難敘事與國族認同

對苦難和災難的“歷史化”書寫也是“地震詩歌”的基本題旨之一。對“歷史”（現實）的“歷史化”敘述是建構一個國家和民族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盡管大地震依然是我們當下的現實，作為一種“戰時性”文學表現手段，“地震詩歌”則已經提前將大地震“歷史化”了。在對大地震的“歷史化”書寫中，“地震詩歌”容納了“苦難”敘事的成分，甚至帶有某種民族寓言和神話的特征。在許多“地震詩歌”的敘述里，大地震給我們帶來的苦難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一種歷史記憶。也正是這種集體的“苦難記憶”成為我們國族身份認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們共同經歷的歷史，苦難是我們共同經歷的苦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已成為建構和強化我們國族身份認同的歷史敘事。

如在媒體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一詩這樣寫到：“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媽媽怕你碰了頭/快抓緊媽媽的手/讓媽媽陪你走//媽媽/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見你的手 /自從倒塌的墻/把陽光奪走/我再也看不見/你柔情的眸……”在這樣的詩性言說里，個人作為敘述者，在對苦難的敘述中，容納了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體驗。“媽媽”和“孩子”穿越時空和生死界限的對白，將苦難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禱告。苦難讓我們反觀和照亮現世的生存。再如《開往天堂的火車》一詩，是將生命與死亡、告別與歸家、苦難與幸福表現得最讓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有一條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們的告別乖得沒有一點聲響/我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孩子/變得像大人一樣堅強/他們行將離去的站臺/也不再需要爸爸媽媽與奶奶的/送行//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會穿過一片鮮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們來自神靈的家鄉

這些作品從苦難、人性的角度將災難、生命的罹難和死亡作為生命的歸宿的敘述，對大地震帶來的“苦難”進行“歷史化”的書寫。“火車”、“告別”、“站臺”、“天堂”和“家鄉”等種種意象都無不意味著生命的歸宿和幸福。這樣的苦難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審美化的傾向，災難、苦難和死亡被賦予了一種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某種神話和寓言的意義功能。

在這些充滿“個人化”的苦難敘述中，苦難已不僅僅是個體和生命、死亡的意義關系，而是已經成為我們每一個閱讀者的苦難記憶。“告別”與“歸家”、“離開”與“尋找樂土”的意義結構是詩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話寫作”的基本模式，而這一類“地震詩歌”則在這一向度上體現了生命、人性與苦難的意義關系。應該說，這樣的苦難敘事是非政治意識形態的，它們所表達的是苦難和對苦難的意義追索。“誰點燃了這燭。并且，讓燭光成了中國鋪滿陽光的午后最痛的傷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寬仁的手指/就著厚厚的黃土與淚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燭光擊中，然后/碎了……”（龔學敏《汶川斷章》）在這樣的苦難敘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燭光”等意象實現了跨越歷史時空的碰撞，地震災難與民族傳說一起呈現了人性、生命、個人和民族國家共同的心理原型，這種“神話寫作”恰恰是有關人性和苦難的，這里面容納的意義和價值正隱藏著一個民族國家潛在的精神結構。

與苦難同時傳達出來的，還有關于愛的內容。苦難與愛作為詩歌（文學）寫作中的一種原型或母題，同樣在大地震這一歷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現的空間。許多“地震詩歌”直接以愛為題，將自然的災難、人性的苦難以及生命救贖等復雜的情感體驗融合到一起。苦難、愛與生命本身結為一體，苦難因此而多了一層悲憫的宗教色彩，愛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為一種“大愛”。地震災難帶來的“恐懼與顫栗”背后是對苦難的擔當和愛的力量。有詩句這樣寫到：“這不是詩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個死難者的聲音/此刻醒來，就要永遠醒來/因為我們還在經受更為嚴重的災難/它來自我們自身，來自陰謀和戰爭/來自掠奪、殺戮、膨脹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還來不及發現/靈魂已離去好多年……”（東蕩子《來不及向你們告別》），還有詩句這樣表達了對苦難和愛的悲憫：“當我寫下/悲傷、眼淚、尸體、血，卻寫不出/巨石、大地、團結和暴怒！/當我寫下語言，卻寫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漁《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在詩人的話語敘述里，有對自然、苦難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卻家園的悲傷，也有對自我的責問，苦難與愛被賦予了懺悔和救贖、生命歸宿與精神家園的意味。

盡管這些詩歌作品帶有強烈的“個人化”和“神話寫作”寫作的痕跡，但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詩歌作品仍然從“個人化”的苦難記憶里表達了一種集體的苦難歷史。很多“地震詩歌”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將“我”或“我們”這一詩歌的抒情主體導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國人”，正如有一首詩這樣寫到：“此刻/我們都是汶川人/我們都是四川人/我們都是中國人”，“汶川人”與“四川人”作為一種地方性情感、知識和經驗的主體，在“地震詩歌”里則獲得了更高的意義，作為詩歌的抒情主體，它正是一種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個更大的主體性——“中國人”。其他詩歌如《國家的眼淚》、《國哀：那一朵小白花》、《14時28分的祖國》等作品則直接從時代“大我”的角度展開了對民族苦難記憶的“歷史化”書寫。

“歷史化”意味著對記憶的整理，記憶則保存一個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對地震與災難、生命與死亡、苦難與幸福、愛與擔當的“神話寫作”中，詩歌的抒情主體、國家、政府、社會和民眾已經結成為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的苦難敘事，強化或者凸顯了一直隱藏于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心靈深處的身份認同。

四、詩史互證：苦難記憶及其意義

隨著災難的過去，“地震詩歌”的熱潮也會逐漸趨于平淡，“地震詩歌”作品也會經由時間的選擇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與過去的幾次詩歌事件（如“梨花體”等事件）決然不同，這一次的“地震詩歌”事件則激活了“詩”與“史”的互動關系。地震與詩歌發生意義的碰撞，也正是“詩”與“史”實現價值傳遞的歷史契機。在“地震詩歌”熱潮中，凸現出來的是“史”的意義，而“詩”的意義則已經退居其次。對于我們而言，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傷痛，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則讓我們在災難考驗和苦難記憶中看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國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質。關于大地震的苦難敘事讓當代詩歌寫作尋找到自我升華的機會，也讓我們從詩歌寫作和歷史敘事中看到一個人、一個民族隱秘的心靈史。這也許正是“詩史互證”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這也正如謝有順所評價的那樣，“這（地震詩歌）至少可以給我們帶來兩點啟示：一是它向我們重申了詩歌和情感之間的永恒關系；二是詩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詩人要重新尋找詩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領域說話的有效方式。國難過后，未必就會出現詩歌繁榮的景象，但這一次的詩歌勃興，為詩歌重返現實敞開了新的可能性。”[⑦]詩歌與時代和現實的意義關系，同時也意味著詩人對時代的態度或價值取向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地震詩歌”既體現了現實對詩歌的情感激發，也體現了在長久的“個人化”寫作之后，詩歌對介入現實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為一種文學事件，“地震詩歌”現象已超越了單純的詩學（詩歌文體）理論的闡釋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地震詩歌”寫作也是“組織中國‘歷史’的過程，是一種對‘歷史’的寫作”。[⑧]因此，在文學史的視閾中，“地震詩歌”則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啟示，即“詩”與“史”的辯證關系及其意義給我們當下詩歌寫作提供的可能性。“詩”與“史”的互證，以及其中容納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價值因素為我們正確認識詩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論的和歷史的依據。

[①] 作為一種描述和概括，“地震詩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的題材和內容而言的，尚未成為一個詩學概念或文學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關作品來源于《詩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網”及其他網絡媒體，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③]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參見李澤厚：《中國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頁。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詩作《我愛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詩作《贊美》。

[⑥] 參見《南方日報·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與祖國同行范文5

[關鍵詞] 雙水平無創正壓通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Ⅱ型呼吸衰竭；臨床效果

[中圖分類號] R563.9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5）14-183-03

Effect of 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 on chronic obstruction pulmonary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type Ⅱ respiratory failure

LAO Jinbo LIU Hui ZENG Yunping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Zhanjiang City Second Hospital， Zhanjiang 524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 （BiPAP） 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complicated with typeⅡ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54 patients with COPD complicated with type Ⅱ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27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27 patients）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used noninvasive BiPAP ventilation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rapeutic effect， the result of blood gas analysis and vital sig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blood gas index， heart rate and respiratory frequency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hor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BiPAP is safe and effective o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COPD complicated with type Ⅱ respiratory failur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use.

[Key words] 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ypeⅡ respiratory failure； Clinical effect

Ⅱ型呼吸衰竭，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常見并發癥，是COPD發展到嚴重階段的表現，臨床發病率高，病情復雜，會引起多器官損傷，病死率高。由于病情輕重、緩急不同，且受機體代償情況及治療措施等影響，可出現多種類型酸堿失調及生命體征的變化[1]。近年來，雙水平無創正壓通氣（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BiPAP）廣泛應用于臨床中，使COPD的治療取得突破性進展[2]。為了進一步評價BiPAP治療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的臨床應用價值，本研究對54例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進行病例對照研究，對不同治療方法的效果進行對不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9月～2013年12月在本院呼吸內科住院的 COPD 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54例，所有患者均符合2007年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制定的COPD 急性加重期診斷標準和Ⅱ型呼吸衰竭的診斷標準，其中男28例，女26例，年齡55～90歲，平均（69.7±9.2）歲，病程2～26年，平均（12.20±5.84）年。排除伴隨有嚴重心律失常、心肌梗死；意識和精神障礙；合并有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及糖尿病；以及拒絕行BiPAP治療患者。

將所有的患者隨機納入觀察組和對照組， 其中觀察組27例，男13例，女14例，年齡55～90歲，平均（70.7±9.4）歲，病程3～23年，平均（12.41±5.21）年；對照組27例，男11例，女16例，年齡57～90歲，平均（68.7±9.1）歲，病程2～26年，平均（12.00±6.50）年。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和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常規的內科基礎治療，包括對癥治療和支持治療（如吸氧、利痰止咳、控制感染、糾正酸堿平衡和營養支持等）。觀察組患者在常規內科基礎治療的基礎上加用BiPAP無創通氣輔助治療，選擇合適的口鼻面罩，選用S/T通氣模式，呼吸頻率為每分鐘16～18次，吸氧濃度為35%～50%，初始吸氣壓力（IPAP）為12cm H2O，并在較短時間內升至16～20cm H2O，呼氣壓力（EPAP）為4～6cm H2O，外周血氧飽和度維持在90%以上，每次通氣時間不少于2h，每天3～4次。觀察組患者均適合應用BiPAP，無應用無創呼吸機的禁忌證[3]。此外，對照組還應用鼻導管持續低流量吸氧治療。

1.3 觀察指標

（1）根據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學組制定的療效判定標準，對兩組臨床療效進行對比分析，其中顯效為臨床癥狀明顯改善，血氣指標疾病恢復正常；有效為臨床癥狀有所改善，血氣指標有所改善；無效為臨床癥狀無明顯改善[4]。總有效率=（顯效+有效）/總例數×100%。（2）觀察兩組患者治療效果，根據治療前后血氣分析指標（pH、PaO2和PaCO2） 和生命體征[脈搏（HR）、呼吸頻率（RR）]變化情況，比較其氣管插管率、平均住院時間及病死率。氣管插管指征： 患者出現嚴重意識障礙、嚴重呼吸困難或呼吸停止，pH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錄入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的治療效果比較

觀察組治療后的總有效率為88.89%，對照組治療后的總有效率為81.48%，兩組患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治療效果比較

組別 n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x2 P

觀察組 27 21 3 3 88.89 2.139 0.419

對照組 27 16 6 5 81.48

2.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血氣指標比較

治療前兩組pH、PaO2 和PaCO2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pH和PaO2 均高于對照組，PaCO2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氣指標比較（）

時間 組別 n pH PaO2（mm Hg） PaCO2（mm Hg）

治療前 觀察組 27 7.24±0.07 47.56±4.93 72.00±6.32

對照組 27 7.24±0.09 48.87±4.37 73.75±8.50

治療后 治療組 27 7.37±0.07 78.39±12.77 43.20±9.13

對照組 27 7.32±0.10 70.86±13.87 48.48±8.58

注：兩組患者治療前的指標比較：pH，t=0.368，P=0.714；PaO2，t=1.037，P=0.305；PaCO2，t=0.857，P=0.395。兩組患者治療后的指標比較：pH，t=2.063，P=0.044；PaO2，t=2.077，P=0.043；PaCO2，t=2.191，P=0.033

2.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生命體征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的HR和RR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患者的HR和RR改善程度均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生命體征比較（，次/min）

時間 組別 n HR RR

治療前 觀察組 27 103.26±6.37 30.93±2.72

對照組 27 104.26±5.93 30.00±3.50

治療后 治療組 27 90.93±9.72 22.89±4.32

對照組 27 96.74±11.05 26.22±5.27

注：兩組患者治療前的指標比較：HR，t=0.597，P=0.553；RR，t=1.086，P=0.282。兩組患者治療后的指標比較：HR，t=2.053，P=0.045；RR，t=2.544，P=0.014

2.4 兩組患者氣管插管機械通氣率、病死率、平均住院時間比較

觀察組患者的平均住院時間低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3 討論

COPD患者由于肺部過度充氣，導致呼吸肌疲

表4 兩組患者插管機械通氣率、病死率、平均住院時間比較

組別 例數 氣管插管通氣率

[n（%）] 病死率

[n（%）] 平均住院時間

（d）

觀察組 27 3（11.11） 1（3.85） 14.30±6.88

對照組 27 6（22.73） 3（11.11） 20.81±13.07

x2/t 0.587 1.080 2.292

P 0.444 0.299 0.026

勞，長期作用容易并發呼吸衰竭，引起低氧血癥和二氧化碳潴留，出現Ⅱ型呼吸衰竭[5]。由于老年人呼吸肌功能減退，循環供氧量減少，易導致氧氣的運輸和利用出現障礙，因此COPD 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多為老年人[6]，本次研究的患者平均年齡為（69.7±9.2）歲，也證實了這一點。

常規治療COPD的方法是藥物治療、氧療等，然而長期的循證醫學研究表明，這些常規治療存在效果差、費用高等缺陷[7]。有創機械通氣雖然效果肯定，但其創傷大、并發癥多，易致呼吸機依賴和呼吸機相關性肺炎[8]。無創通氣與有創通氣的區別是無需建立人工氣道，采用無創的方式進行正壓輔助通氣，避免了建立人工氣道所帶來的并發癥，減輕患者的痛苦[9]。BiPAP的優勢體現在通過壓力支持通氣與自主呼氣狀態下持續氣道內正壓通氣的結合形式，可以在短期內提高患者的SaO2，糾正低氧血癥和高碳酸血癥的同時，保留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減輕呼吸能量消耗，不會加重呼吸肌負荷而導致呼吸肌疲勞。此外，BiPAP的高壓有助于COPD患者吸氣時擴張氣道，克服氣道阻力，改善通氣泵功能，提高肺泡氣的氧分壓，促進肺泡中的氧向血液彌散，減少無效死腔氣量；而低壓則起到呼氣末正壓的作用，可對抗內源性呼氣末正壓，防止細支氣管陷閉，改善通氣/血流狀況，使肺泡內CO2 有效排出[1]。BiPAP 還可使回心血量減少，心臟的前負荷和后負荷均得到減輕，增加心肌供氧和供能，減輕心臟負擔和肺水腫，從而改善心功能 [10]。

已有多項研究結果[11-12]表明，運用BiPAP治療COPD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可以明顯改善患者的低氧血癥狀態，有利于患者意識得到恢復，同時，縮短患者住院時間，極大地降低了患者的醫療費用。本次研究也得到一致的結論，在血氣分析和生命體征的指標比較上，觀察組患者的改善程度優于對照組；同時，觀察組患者的住院時間短于對照組，表明BiPAP聯合常規治療能縮短患者住院周期，減輕患者經濟負擔，有效地改善生存質量。但在總治療有效率、氣管插管率和病死率等指標比較上，觀察組與對照組無明顯優勢，可能與本次研究病例數較少有關，有待進行更大規模的研究進一步發掘BiPAP的優勢。

綜上所述，在常規治療基礎上實施雙水平無創呼吸機治療能夠改善血氣分析指標，有效縮短康復時間，有利于患者的恢復，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Ⅱ型呼吸衰竭的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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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祖國同行范文6

關鍵詞：不同壓力空氣波壓力治療儀 下肢深靜脈血栓 腦卒中 預防方案

下肢深靜脈血栓(DVT)常見于下肢，是腦卒中并發癥中發病率較高的一種[1]，癱瘓肢體尤為常見。國外有研究報道，腦卒中患者DVT發病率為30%～40%，血栓脫落形成肺栓塞是DVT最主要的危害，嚴重時可造成患者突然死亡[2]。空氣波壓力治療儀是一種序貫的從踝、小腿至大腿加壓的裝置[3]。儀器是一種非侵入性、無創傷的治療方法，具有漸進性、方向性、累積的“擠出作用”，采用多腔體充氣囊集資進行波浪式充氣、膨脹、放氣，促進淋巴液及靜脈血回流，可達到降低凝血因子對血管內膜的黏附程度及預防其聚集的作用，從而避免血液淤積。另外，該治療方式可通過刺激溶解纖維，增加前列環素，從而達到預防DVT的效果[4]。

研究顯示，空氣壓力波治療儀可改善微循環，能有效增加下肢靜脈排血量及血流速度，稀釋炎性因子，減輕疼痛，改善患者血流高凝狀態，對血栓形成起到有效預防作用。腦卒中患者中的高凝狀態及血管內皮損傷均可給予相應藥物治療[5]，而針對血流緩慢滯留需采取相應的護理措施，解決靜脈回流速度是預防DVT的關鍵方法，故對腦卒中患者使用空氣壓力波治療儀的護理干預，對預防下肢DVT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凌康等建議在使用空氣波壓力治療儀時，選擇空氣壓力80 mm Hg的作為治療壓力，可以達到更好的預期效果，與蔡莉莉等建議使用壓力45 mm Hg不同。為了解空氣波壓力治療儀在不同氣壓下工作，對預防腦卒中患者下肢DVT的預防效果有何不同做出結論，確定空氣波壓力治療儀工作時的最佳治療氣壓，是本研究的目的。資料與方法2018年5月-2019年4月收治腦卒中患者150例，隨機分為觀察組1(壓力30～59 mm Hg)、觀察組2(壓力60～89 mm Hg))、觀察組3(壓力90～119 mm Hg)、觀察組4(壓力120～149 mm Hg)、觀察組5(壓力150～179 mm Hg)，各30例。同時選取常規護理患者30例，作為對照組。

納入標準：(1)所有患者病情較穩定，意識較清晰；(2)經核磁共振成像(MRI)或CT檢查證實均為腦梗死或腦出血病癥；(3)經彩超檢測將深靜脈血栓排除入選之列。(4)全部患者均無氣壓治療禁忌證。

方法：使用空氣波壓力治療儀型號：LGT-2200H。具體操作：連接電源線和充氣氣囊，設置參數包括壓力和時間、模式，將充氣氣囊的拉鏈和搭扣打開，放置于患者癱瘓肢體，調整合適后，將搭扣和拉鏈拉緊，采用周期性充氣加壓方式，充氣加壓時從腳底經小腿、膝蓋至大腿根部序貫加壓，反復加壓、釋壓，加壓間隙5～6 s/次，促進下肢靜脈血液回流。觀察組1(壓力30～59 mm Hg)、觀察組2(壓力60～89 mm Hg)、觀察組3(壓力90～119 mm Hg)、觀察組4(壓力120～149mm Hg)、觀察組5(壓力150～179 mm Hg)，給予常規護理，及時糾正患者高凝狀態情況，入院當天開始使用空氣波壓力治療儀進行治療：利用空氣波壓力治療儀腿套調整患者的雙下肢，將氣壓控制在每組各自不同范圍內，治療30 min/次，2次/d，連續應用10 d。對照組僅給予常規護理。

觀察指標：比較6組患者DVT發生率。

判定標準：利用軟皮尺測量患者的患肢，其大腿周徑測量應于髕骨上緣10 cm位置，而小腿周徑則需以脛骨粗隆下側10 cm予以測量，而周徑發生減少則評定為未發生，而其他情況則視為發生。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結果6組患者DVT發生率比較：在試驗完成后各組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肢深靜脈血栓發生狀況，其中對照組發生率最高，發生率為9例(30.00%)，高于其他5組，觀察組1DVT發生率高于其他4組觀察組，觀察組2 DVT發生率高于3、4、5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3、4、5組DVT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6組患者DVT發生率比較[n(%)]

討論下肢深靜脈血栓在目前臨床上較常見，如果不對患者進行及時治療，則會對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6]。在對患者進行治療時，需不斷改進治療方案，尤其是中心型血栓，如果不對患者進行恰當的治療，各種并發癥的發生率，以及患者生靜脈血栓的復發率會進一步增加。就目前來說，我國國內大多數醫院在進行治療時，選擇的是抗凝+導管溶栓治療，但其中涉及的出血風險依舊是無法回避的一項重要問題，而存在嚴重出血傾向的患者，更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治療過程中多次血管造影會增加患者的血栓治療成本，而采用外科手術直接取栓，又有可能加大患者的手術創傷，使患者的病情更加容易復發[7]。

在對患者進行預防時，將空氣波壓力治療儀應用于其中，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最終的治療效果。空氣波所產生的壓力屬于一種循環壓力，通過設定好的壓力周期反復對多囊氣囊進行充氣和放氣[8]，這樣能使機體受到間歇性和持續性的壓迫刺激，通過這種方式有助于促進血流和淋巴流動，使患者的下肢血液循環得到改善，并且這種治療方案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患者的微循環進行改善，使患者的DVT得到預防。

傳統的DVT預防方式包含穴位按摩、下肢活動以及用藥預防等，但無論是下肢按摩還是用藥操作，均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并且如果護理人員在進行按摩時，對按摩力度把握不精準，無法滿足患者的舒適度要求，這就會導致患者依舊會出現DVT的情況，并且在進行按摩時，護理人員也需要擔負一定的風險，難以達到良好的效果。而即使采用藥物進行預防，由于患者的DVT，運行狀況較為緩慢，所以在進行實際的用藥時，整體的用藥效果也并不理想[9]。機械波壓力治療儀在臨床上屬于一種現代化的物理療法，主要是應用機械方式來替代傳統的人工按摩，在應用過程中主要通過對多腔氣囊進行反復充氣和放氣，能對機體產生逐級的壓力，對于患者大面積的肢體產生擠壓和按摩，這樣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患者血液循環，使患者的動脈灌流量得到進一步的促進，使患者的血液和淋巴管得到優化。將儀器進行加壓，其血流則會加速，這樣就能夠有效預防人體內出現凝血因子聚集的情況，使患者的病情得到進一步的康復[10]。

在本次研究中發現，在進行壓力調整時，將壓力設置為90～119 mm Hg就能獲得較為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礎上繼續增大壓力，并不能夠有助于提高患者的預防質量，但本次研究在開展過程中存在攝入樣本量較少的問題，故而還可以通過增大樣本量的方式來判斷具體的治療和預防效果，探討最為合適的壓力。

綜上所述，在對腦卒中患者進行壓力空氣波壓力治療儀應用時，將壓力設置為90～119 mm Hg即可獲得較好的治療效果，患者的DVT預防效果最為優良，能夠應用于臨床治療工作中具有良好的應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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