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國家安全的發展及網絡時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國家安全是國家調控機制中一個重要因素，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國家安全”也是一個歷史的和發展的概念，其內涵依據一個國家所處時代的不同而發展演變。時至今日，“國家安全”早已由狹義上的強調國家不受外敵入侵的軍事安全擴展為一個廣義的內容豐富的大體系。其內涵是一個由關系到國家與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系統。國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盡可能對不利于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各種國內外因素進行調控，實現國家的安定和預定的國家目標。代表國家的政治實體（政權和政治制度）為了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必須在滿足現代國家特定的內外需求的同時，符合一定的國際行為規范。對外政策是政治實體試圖適應或控制外部環境對內部影響的一系列行動方針或原則，對外政策能否奏效，取決于不同國家在國內治理和對外關系方面發揮效用的能力。從調控和治理之角度來說，國家對外政策是從屬于國家安全戰略的。在美國實現現代化及走向強國和超級強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大力發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軍事。軍事科技又帶動了高科技，進而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是美國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保障其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戰后不斷提高科研經費在財政預算中的比例，持續把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于發展軍事工業。從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繼續大幅度增加。國防在美國的研發費用中占很大比重。戰后美國幾項關鍵性發明，如電子計算機、衛星通信、微電子處理器等，均直接產自于軍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戰時期，“遏制戰略”之父喬治•凱南也認為冷戰競爭主要是在各自內部，即“看誰在解決自己的特殊問題時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軍事手段。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則更加明確地指出，西方國家的命運“完全取決于其發展自己生產力的能力”。美國政府推動信息技術的發展，制定國家信息安全戰略，并在不同階段根據內外情況變化進行調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統治國理念。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國政府為了在冷戰中占據主動,圍繞“國家安全”進行國內外戰略設計與調控，大力支持發展信息技術，資助并主導了互聯網的誕生與發展。1957年蘇聯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后，艾森豪威爾總統先后簽署了兩個公共法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創建。這些部門的建立和相關科研預算經費的投入，有力地推動了軍事安全信息技術的創新發展。1962年，美國國防部設想建立一種能夠保證美國國內外防衛力量在遭到蘇聯第一次核打擊后仍具有生存和反擊能力的指揮系統。隨之，計算機專家提出了計算機“網絡”的概念。1971年，高級研究計劃署資助了一個項目———高級研究計劃局網絡，把接受其補助金的大學的電腦在全國聯網，實現了計算機“網絡”這一設想。為了對該網絡雛形進行統一技術管理，美國國防部于1974年主導建立了TCP（傳輸控制協議）和IP（因特網協議）（后合稱為TCP/IP協議）。同年，美國國防部將TCP/IP協議公開，向全世界無條件地免費提供解決電腦網絡之間通信的核心技術。五角大樓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聯網技術和相關管理協議，其背后自有其深遠的、頗具戰略意義的謀慮。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該互聯網絡是一套有明確假想敵的軍事指揮系統，其指揮乃至控制功能需要與內外部環境進行信息交換方能體現（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國家一旦應用此套技術并采納其管理規范，就會在虛擬空間產生對“美國制造”網絡的需求和依賴，這反過來又推動美國政府進一步放開互聯網技術，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促進經濟利益不斷擴大。從歷史根源的角度來看，自電子計算機互聯技術誕生之日起，其應用和推廣過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問題就相伴而生。但美國國家信息安全作為一種系統思想和戰略，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政策實踐上以國內為重點，國內、國外并舉，圍繞內部穩定和發展與維系全球事務主導地位之戰略目標，在國內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的內外環境特點，制定和適時調整對外政策。

二、網絡時代美國信息安全戰略之發展

信息安全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開始上升到戰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克林頓政府以綜合發展和綜合治理相結合的理念為基礎，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有機融合起來，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一方面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在相關領域的研發；另一方面一步步構建信息安全領域的國家戰略。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國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軍事戰略競爭對手，國內則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等問題，同時還要應付來自于歐洲和日本日趨激烈的經濟競爭。此時上臺的克林頓政府為應對這些新的挑戰，提出國家安全戰略三要點：以軍事能力維護美國安全；重振美國經濟；在國外推行“民主”。其中，“經濟安全”是核心。克林頓政府根據國際局勢的變化對軍事力量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繼續加大研發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軍事人員的素質。與此同時，開始著手信息安全領域的相關部署。1993年，美國政府提出興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構想”，對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同時加快用高新技術對傳統制造業進行改造。產業結構的變化和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帶動了金融和股票市場的繁榮，使美國經濟出現了有史以來不間斷增長時間最長的時期。到了90年代后期，構建網絡空間安全即為保護國家信息安全的戰略思想被正式采納，成為美國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隨之產生，然后納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體系。由此，網絡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產生了。1998年5月，克林頓頒布第63號總統令———《克林頓政府對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義。該文件開宗明義“：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這兩種力量相互促進相互依賴，但是也越來越依賴某些關鍵設施和以網絡為基礎的信息系統。”在2000年12月克林頓簽署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進來。這標志著新的歷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外關系上，克林頓政府堅持一切以實現國家安全戰略要點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實現經濟安全戰略目標方面，克林頓對外政策的第一大特點，是把計算機網絡作為對外貿易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在因特網上的商業活動占得先機。1997年，通過因特網上進行的76億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國就占了9/10；美國企業占了全世界網址的70%，占網上總收入的93%。正是基于對全球互聯網貿易巨大潛力的認識，1997年7月，克林頓政府公布了網絡貿易戰略報告《全球網絡貿易框架》，強烈要求宣布互聯網絡為全球自由貿易區，發展技術并制訂行為準則。美國政府的目標是盡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優勢，把它研制的互聯網技術標準和制定的內部行為準則推廣到全世界，把美國的標準作為全球的標準固定下來，從而在全球虛擬空間貿易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可見，在對外關系方面，發展全球網絡貿易并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已成為美國政府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外交事務方面，克林頓政府的政策之顯著特點是推行新霸權主義，大打“人權牌”，以圖將美國的人權觀和價值觀推向全世界，這是克林頓政府安全戰略對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過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進行美國精英治理價值觀推廣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國的國際規則，克林頓很注意使用“軟”的一手。他上臺伊始即把在國外推動民主和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戰后美國對外關系新戰略的內容之一便是“幫助”社會主義國家“擴大民主和市場經濟”，極力通過外交手段繼續在國際社會中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克林頓政府為美國留下的最大一筆外交“遺產”，當屬以“新干涉主義”“克林頓主義”等著名的一套“軟”“硬”并重的“理論”。克林頓拋出的這套“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便是美國選擇的修改現行國際規則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廣互聯網技術，能相對低成本、高效率地幫助美國政府突破他國境外信息準入屏障，將自己的觀念即時傳播至當地民眾，對輿論造成影響。小布什2001年上臺后不久就爆發了“9•11”恐怖襲擊。在反恐戰爭的背景下，為保障美國國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現極端事件，美國政府進一步提高了對信息安全的重視程度，戰略思想從防御為主轉為攻防結合。2003年2月，美國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建立美國國家網絡空間安全響應系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此系統可謂是一個國家—民間，公共—私人合作機制。奧巴馬2009年上臺后，從軍事安全角度，進一步強調網絡空間戰略的進攻能力和威懾性。同時，奧巴馬政府將互聯網信息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突破國家主權的便捷途徑，對外推進國家利益以及推廣自身認可的價值觀。同年5月，奧巴馬總統批準公布了國家網絡安全評估報告：《網絡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指出“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統為基礎，……，政府需要綜合考慮各方競爭的利益，制定出一個全面設想和計劃，以解決美國面臨的網絡安全問題”；6月，美國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網絡戰司令部。2010年，白宮發表了《2010國家安全戰略》，保證將信息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工作的重點。與克林頓時期相比，奧巴馬時期網絡安全戰略的特點是，網絡外溢效應凸顯，虛擬空間的傳播突破了傳統的國界線，同時也影響到了作為最初主導構建網絡內外空間的美國政府所要處理的內外問題。

三、信息安全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是主動避免自身關鍵利益受到傷害，在內外環境中，爭取最大程度的主導權。作為國家安全總體戰略的一個部分，美國的國家信息安全戰略也即為此目標服務。在當代，信息技術與國家安全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后，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喬治•里卡斯對美國的世界秩序作了貼切的描述：“首先是盡可能擴大和鞏固生存空間，建立并鞏固一種更為廣泛的秩序，這種秩序在美國力量強大時是它自我表演的舞臺；在遇到失敗或力量相對衰落時是支持和復興的力量；即使美國最終衰敗時，也會“成為被人們銘記和仿效的楷模”。在網絡時代，美國政治精英們相信“信息就是權力”。美國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戰略是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服務的有力工具。美國對外安全戰略總的要求是，防止敵對和不友好勢力對美國利益的損害，美國的中心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它為主導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無疑成為成本低、效果顯，影響既廣泛又深遠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國內外政策相互影響，兩者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國會動輒以“國家安全”對美國的內外政策加以詮釋。“世界秩序”則日益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掩蓋下“霸權有理”的代名詞，它涵蓋了美國由企圖主宰世界到試圖主導世界的策略上的轉變過程。而信息安全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內容。 國際規則是規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國對其信息主導地位的維護對全球信息安全規則產生了重大影響。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國對其信息安全戰略（政策）重新進行了詮釋，突出并強調該戰略中的“國際性”，極力詮釋其戰略目標及實現手段和規則制定之“道德性”，意圖在于通過“道德性”來掩蓋美國爭取國際網絡空間規則制定主導權以及相關利益的真實目的，通過“國際性”來印證其“道德性”。美國在實現手段和規則方面精心設計，力圖使其顯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類安全問題的時代潮流。2011年美國政府出臺的第一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首次明確將互聯網自由納入維護網絡安全政策體系之內，“將此項努力與二戰后建立經濟和軍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論”。從這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術在21世紀快速發展與全球普及，已經對國際秩序造成了深遠影響，美國作為國際社會霸主，意識到自己必須通過強調自身國家安全戰略的“國際性”與“道德性”來重新構建其世界影響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網絡技術和信息安全對于提高美國的綜合國力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實力是一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參考標準，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美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高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越來越重視“軟”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綜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經濟和文化意識形態手段。約瑟夫•奈認為，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的沖突將讓位于更危險的各種文明之間的沖突，屬于不同文化范圍的各個民族的文明之間的沖突正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支配權；他還認為，在當今時代“，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樣重要，但是在信息時代，軟實力正變得比以往更為突出”。基歐漢和奈在論述信息與權力的關系時指出：“信息和美國大眾文化的傳播增進了美國觀念和價值觀在全球的認知和開放”；“在21世紀，廣義的信息能力可能會成為最關鍵的權力資源”，“信息革命的最終影響是，改變政治進程，在軟、硬權力的關系中，軟權力比過去更為重要。”網絡外交的出現，使軟實力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的對外政策開始向利用綜合力量進行調控。克林頓上臺后更加重視“軟”力量，把美國式的民主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作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廣。他在20世紀末向國會提交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必須致力于外交“，為防止沖突、促進民主、開放市場”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會在安全上得到回報。奧巴馬總統則更加主動地出擊，把《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稱為“美國第一次針對網絡空間制定全盤計劃”。不難看出，美國政府是要將信息技術優勢充分為己所用，營造有利于自身穩定與發展的外部環境，通過危機管理、推廣民主和市場開放來塑造信息化時代的全球價值觀，增強自身國際影響力，進而鞏固和提高國家實力。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外交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自上世紀末，美國產業結構就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長期以來在產業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鋼鐵、石油、化工等產業的地位逐漸下降,以半導體、微電子、計算機、軟件業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產業迅速崛起。早在20世紀90年代，微軟、英特爾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當年的地位,成為美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至今，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伴隨著這種變化，一批新的權勢人物也涌現出來，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批新的權勢人物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將逐漸在美國的政治權力架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有能力通過參與或資助競選、游說國會、制造和影響輿論等方式影響美國內政外交的醞釀和制定。鑒于信息技術產業如今在美國經濟發展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美國政府制定對外政策（尤其是經貿政策和知識產權問題）時勢必要考慮這一產業集團代表的利益與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雙刃劍”

摘要：

針對“政產學研用”協同辦學平臺的構建，結合安全工程高等教育“政產學研用”人才培養模式的要求，以重慶科技學院安全工程專業發展為例，闡述了其“政產學研用”協同辦學機制的模式和內涵、初步的實踐。該模式所取得的良好成效，為安全工程同類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提供一定的思路。

關鍵詞：

政產學研用；安全工程；人才培養；協同創新

當前，我國高等工程教育的人才培養質量不高，主要表現在缺乏對現代企業工作流程和文化的了解、上崗適應慢、缺乏團隊工作經驗、溝通能力和動手能力差、缺乏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等，提高教育質量已經成為高等工程教育刻不容緩的使命［1］。高校、研究所雖然擁有較強的科研優勢，但由于產學脫節，使得高校、研究所處于科研成果脫離產業需求和有市場需求的也難以產生經濟效益的尷尬境地［2］。“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是當前高等工程教育發展的熱點問題。很多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開始關注這一創新模式，從以前的“產學研”過渡到“政產學研用”。“政產學研用”協同合作，代表了政府、企業、高校、研究所和市場五方面為了共同整體利益聯合起來，按照市場經濟機制，采取多種方式方法所進行的政策服務、科研開發、生產營銷、咨詢服務等經濟合作活動，是政府、生產、教育、科研、市場不同分工系統在功能與資源優勢上的協同與集成化，是技術創新上游、中游、下游的對接與耦合，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和重要模式［1-4］。安全工程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也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它是運用安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工程實踐，它既與安全理論息息相關，又與工程實踐緊密結合，因此，對安全工程專業學生理論與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意義重大［4-5］。如何培養安全工程專業學生的工程素質，提高安全工程專業人才培養質量問題越來越受到高等工程教育界的關注。本文通過初步探析近6年來重慶科技學院在安全工程專業人才培養過程中，實施的安監部門、安全產業、安全工程學院、重慶安科院和企業集團五位一體的“政產學研用”協同辦學機制，闡述了該機制的模式和內容，以及其實踐成效，為我國工程高等教育及其安全工程專業人才培養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借鑒意義。

一、“政產學研用”協同辦學機制的初步實踐及成效

（一）重慶科技學院安全工程專業發展情況

自2013年國家主席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來，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學界展開了多角度研討，其中大部分側重于經貿、國際合作等層面，對國家文化安全和學術期刊編輯方面的研討相對鮮見。在“中國知網”，筆者以“國家文化安全”為主題檢索，得到1246條相關結果（時間跨度為1995年2月5日至2017年10月30日），其中近1/5的篇目為博士、碩士學位論文，近1/6的篇目為相關年會論文集，1/5強的篇目為報紙刊登的文化專題及報道，關于學術出版和文化傳播的文章只有數十篇；以“社科期刊編輯”為主題詞檢索，得到247條相關結果（時間跨度為1988年5月20日至2017年10月15日），相關文章多以期刊辦刊定位、主題策劃、編輯業務、技術規范等內容為主，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篇目為期刊召開的學術會議信息；以“編輯與國家文化安全”為主題詞檢索，得到13條相關結果（發表時間基本為2000年以后），其中有10個篇目與期刊編輯相關，涉及編輯工作與國家文化安全的有《編輯工作與國家文化安全》（齊琳，《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國家文化安全與編輯使命》（蘇娟，《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編輯政治意識與國家文化安全》（蘇娟，《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編輯出版事業與國家文化安全》（彭瑩瑩、劉友瓊，《知識經濟》2010年第1期）、《論糧油期刊文化與糧食文化觀——兼論糧油期刊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實施國家糧食戰略中的文化使命》（吳成福，《河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從編輯的視角談學術期刊政治性錯誤的避免》（羅香，《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等屈指可數的幾篇文章；以“期刊編輯與國家文化安全”為主題詞檢索，得到46條相關結果（時間跨度為1988年5月20日至2017年3月15日），談及學術期刊的文獻有8篇，余者皆為雜志簡介或約稿啟示；以“社科學術期刊編輯與國家文化”為主題詞檢索，得到41條相關結果，其中涉及相關主題的文章也只有8篇。由此可見，對社科學術期刊編輯與國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學界關注較少，在“一帶一路”建設大背景下的相關研究就更鮮見。基于此，筆者嘗試對此做初步探討。

一、編輯與國家文化安全

編輯一詞，有兩層含義：用作動詞時，指對資料或文稿按一定要求進行策劃、整理、加工；用作名詞時，指從事編輯工作的人。本文主要探討從事編輯工作的人，即其名詞范疇。說到編輯，人們會很自然地將其與文字聯系在一起。文字是文化的一種書寫符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歷史地看，很少有文化能脫離文字而得以流傳，中華文化、中華文明歷時五千年流傳至今，得益于文字——漢字的貢獻，其中文字從業者——編輯功不可沒。孔子可謂是最早的“編輯”，由他編輯的《詩》《書》《易》《禮》《樂》《春秋》盛傳至今，成為我國學術文化的源頭。由此可見，在文化的傳承中，編輯起著“穿針引線”的作用，是文化傳承的重要力量。從整個文化生產的過程和傳播方式來看，編輯是當代文化生產的組織者與設計者、優秀文化傳播的引導者和選擇者、文化傳承積累中的呵護者與發現者。文化，是一個很難準確界定的復雜概念，它包含太多的內容，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是立國之本。無論全球化發展勢頭多么強勁，各個國家的個性——文化依舊散發著其獨有的光芒。但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文化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因而文化安全、尤其是國家文化安全越來越受到各方的關注。那么，什么是國家文化安全？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國家安全的概念及其構成。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利益，也就是沒有外部威脅和侵害、沒有內部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當代國家安全的構成有：國民安全、國域安全、資源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主權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信息安全等12個構成要素。由此可見，文化安全是關涉國家安全的重要一環。從國家安全的視角看，國家文化安全包括多方面的內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語言文字安全、風俗習慣安全、價值觀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個基本方面，這些恰恰關乎一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民眾個性特征，是影響國家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最常涉及的領域，是關系國家安全的“軟保障”。

二、“一帶一路”建設與國家文化安全

“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主席2013年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的重大倡議。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經國務院授權，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簡稱《愿景與行動》），由此拉開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序幕。正如《愿景與行動》所言，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是一項造福世界各國人民的偉大事業。當然，“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須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一帶一路”貫穿了歐亞非三個大陸，其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是廣大的腹地國家，幾乎涵蓋了大半個地球。“一帶一路”建設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它通過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志愿者服務等活動，為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由涉及的內容看，民心相通主要為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聯系，更多地體現著社會文化特征，確切地講，其涉及的恰是文化安全問題。當文化在同一社會內部從一代傳至另一代時，稱為“社會遺傳”；當文化從一個群體傳至另一個群體、從一個社會傳入另一個社會時，則可稱為“文化擴散”。前者，我們稱之為傳承；后者，我們可稱之為傳播。“一帶一路”沿線途徑中亞、西亞、俄羅斯、東南亞、南亞、波斯灣、印度洋、地中海、波羅的海，延伸至歐洲，不難看出，其間各種文化有傳承，但更多的是傳播。“一帶一路”沿線激蕩著活力，給世人提供了充滿想象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但其中也充斥著難以預期的風險和挑戰：戰亂頻仍的中東、西亞、北非，深受“IS”影響的東南亞，極端勢力和“三股勢力”活躍的中亞，深陷“敘利亞難民”之苦的歐洲——不僅如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著各異的價值觀和信仰，亦各有其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當然，此處的“生活方式”是與國家安全相關聯的生活方式，并非傳統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等相對應的狹義的生產方式，而是指人們在一定社會條件和環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質和精神、經濟與政治、個人與社會等領域的言行模式，是生活方式的廣義范疇，它既包括物質生活在內，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內；既包括經濟生活在內，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內；既包括私人范圍內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領域中的生活。它是文化最集中的體現，是個人內在價值觀念的社會性外化，也是社會外在風俗習慣的個體性活化。隨著地球村的形成、現代網絡通訊的普及，各種文化的交往、交流、碰撞勢在必然，國家的主流文化將受到直接影響。可以說，一定的社會背景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價值觀，形成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主導主流文化的導向。“一帶一路”建設使我們與世界的聯系愈加緊密，使各個國家的民眾交流交往更加便捷，同時，各種價值觀也相伴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背景下匯聚、碰撞，其結果一定會帶來富含促推社會文化發展的鮮活動力，當然其間也難免摻雜著污泥濁水。在信息爆炸式傳輸的當今時代，少有國家能完全屏蔽這些污泥濁水，再加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復雜、多變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沿線國家民眾受到各種不良思潮的影響似是在所難免，尤其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影響將更為深遠。對我國而言，這種文化的碰撞、沖擊必將干擾我國主流文化的發展方向，直接影響我國的國家文化安全，進而影響我國的國家安全，對此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

三、社科學術期刊編輯與“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國家文化安全

黨的提出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認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這里的“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共同點是“開放”。就好比河渠中久閉的閘門，一旦打開閘門，河渠中的水流會連同泥沙一股腦兒地涌入河道，此時，如何取舍，將是控制閘門的人艱難選擇的過程，取精棄糟應是基本原則。那么，何為精、何為糟，如何取舍？這就需要“控閘人”有一雙善于甄別的眼睛，期刊編輯有類與此。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開放”將逐步深化，不同意識形態必將交揉錯雜，其間的沖突和斗爭會不時閃現，尤其是西方敵對勢力會不失時機地利用我國為“一帶一路”建設大開的“開放”之門實施對我的“西化”“分化”，對各種傳播媒介的爭奪將成為各方斗爭的焦點。社科學術期刊作為傳播媒介中的特殊一員——受眾范圍有限、出版有一定的周期性但卻能夠引領社會意識形態，它是我國社科研究成果交流、展示的平臺，是體現我國意識形態的主陣地，在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方面，社科學術期刊編輯理應成為主力軍、成為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排頭兵：社科學術期刊就如河渠，作者投來的稿件恰如渠中水流與泥沙的混合物，編輯便是那“控閘人”。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面對不同的多元文化和形形色色的社會意識形態，守好社科學術期刊這個平臺是社科學術期刊編輯義不容辭的責任。編輯有雙重社會角色，是作者與讀者的樞紐，既有意識地選擇文化，又全方位地傳播文化；既廣泛捕捉信息，又嚴格篩選信息；既以編輯作品影響讀者，又接受讀者檢驗。說到底，編輯就是文化傳播的中介和橋梁，編輯的選擇、判斷能夠適應和滿足現實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標準、價值判斷和社會需求，就能夠為社會公眾所接受，而且能夠引導社會公眾參與文化的締造。故而，編輯、尤其是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在選稿、出刊過程中，要如黨的報告所說的，“必須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引領社會意識形態，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一帶一路”建設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了希望，人員的交往、人們思想的交流更加頻繁，文化的交流亦將更加便捷、通暢，隨之而來的，國家文化安全面臨的風險也將是空前的，其時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編輯的把關作用愈益明顯。編輯工作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紀律性很強的工作，編輯必須要有較高的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有較高的責任心和責任感，社科學術期刊的編輯尤應如此，在工作中要時刻以國家利益為上、以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為動力。因為，編輯工作的產物是一國文化得以形成的源泉和基礎，更是一國文化環境的基本組成部分，在當今市場經濟對文化事業干擾極強的形勢下，編輯能否擔負起歷史責任、社會責任和民族責任，對于引領我國主體文化的方向、優化和穩定我國文化環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筆者以為，在“一帶一路”建設日益深化的當下，社科學術期刊編輯要維護好國家文化安全應從以下方面著手：

摘要:由于防護體系尚不完備、攻防實力對比嚴重失衡、短板效應作用明顯等因素，物聯網智能終端安全問題日益突出，且對國家安全產生重要影響。一是個人生物信息恐被竊取利用，二是社會生產生活恐受嚴密監視，三是國家基礎設施恐遭跨網襲擊，四是虛擬網絡攻擊恐變物理殺傷。為此提出加強安全技術研發、建立安全認證制度、規范安全使用管理、完善安全法規體系等對策建議，以應對物聯網智能終端安全威脅挑戰。

關鍵詞:物聯網；智能終端；國家安全；網絡安全

近年來，隨著移動通信網絡、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面向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辦公等應用場景的物聯網智能終端也迅速發展起來，廣泛進入社會生產生活之中。據中國經濟信息社的《2019—2020年中國物聯網發展年度報告》顯示，中國移動物聯網連接數已突破12億，物聯網終端設備連接量占全球比重超過60%，已經成為物聯網第一大國［1］。然而，與計算機和智能手機等傳統終端不同，物聯網智能終端種類繁雜、安全防護性弱，普遍存在安全漏洞，已經成為網絡安全領域的重災區，不僅對企業和個人的隱私、財產甚至人身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而且對國家安全也構成了嚴峻挑戰。分析物聯網智能終端安全問題的現狀及根源，研判物聯網智能終端安全對國家安全威脅影響，形成強化物聯網領域國家安全的思路辦法，是貫徹落實總書記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在要求，對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物聯網智能終端安全問題發展現狀

(一)物聯網智能終端安全事件多發頻發

在物聯網行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物聯網安全事件頻發，據Gartner調查，近20%的企業或相關機構在過去三年內遭受了至少一次基于物聯網的攻擊［2］。2019年4月，安全研究者披露了可能是迄今最為嚴重的物聯網攝像頭安全漏洞，受影響監控攝像頭數量超過200萬個，來自包括HiChip、TENVIS、SV3C、VStarcam、Wanscam、Sricam、和HVCAM等多個攝像頭廠商，該漏洞可能使黑客能夠訪問監視攝像機，監視和操縱視頻源或植入惡意軟件［3］。2020年6月16日，以色列網絡安全公司JSOF公開了19個嚴重影響TreckTCP/IP協議棧的0day漏洞(又名“Ripple20”)，全球數億臺物聯網終端設備，小到家用打印機、攝像頭，大到工業控制系統和樓宇自動化設備，都面臨被入侵的風險。這一漏洞涉及醫療、航空、運輸、家用設備、企業、能源、電信、零售等行業，眾多世界500強的公司，如惠普，施耐德電氣，英特爾等，都深受其害［4］。2020年12月，美國FBI公告稱，一些不法分子正在劫持安全性較弱的智能設備，包括具有視頻和音頻功能的家庭監控設備，進行swatting攻擊［5］。

(二)物聯網智能終端安全成為研究熱點

2018年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公告稱，美國政府將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從美國企業購買芯片[1]。2018年4月19日，針對中興被美國莫名制裁的問題，中國商務部就表示，中方密切關注事件的進展，隨時準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應有的合法權益[2]。2018年4月20日，中興通訊公司了關于美國商務部激活拒絕令的聲明，稱在相關調查還沒有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就執意單方面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中興通訊公司極其不公平，中興通訊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通訊公司的事件（以下簡稱中興事件）正式開始發酵，一時間成為中國民眾紛紛討論與議論的熱點話題。對于美國針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國將會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興通訊公司的未來將會何去何從、中國的芯片產業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中國人當務之急所必須直面的。而如何透過芯片產業去看待中國其他的一些產業同樣可能會面臨的困境，這也許才是中興事件給每一個中國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層次的考驗。作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筆者參照中興事件的問題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對于中國高校科技期刊數據庫的建設所存在的類似問題有一些新的感觸，并對于如何解決此類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措施。那么首先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近期發生的美國政府宣布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制裁的事情經過。

一、中興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興通訊公司在美國市場屢次被限

其實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興通訊公司就被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建議阻止其在美國開展投資活動[4]。2016年3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以中興通訊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產品為由，對中興通訊公司進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興通訊公司遭受美國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導致了中興通訊公司從美國進口產品的周期受到了極大影響，到貨的時間長短就存在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中興通訊公司整個供應鏈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損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興宣布以8.92億美元（約62億人民幣）罰款的代價，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而中興通訊公司2011~2015年的凈利潤一共加起來也不過是59.85億元。相當于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來自美國商務部的芯片禁令，中興通訊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時間內就連續三次遭到了美國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國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還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講道理。

（二）中興以外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同樣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國政府的行政干預，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對美國優尼科公司的收購計劃[7]。2008年，華為曾經試圖聯合貝恩資本對3Com公司進行并購，但卻以國家安全為由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否決[7]。2010年8月，華為嘗試與美國電信商Sprint公司進行電信領域合作，卻被美國政府以或對美國公共和私人部門客戶構成重大風險為由禁止參與合作。2010年10月，華為試圖收購美國3Leaf公司的專利技術，卻再次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總統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國進行風電投資項目。可以說，中資企業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應該享受自由貿易的美國市場卻遭受到了來自美國政府的連續多次不間斷的野蠻干涉。

（三）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被限的主要原因

摘要:物聯網作為國家新興戰略性產業之一，已經廣泛應用于各行各業，是拉動信息社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但是物聯網發展態勢良好的同時，不能忽視物聯網存在的問題，尤其是涉及信息安全的部分。本文從物聯網信息安全對于個人、企業和國家三方面進行分析，指出物聯網信息安全問題可能造成的嚴重危害，以期引起學界和實務界的重視。

關鍵詞:物聯網;信息安全;法律問題

物聯網(InternetofThings)這一名詞最早在1991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KevinAshton教授提出。自2009年8月總理提出“感知中國”以來，物聯網被正式列為國家五大新興戰略性產業之一，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物聯網在中國受到了全社會極大的關注。2011年5月，工信部《中國物聯網白皮書(2011)》，該白皮書認為:“物聯網是通信網和互聯網的拓展應用和網絡延伸，它利用感知技術與智能裝?對物理世界進行感知識別，通過網絡傳輸互聯，進行計算、處理和知識挖掘，實現人與物、物與物信息交互和無縫鏈接，達到對物理世界實時控制、精確管理和科學決策目的。”清華大學軟件學院劉云浩教授認為物聯網具有三大特征:普通對象設備化、自治終端互聯化以及普適服務智能化。目前，我國物聯網技術適用領域廣泛，應用范圍幾乎覆蓋各行各業。例如城市管理，(包括智能交通(公路、橋梁、公交、停車場等)、智能建筑(綠色照明、安全檢測等)、文物保護和數字博物館、古跡古樹實時監測和數字圖書館和數字檔案館等)、智能家居、手機二維碼、定位導航、現代物流管理、食品安全控制、零售、智能醫療、防入侵系統等。據預測到2035年左右，我國物聯網終端將達到數千億個。物聯網發展態勢良好，但也存在著許多法律上的問題亟待解決，特別是物聯網涉及網絡信息安全的部分，尤其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物聯網信息安全概述

物聯網的發展必然伴隨著網絡信息安全問題的制約。網絡信息安全主要包括五個基本要素: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可審查性。結合上述五個基本要素的要求，可以從物聯網目前的主流體系架構，分別從感知層、傳輸層和應用層對網絡安全問題進行分析:

(一)感知層的安全問題

針對RFID的安全威脅，主要包括物理攻擊、信道攻擊、偽造攻擊、假冒攻擊、復制攻擊、重放攻擊以及信息篡改等。針對無線傳感網的安全威脅。無線傳感網是感知層重要的感知數據來源，在物聯網M2M模式下，如智能電網和智能交通等，感知信息包括國家、行業或個人的敏感數據，需要得到特殊保護。目前，針對無線傳感網的安全威脅主要包括網關節點捕獲、普通節點捕獲、傳感信息竊聽、DOS攻擊、重放攻擊、完整性攻擊、虛假路由信息、選擇性轉發、Sinkhole攻擊、Sybil攻擊、Wormholes沖動攻擊、HelloFlood、確認欺騙以及海量節點認證問題。針對移動智能終端的安全威脅。隨著移動智能設備的迅速發展，以移動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智能設備將是物聯網感知層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其可能發動惡意軟件、僵尸網絡、操作系統缺陷和隱私泄露等安全問題。2016年10月21日，美國遭遇史上最嚴重分布式拒絕服務(DDoS)攻擊，美國東海岸出現了大面積斷網事件，造成包括Twitter、Spotify、Netflix、Github、Airbnb、Visa、CNN、華爾街日報等上百家網站都無法訪問。此次“斷網”事件是由于美國最主要DNS服務商Dyn遭遇了大規模DDoS攻擊所致。調查分析認為，攻擊來源于Mirai病毒，成為發起攻擊的“僵尸節點”。主要操控的是路由器、DVR或者WebIP攝像機、Linux服務器以及運行有Busybox的物聯網設備等。

【摘要】人防工程由于局部戰爭和自然災害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從維系國家和社會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國家安全、積極防災減災的角度加以考量，采用嚴格的設計標準與技術規范，選取科學的人防工程建設定額體系，使其充分體現出其優越之處，并在管理制度不斷完善的條件下，使人防工程建設顯現出較強的功能及作用。論文介紹了人防工程建設的定額體系發展歷程，分析了其主要特征，并對其管理制度進行研究。

【關鍵詞】人防工程；建設；定額體系；管理制度；標準

1引言

人防工程對國家和社會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也是最基礎和關鍵的內容，有助于更好地改善民生、完善城市的功能，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1]。我們要在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的戰略下全面思考，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不斷提高城市的綜合防護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嚴格執行人防工程建設的定額體系，用完善的管理制度作為保障和依托，使人防工程成為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有力后盾。

2人防工程建設的定額體系發展歷程概述

我國為了加強人防工程建設工作，充分發揮定額管理在人防工程建設中的應用效能，從人防工程的建設項目評估、項目決策、投資、質量控制、考核評價等方面，對人防工程建設實施全國統一的定額標準，這是一種適用于各類人防工程建設的定額標準，其中也包括對附建式防空地下室的建設定額規定和標準，是一項專項的經濟法規性內容[2]，在對我國人防工程建設的定額編制過程中，主要表現為以下編制進程。

2.1初始階段（1988—1992年）

【內容摘要】當前，國際投資管理和外資準入的新形式是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它在各個國家中廣泛運用。我國在2019年3月15日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這種管理制度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但是，因為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被我國引入的時間不長，所以還存在與該制度配套的法律法規不完善、透明度方面與國際標準還有差距等不足之處。因此，總結出近年我國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發展狀況、分析厘清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這樣將對進一步完善負面清單制度產生積極作用。

【關鍵詞】負面清單；市場準入；國際經驗

《外商投資法》中明確規定：“國家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負面清單之前并沒有給大眾呈現出一個比較正式的形式，這次的形式非常正式。這不僅凸顯出我國對外商投資管理制度的重視性，更重要的是徹頭徹尾地改變了我國外商投資管理制度。

一、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全球背景和效果

（一）國際國內背景

國際國內背景總體來說不是很好。首先以國際視角出發來看，全世界投資情況不是非常令人滿意，許多事情一團糟，甚至說一些發達的國家在投資狀態上顯現出頑固的形式，例如因為美國政府采用了全面的保護政策，結果就導致了在向外國投資方面有著非常大的阻礙，這都從某種角度中增強了逆全球化的形勢。從而可以看出，在這種情形下存在一種不好的狀態，即壓迫了中國“成本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兩種類型的外商投資。得出結果就是：之前的競爭優勢減小，但無法迅速凸顯再一輪的競爭，使其占領上風。因為勞動密集型企業中不在乎智造，所以許多事情很容易被覆蓋。從國內經濟看，經濟新常態下國內的經濟結構，現如今應該連貫地調節、轉移和升華。使對外開放政策更加深入并且實施全新的開放經濟體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可以推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是建設自貿試驗區、自貿試驗區新片區以及自由貿易港，我們不畏懼其他國家對我國實行一切經濟手段，可以沖破層層抵御和障礙。現在從國家內部看，負面清單的實施和推進，促使了我國政府職能的轉型。

（二）取得的正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