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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熱”的回顧與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呈現出不斷開拓新的研究視域的態勢。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次現代文學年會上，樊駿先生曾經滿懷信心地指出:“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那么，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是什么呢?我認為，一個學科是否成熟不但牽涉到學科時間的長短、研究成果數量的多寡這些外在因素，更重要的還取決于這一學科研究成果的內部質量和總體研究水平的高低。同時，具體到現代文學學科而言，是否在學科史料方面完成了偉大而系統的工程，是否形成了從事本學科研究必備遵循的學術研究范式，更是衡量這一學科成熟與否的標尺———而這常常被許多研究者忽視。以此為參照，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曲折歷程，探討現代文學研究的得失，在此基點上尋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的增長點，使我們的學科真正成熟起來。
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是一個“解構的時代”，隨著對極左文藝思想的清除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共和國之后獨霸學界的階級論批評話語遭到了質疑和批判，于是，西方各式各樣的理論便潮水般地涌入中國———精神分析批評、英美新批評、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原型批評乃至系統論作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也讓現代文學研究界著實興奮了一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吸納國外異彩紛呈的研究方法之后日益擺脫政治對文學研究的直接干預和宰制，使文學研究回歸到文學本身。應該承認，20世紀80年代以降形成的“方法熱”確實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春風撲面的新鮮氣象和巨大活力，也產生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但毋庸諱言的是，由于對引進的新方法缺乏沉潛往復的涵詠、消化和吸收，許多目不暇接、“各領風騷三五天”的方法更替并沒有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和學科推進。相反，這些所謂的“新方法”、“新觀念”卻被一些對學科發展深表隱憂的研究者視為“T臺前走動的服裝模特”———表面看來似乎一副新面孔，那不過是模特更換了一套服裝而已。
與20世紀80年代解構與糾偏的研究心態不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研究態勢———地域文化與文學、稿酬制度與文學、大學文化與文學、宗教文化與文學、出版機構與文學等，不斷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并收獲了一批頗為豐厚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讓人遺憾的是，那種在20世紀80年代即已形成、一味摭拾西方理論的研究境況到了20世紀90年代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面對現代文學研究的這一局面，解志熙先生就深表憂慮地指出:“現代文學研究要想成為真正的學術，必須遵循嚴格的古典學術規范。”這里所謂的古典化，就是要強調現代文學研究所必備的歷史感、客觀性和從事常規科學研究應當恪守的學術規范。
的確，經過了目迷五色的“新觀念”翻新之后，人們不無遺憾地發現:作為學科奠基的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仍然是一個促進學科健康發展并走向成熟必須解決的基礎問題。值得欣喜的是:近幾年來，建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呼聲愈來愈高，比如，2003年12月清華大學召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2004年10月河南大學會議繼續了這一主旨;作為現代文學專業的權威期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從2005年起開始刊出史料專號。這一系列的訊息無不透露出現代文學研究界對文獻問題的高度重視。楊義先生曾經提出做學問的“五學”門徑，其中有三項涉及到文獻史料問題。就現代文學學科而言，前人已經做了大量的史料建設工作，內容廣涉學科諸多方面，如作家全集、文集的編撰、收集、校勘、輯佚與整理，作家年譜、傳記的編撰與寫作，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的編撰，作家研究資料的整理、學科研究史、報紙的文學副刊的編目等，但學科史料建設工作仍有許多有待發掘的空間。
現在是一個高揚創新的時代，究竟什么是創新?現代文學研究該如何創新?這些問題，并非不言自明而是應該進一步加以追問的。陳寅恪先生曾經談及學術上的創新，他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這段話每每被學人所引用。但需要我們進一步關注的是，陳寅恪把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置于創新的首要地位，他在此并未言及新理論和新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先生并不是特指歷史學科，而特別指出此乃“古今學術史之通義”。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的確是不言而喻的，我主要從自己近幾年的研究實踐和個人體驗，談談關于跨學科研究中的史料問題。
跨學科研究蘊含著研究者走出封閉的學科格局并力圖實現創新的研究期待，也許正是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與碰撞激活了本學科內部原本覺察不到的新的生長點。事實上，很多看似不同的學科之間本來就沒有“森嚴壁壘”的學科界限，而是存在著“剪不斷”的內在關聯，因而，研究當中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固守某一學科的領地，跨學科研究不但提供了研究創新的契機，也引發了新的學科的誕生。就現代文學研究而言，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并不鮮見。楊義先生近些年來一直積極從事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研究實踐，就是借鑒了人文地理學的學科成果和研究范式得出了富有創見性的結論。當然，其他如中國現代文學與出版制度、現代文學與現代漢語等的研究都可以視為跨學科性質的研究，均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視域。文學跨學科研究應該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相關的學科為文學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一是相關的學科所涉及的文學研究方面的史料。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我們每每談到跨學科的研究，一般總是側重于相關學科在研究理論、研究方法或研究視角方面給予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啟示，對于后者———相關學科涉及的史料問題，似乎重視不夠。
我這幾年從事“語言運動與現代文學”的研究課題，深切體會到相關學科的史料對于深化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近幾年來許多研究者一直保持著持續的興趣和研究熱情。許多研究者主要是借助西方語言學理論，而對于語言學科的相關史料卻很少涉及。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在從事該課題研究時，力爭多占有材料，不但大量研讀新文學倡導者關于語言的論述，還旁及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關于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研究。就刊物而言，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很少涉及與現代文學有密切關聯的刊物《國文雜志》、《國文月刊》、《語文》月刊、《教育雜志》。就我的閱讀所及和視野所限，目前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很少有人看重這些刊物。研究者不是不知道這些刊物，也許只是把這些刊物看作是和語文教學或語文研究有關，實質上，中小學國文教學與現代文學有緊密關聯———這一問題錢理群先生曾經著文論述過。如果仔細翻閱《國文雜志》、《國文月刊》、《語文》月刊、《教育雜志》等刊物，其間有許多論述關涉中國現代文言與白話問題。#p#分頁標題#e#
關于中國文學語言的現代轉型以及20世紀前半期文言與白話的諸多思考，就史料的發掘而言，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學刊物的層面，還必須旁及國文教學刊物、語言學刊物乃至到語言學家如王力、呂叔湘、張世祿、羅常培等的相關論述，這些論述不僅僅為我的研究提供了理論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時也拓寬了史料發掘的視野，深化了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問題的認識。因而，我所強調的跨學科研究，主要側重跨學科研究中的史料發掘問題。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通讀了許多與現代文學研究有密切關系、但并不被研究者所關注的一些刊物。除上面已經提到的期刊外，我還系統翻檢了《中學生》、《國語》周刊、《國語》旬刊、《國語》月刊、《歌謠》周刊等多種刊物。在閱讀大量原始文獻的基礎上，我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有了進一步認識，并從語文教學的角度、以三四十年代“中學生國文程度”討論為中心，考察了國文教學中的文言與白話問題。
三、尋求突破的嘗試———以一個研究個案為例的學術思考
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一直是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有一個問題卻遲遲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梳理和解決———為什么白話文在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領域就已經占據創作主流，而在20世紀40年代的報紙、書信、電報等諸多應用文體方面卻依然是文言占據絕對優勢?此前的研究者要么只在文學內部討論這一問題，要么納入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復古和文言復興的文化背景中予以探討，這些思考并未真正觸及所談問題的根本。事實上，如果把研究的史料視野稍稍擴大，關注一下國文教材的編撰和國文教學，這些問題就會得到彰顯和解決。白話文未能占領應用文市場，與國文教材的編撰和教學關系重大。這關涉到五四以來國文教學的內容安排———是以胡適主張的純文學教育為主還是梁啟超等主張的應用文教育為主。胡適的中學國文教學觀念極為重視“純文學”教育，這自然與“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思路有關，胡適試圖通過中學國文教學大力推進“國語的文學”創作。早在1920年，胡適談到國語文教材的制定，就主張學生要多“看小說”、多讀“白話的戲劇”: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話小說。例如《水滸》、《紅樓夢》、《西游記》、《儒林外史》、《鏡花緣》、《七俠五義》、《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俠隱記》、《續俠隱記》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話小說，也可以選讀。［2］梁啟超并不認可這種“純文學”的教育觀念，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張拿幾部有名的小說當教材。我認為不妥。因為教授國文的目的，雖不必講什么“因文見道”，也應該令學生連帶著得一點別的智識，和別的科學互相補助。像那純文學的作品，《水滸》、《紅樓》之類，除了打算當文學家的人，沒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領略他文章妙處，非全部通讀不可。如此龐大的卷帙，實不適學堂教科之用。此其二。體裁單純，不彀教授舉例。此其三。［3］
把胡適的主張與梁啟超的觀點相互比照，很容易看出二人對于中學國文教學的不同思路，梁啟超從傳播知識、培養人才出發重視各體文章的學習和訓練，胡適則更多考慮剛剛站穩腳跟的白話文學如何在中學國文教學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鞏固。作為新文學的積極倡導者，胡適希望白話文學在中學國文中“搶占領地”“安營扎寨”讓人容易理解，但應用文體的教學問題，胡適確實關注不夠，這一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疏忽直接導致了白話文體不能迅速運用在應用文方面，也為此后文言復興者攻擊白話語言能力不足留下了口實。應用文訓練的欠缺在此后“中學國文程度”的討論中得以彰顯。新文學家朱自清承認中學生文藝性文體寫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看到了應用文訓練的不足。他對那些一味沉迷于純文學創作的中學生提出了設法提高應用文寫作水平的建議:現在的學生只知注重創作，將創作當作白話文唯一的正當的出路;就是一般寫作的人，也很少著眼在白話應用文的發展上。這是錯的。白話已經占領了文學，也快占領了論學論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占領了應用文，它的任務不算完成。因為現在學生只知注重純文學的創作，將論學論政的雜文學列在第二等，將應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數不能將白話應用在日常人事上，也無心努力于它的程式化。他們不長于也不樂于寫作說明文和議論文，一半也是這個緣故，這樣學習白話的寫作，是不切實的。［4］
事實上，中學生重視純文學創作而忽視應用文訓練的不良偏好并不能只讓中學生負責，這與新文化運動胡適積極推行的純文學教學理念直接相關。郭紹虞也認識到“文言文之所以有其殘余勢力者即在社會上猶有應用的需要，而新文藝尚不足以應付這需要的緣故”。他進一步指出文學發展史上的通例:大抵文學史上每一種文學革新的運動，方其初，無不注意在應用方面，但是此種革新運動之成功卻不在應用而在其藝術，在其文藝的價值;到最后，使此革新運動奠定其鞏固的基礎者，則又必適合應用的需要，才能說此種運動的成熟。［5］
白話文在文藝上的成功的確有目共睹，但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須走上應用的路徑。事物的發展總會讓人始料不及，當初提倡白話文學運動、廢文言倡白話的一個重要目的就在于通俗教育的普遍推行，倘若新文藝不能盡快走上應用的路徑必將影響這一目標的實現。到了20世紀40年代，許多教育界及新文學人士都清楚地看到了白話文在應用方面的不足。如果聯系到新文學運動初期趨新人士對于“應用文”文體和“純文學”文體的不同態度，我們更能深切理解白話在應用方面的缺憾。劉半農關于兩類文體的比喻頗值得玩味:應用文與文學文，性質全然不同，有兩個比喻:(1)應用文是青菜黃米的家常便飯，文學文卻是個肥魚大肉;(2)應用文是“無事三十里”的隨便走路，文學文乃是運動會場上大出風頭的一英里跑。［6］
蔡元培論及國文時說道:國文分兩種:一種實用文，在沒有開化的時候，因生活上的必要發生的;一種美術文，沒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時候不能不有的。［7］把二人對于應用文和文學文的表述放在一起，你不能不感受到二人對應用文體的看法驚人一致，應用文和文學文之間仿佛有了初級和高級的價值等級區隔。這種思想可能也多少影響了學生的選擇，加之當初白話文的發展偏于文學一面，應用的白話文發展緩慢，教材編寫對于應用文選材就相當困難，學生不喜歡應用文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是白話應用文的訓練不足，為文言留下了應用的空間。既然社會上應用文仍堅持文言，這很容易給攻擊白話文者以口實:語體文在社會上就沒通行。你們看，上自憲法法律政治公文，下至合同契約日用便條，那一件不是用文言去寫?現在凡用語體文寫的東西，多半是浮淺的創作或小說，這些都是不合于應用的喲!不是我們要反對語體文，實是語體文自己沒站在不叫人反對的地位上。［8］#p#分頁標題#e#
這樣的論述的確打中了白話文的要害，當時的白話文推行者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對國語推動的阻礙:“國語文不能見信于社會，不為一般社會所歡迎，官場文字都用文言文，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一般民眾，日常接觸的文字，除信件便條而外，便是告白公文等，他們見這些都不改用國語文，自然就會懷疑國語文了。”［9］
因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新文學作家葉圣陶、朱自清等在編纂國文教材時，開始有意識地強化白話文的應用訓練，而文言教學在20世紀40年代教材中比重的增加只是出于提高中學生的文化素養和經典訓練的目的。此時的中學國文教學超越了以前白話/文言的兩極對立，獲得了更為清明的理性。文言/白話之間的沖突已逐漸緩和，中國現代作家的語言觀念呈現出走向綜合的思考路徑。
也許，20世紀的文言白話問題乃至語言的現代轉型，并不是在文學內部就可以解釋得清楚的。我從國文教學的窗口透視中國現代文學的文言與白話問題，從另一個層面豐富了對于現代語言轉型的認識，我相信，研究中所涉及的跨學科史料對于拓展與深化現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史料發掘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浩如煙海的文獻史料有時自身能夠“說話”，有時則必須靠研究者的問題意識才能被“喚醒”。因此，研究者對于史料既應該入乎其內，又需要出乎其外。
入乎其內，才能在觸摸歷史中進入歷史細節、感受到歷史的紛繁復雜;出乎其外，方能擺脫歷史枝節的纏繞不至于迷失在文獻史料的大海中。因而，跨學科研究不僅是史料范圍的擴充，同時也是相關學科新的“質素”的引入與不同問題和觀念的碰撞。也許正是在不同學科史料的交叉與碰撞中引發了新的問題意識，豐富了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多元化理解，也孕育著開啟新的研究空間的可能性。“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10］在人文學科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邊界越來越模糊的今天，現代文學研究要想尋求新的突破與創新，那么，破除學科界限、擴張史料范圍，或許正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