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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史的斷裂與延續

民國史的研究以往主要著眼于推翻帝制、創建民國的重要性，強調與皇權制度的斷裂，但近年來對民國時期前后的延續性問題，學界開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楊念群從正統性與合法性的角度強調民國與清朝之間的延續性。他認為，民國時期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從帝制時期汲取了許多資源。比如“大一統”的觀念，對民國沿襲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義，使其國家體制表現為一個特殊的混合體:對內是一個多民族共同體，對外則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又比如政教關系，傳統的科舉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結合成一體，結合成中國特有的政教系統和國家治理技術，未入仕的士紳在地方社會通過教化，使政治成為一種道德行為，彌補正式行政系統的不足，而民國時期的教育改革改變了這種政教一體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國的合法性危機。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華民國歷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斷裂和建設新的國家制度這一面，還應該更多把眼光放在與前清內在傳統的無形、微妙的聯系上，把清朝和民國國家治理的方式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這種強調歷史延續性的觀點。他指出，雖然政治史強調“民國史”的范疇，思想史家卻常把晚清民國看成是一個整體來討論，社會史學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與民國的史料，因為在他們看來兩個時期并沒有結構性變化。這使他反思現在以“問題”為核心的史學研究可能過于強調研究對象的時間邊界，忽視了歷史發展本身的延續性。因此，他也主張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國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的學生們不應該囿于學科分際，不修明清史的課。他甚至認為，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深入，“民國史”的概念應該淡化，甚至消失，民國38年的獨立性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當我們的研究視野從政權更替轉移到其他領域中去的時候。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葉文心歸納了歷史中承續的幾種表現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續，有些機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識和權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結合以維系某種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如果舊機制斷裂(比如科舉制的取消)，就會有人努力把它重構，以保持這種功能的有效運作。二是路徑依賴的承續，但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續，比如軍閥割據的時候以“民主”的旗號，行封建之實。三是國家的延續性，國家作為一種權力場域的穩定性，可能超過了群眾運動在一時之間能釋放出來的變革動力。桑兵補充，還有一種是人員的承續，北洋用晚清的官員、國民政府時期用北洋的官員，都會帶來隱性的承續。

四川大學歷史系的羅志田則強調民國時期激烈變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國，往往是社會精英在主導并鼓吹激烈變革，使得過去認為幾千年不變的常態，忽然變成了嚴重的“問題”，比如家庭問題、農村問題。他進一步提出在“建國”問題上的斷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達成的是“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肇興后，面臨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共和”問題，民族問題淡出，建國問題凸顯，重新界定和確立“國”與“民”的關系成為關鍵。羅志田還指出，很多近代出現的新現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覺中漸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變態被看作常態，反而遮蔽了不少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楊奎松是研究民國時期中共革命史的專家，他更多地觀察到1949年的斷裂，許多民國時期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國后就斷裂了，比如在法律領域。對一些社會史基本問題的認識，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顯的斷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東農村調查，對于地主和農民之間關系的認識是有差異的，1950年代的調查較前出現了大量階級分化和壓迫的內容，這種變化到底是因為調查者的緣故還是因為當時社會的變化?需要更多更細致的微觀研究去反映各個地方具體的變化脈絡，在空間多元性的基礎上，整合出社會變遷的總體大勢，否則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維的影響，對社會現實的理解過于狹隘、固化和片面。葉文心在討論中也強調1949年的重要性，她認為現在我們研究民國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發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到底有何種意義。

民國史的關鍵詞:革命

王奇生認為，對革命史的研究至關重要，但不應將革命史等同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他認為，近代的革命是多元的、多層次的革命，不是單一的革命。實際上以后，從北洋政府潰敗到國共兩黨，到青年黨，到第三黨，到國民黨改組派，實際上都在“革命”的語境中成長。所以，他認為應該把民國史放在革命的系統里討論。民國的38年其實發生了三場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國民革命混合了國民黨的政治“革命”和中共的社會革命，兩者先合作后分裂。王奇生指出，就這些革命的具體目標而言，其實都算是勝利了，但是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后不久，又都出現了“革命失敗”的看法，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所以，他認為應該更深入地反思對革命的歷史追述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關系。

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的黃克武指出，“革命”與“反革命”的說法中隱含著價值判斷。整個近代史如果是一個革命的過程，就是革命黨革了清朝天下，然后共產黨革了國民黨的命，這個過程可以說是新正統的建立及其對舊正統選擇性的揚棄。黃克武認為，此處可以看到一個共通的現象，就是事實的連續性與應然的不連續之間的張力。換句話說，在歷史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從清朝到中華民國、從民國到共和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續性，但在應然的層面上，歷史人物認為不應該有連續性，應該把清朝的余緒割裂，把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的東西除掉。歷史敘述在應然的不連續性之下，就成為一個比較單面的書寫。因此，他認為，怎樣回到一個更復雜的歷史敘事，是我們面臨的挑戰，具體來說，挑戰在于把“革命”和“反革命”都當成一個中性的字眼重新分析、重新評估。

華東師范大學的許紀霖認為，從1980年代開始，有個“去革命化”的問題，史學界更傾向于使用現代化敘事和年鑒學派的“長時段”，更多地研究社會文化史。但他同時也觀察到，從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后，對于“革命”的討論又重新成為熱點。他認為，革命的確是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社會文化史必須考慮的背景。他指出，民國不僅是個短時代，而且還是個在空間上四分五裂的割據時代，革命正是發生在這些割據的隙縫之中。同時他還提出了變革的組織和領導階層的問題，革命可以說是邊緣階層興起后取代舊精英的過程，這樣一個權勢轉換的過程，以及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都值得好好研究。#p#分頁標題#e#

復旦大學的吳景平認為，革命對不同人群有不同含義，帶來的不同體驗，要具體分析;革命中和革命后帶給社會和個人哪些新的東西，個人的革命經歷和后革命經歷，包括他們留下的文字和口述史料，都應該好好研究，而不僅僅限于概念層面的討論，或囿于僵硬的敘事方式。楊奎松則表示，在研究革命的時候，他最關心的還是人的命運，關心革命對個體的影響。他希望帶著一種人性關懷去反思中國革命的歷史，以此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新的認識角度。

研究視角的探索:空間、概念和碎片化

學者們還對民國史的各種研究視角進行了有建設性的討論。首先，葉文心提出史學研究需要有空間思維，空間思維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從人的感受出發，考察人在空間中流動的可能性，以及透過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空間形態和結構;第二是從物化的空間形態出發，觀察空間的格局秩序、建構邏輯，以及空間結構對人的空間經驗所產生的制約。她指出，空間思維并不限于城市研究、地域研究等等，而是在廣義的方法論層面上，把空間結構中的變化和與之相聯系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結合起來，理解空間結構所代表的權力以及資源關系的分配，從而把歷史人物的空間經歷納入歷史研究的視野。民國史的研究領域中，這類作品似乎還不算是很多，因此，她認為，空間思維進一步的開發，或者可以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在討論中，學者們也涉及了各種與空間相關的議題，比如民國時期城鄉關系結構性的變化，中的“在鄉地主”與“不在鄉地主”的區別及其在歷史實際中的意義等等。

其次，學者圍繞歷史中的概念和概念史也有熱烈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黃興濤強調，概念以及與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對民國思想史乃至整個民國史的重要性。比如唯物史觀講階級分析，階級分析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是如何興起和發展的，到底對中國有怎樣的影響，就很值得研究。他還提出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主流以外的觀念和認識，有些我們現在看起來不是主流的思想，當時也許是主流，有些在當時也不是主流，但可以有助于我們理解主流思想。楊念群則提出，還必須考慮到在多元的族群背景下，少數族群對概念認知的不同理解。

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章清指出，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中國史研究中經常會出現“有”和“無”的問題，比如中國是否有公共領域、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等等。有些西方學者提出“在中國發現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是用西方的“有”作為觀察中國歷史的標準，因此他提出用“發現在中國的歷史”來代替。而且，事先存在的“有/無”判斷往往會成為選編資料時的取舍標準，又進一步強化了學者的預先判斷，比如在整理劉鴻生檔案的時候就會留下大量與經濟史相關的材料而略去其他生活、日常交往的資料。更需要反思的是，學者所論證的“有”，有時建立在不具正當性的假設之上，比如閱讀《新青年》和青年參加之間的聯系，就沒有我們通常認為的那么緊密，這就是挑戰了流行刊物“有”影響力這一假設。相反，有些被舍棄的“無”，倒可能包含豐富的信息。因此，章清建議通過對“有/無”問題更為敏銳的反思和更多元的解釋，拓寬近代歷史的敘述架構。

南京大學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的孫江認為，可以從兩個視角研究民國史:一種是在意義層面上的解讀，即概念史的方法，還有一種是在社會層面上的解釋，也即社會史的方法。從概念史的角度有三個切入點:一是概念作為詞語的歷史，二是詞語在不同的歷史時空里被賦予了怎樣的社會政治內涵，三是這種社會政治內涵在實踐的過程中怎么被運用，這三個層面必須有整體的考慮。從社會的發展歷史看，社會史的路徑則一貫有一種挑戰主流敘事的內在自省和批判精神。孫江指出，兩者的結合能打破詞與物之間簡單的對應關系，構成一個相對可靠、又足夠豐富的歷史言說。在討論中，黃興濤也強調了對概念的研究要虛實結合，比如，農民是如何理解的，共產黨又是如何用動員農民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都需要把概念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做動態的分析，才能有深度。

“碎片化”也是學者反思的一個重要話題。黃克武提出，大陸史學界近些年的研究，放棄了原來的一些宏大敘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碎片化問題。他希望能在細碎化和宏大敘事之間找到一個中層敘事的可能性，有一個具體的方法就是不同觀點之間的互補。比如大陸學者偏重于研究的失敗，而臺灣學者偏重于討論的成功之處，把兩方面拼在一起，或許就能獲得對比較完整和真實的判斷。許紀霖也同意過去的研究的確大多受某種敘事框架指導，或者是革命史框架，或者傳統與現代的框架，但是這類敘事框架現在似乎都被虛無化了。個別研究雖然已經有非常大的進展，但對于整個民國史而言意義在哪里卻不清楚，就好像沒有地圖就找不到位置在哪里。因此，他認為，對碎片化的反思并不是重新再回到宏大敘事，而是對民國史要有個整體想象，要從國際視野、民族國家視野、區域視野等不同空間尺度出發，聚焦整體。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茅海建則認為，碎片化本身并不是問題，關鍵是要成為一個有思維的碎片，或者說帶著關懷去研究細節。楊奎松從自身研究經歷出發，認為基于地方檔案史料的微觀研究是解決宏觀問題的必要基礎。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汪朝光在討論中也提出，不應忽視歷史過程中的個別性和偶然性，尤其是在復雜的人與人之間、派與派之間的網絡關系中，往往一個關鍵人物的偶然行動就可能影響整個局面，而這樣的情況只能通過具體的個案研究去發現。然而，王奇生則對此表示疑慮。他認為，微觀個案無窮，做到什么時候可以停下來做總的結論呢?因此，歷史研究的整合問題還是有待解決。

史料的開發與使用

吳景平提出，要加強海外民國人物個人檔案的整理與研究，比如藏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哥倫比亞大學等處的民國人物個人檔案。他介紹了幾種史料價值較高的檔案，比如臺灣“國史館”的檔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胡佛檔案館的孔祥熙檔案、胡佛檔案館的宋子文檔案、哥倫比亞大學的陳光甫檔案和顧維鈞檔案、胡佛檔案館的史迪威檔案，日本的近衛文?檔案等。有些檔案的保存狀況不太好，因此他正在致力于這些檔案的數字化和進一步開發利用。同時他也強調，不要受檔案本身的分類限制，每種個人檔案除了本人的信息外，還包含有大量相關人士的史料，有些涉及當時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而這類史料的利用開發還不充分，需要學者多加注意。#p#分頁標題#e#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介紹了近代史所正在進行的“海外藏近代中國珍稀史料征集整理”項目。這項由中國社科院資助的項目，計劃征集或復制海外與中國近代史相關的重要史料，并在近史所設立檔案館，將這些史料整理后向國內外學者開放，便于學者研究利用。近代史所還將與社科文獻出版社等合作編輯出版民國文獻叢刊，使學者能更方便地使用檔案史料。黃克武介紹了臺灣民國史研究近年來在史料整理上的進展，民國史研究的大量史料都在臺灣，而且臺灣在開放史料的時候已經逐漸消解了過去的政治禁忌，比較全面地開放，為學者研究提供堅實可靠的史料基礎。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曹必宏介紹了二檔館藏檔案的電子數據化工程及其出版情況，強調了電子數據化的必要性。中國政協文史資料館的許水濤也介紹了新落成的文史資料館的館藏和資料利用。他中肯地評價了文史資料館所藏的各地已出版的文史資料和大量未刊手稿的價值，一方面是蔚為大觀，另一方面也可謂魚龍混雜。文史資料工作從1950年代末開始，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很大，在內容和結構上有很大的偏向性，重政治、軍事，而文教、科技、工商、經濟、民族、宗教、華僑、社會等方面的史料就較少，而且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文史資料本身就有政治上的傾向性，甚而也有歪曲事實的問題。因此，他指出，學者固然應該使用文史資料作為難得的口述史料，但同時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文史資料的局限性和先天不足。

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陳謙平呼吁史料利用的國際化。他認為，外文史料的使用會大大加強史學研究的國際化視角，將民國史置于國際背景下的考察，將有助于發現國際因素對國內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影響和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從海關和匯豐銀行的檔案中可以發現，辛亥革命后為了保證匯豐銀行對清政府的外債能由海關支付，英國政府不斷對袁世凱和孫中山施加壓力，迫使南北議和盡快完成。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牛大勇也強調對外文史料的利用，并希望學者能夠克服語言障礙，最好能精通兩門以上的外語，否則研究三邊關系乃至更復雜的國際關系，就會力不從心。

孫江提出，現在的史料雖然量多，但是太單一、內容重復，因此需要對史料做更深入的解讀，發掘更多元的文獻。羅志田也提醒學者注意，雖然現在的近現代史研究多強調檔案史料的運用，但必須意識到檔案并不能保證完全的如實呈現史實，檔案形成的過程會引入偏見和想象，因此有時候也需要用個人經驗和檔案史料相驗證。人民日報社的李輝多年來一直從事傳記文學的寫作，也采訪過大量現代文學名人，在他看來，這些經歷過民國時期的人物往往有很廣泛的社交網，能提供大量研究民國史的可用素材，而且民國時期外國記者關于中國的大量新聞報導、外國人在中國的游記等等，都可以成為史料，增加歷史研究的豐富和多元性。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學通強調需加強影像史料的發現和利用，近代史所的欒景河則提醒學者多注意利用俄文史料。

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桑兵認為，民國史研究要超越史料發現，應著眼于如何用新材料來研究新問題，但新問題不應該是從西方的理論、觀念、架構中衍生出來，而是應該從材料本身發現問題。他認為，現在以專門研究為學術組織和考評的標準限制了研究視野，在這種越來越窄小的專門研究中追求“發現”，不過是在“鉆空子”。因此，他主張超越簡單的“填補空白式”的研究，要能貫通新、舊史料，在史料解讀上多下工夫，同時要對史料有整體把握，尤其在數字化的時代，不能僅靠檢索功能“挑著”看史料。

民國史的未來研究方向

日本信州大學的久保亨指出，中華民國史有兩種解讀，一種是“中華民國本身的歷史”，另外一種是“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中華民國本身的歷史”，包括其成立的過程、國家機構、國家政策等等，但它基本不包括1912年到1945年的臺灣歷史，1931年到1945年的東北歷史，以及1937年到1945年的淪陷區歷史。而“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不是以政權而是以時間來劃分研究對象，包括1912－1949年期間在現在中國疆域內的其他政權的歷史，也即“中華民國本身的歷史”所不包括的內容。他認為，應該重視“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尤其是1912－1945年的臺灣史、1931－1945年的“滿洲國”史、1937－1945年的淪陷區史，以及中國與東亞和世界關系歷史的研究。換句話說，必須注意到同時性中的空間異質性，考慮到同時代各政權之間的交互關系。而且研究“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對于理解1949年前后歷史的延續和斷裂也有重要意義。

黃克武提出，兩岸對民國史的關注點不一樣，使用的歷史概念也不盡相同，比如大陸所稱的“解放戰爭”，在臺灣以前被稱為“剿匪戡亂”，而現在兩岸史學界都傾向于使用意義比較中性的“國共內戰”。在未來，兩岸的不同觀點可以進一步互補。王奇生也指出，最近幾年來在民國史研究上取得的進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兩岸學界互動的結果，有對方的提示，去思考對方的想法，就會反思自己的立場，然后逐漸走向一致。這一趨勢最近十來年非常明顯，現在兩岸學者坐在一起討論民國史，不能說完全沒有分歧，但這種分歧是學理上的分歧，不是兩岸的分歧。

茅海建認為要重視制度史的研究，他認為研究制度史最關鍵的要求是準確、完備，唯此才能成為其他相關研究堅實的基礎。吳景平也指出，去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史》里沒有傳統史書里常見的“志”，這是一個缺憾，可以作為今后研究的目標加以彌補。汪朝光認為，近年來扎實可靠的民國人物傳記或者年譜比較缺乏，也應該有所加強。

四川大學歷史系的楊天宏認為，要加強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對北洋政治史的研究。他覺得既有的研究不令人滿意，很多史實都沒弄清楚，因此也就很難突破北伐以來國民黨對北洋政府的判斷。其實北洋時期并不像我們以往理解的那么糟。比如在經濟方面，大部分的立法是北洋時期完成的，為當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性的法律保障。又比如北洋政局的混亂，多次府院之爭，不僅僅是北洋軍閥的昏庸無能，更是因為政治制度設計本身的結構性問題。

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徐思彥和《近代史研究》的徐秀麗都提到了近年來公眾對民國史日益高漲的興趣，比如媒體里“民國范兒”一詞的走紅和各種民國史通俗讀物的熱銷，但這些書籍往往不是專業歷史學者寫的，有些觀點并不正確，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她們希望學者能夠對公眾的這一興趣有所回應。對此，學者們表示，現在民國史受到社會的關注有種種歷史的、現實的原因，而民眾想象中的“民國”卻未必是真實的民國。如何在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和穩定性與社會需要的通俗性和時效性之間找到平衡，讓學術研究走出象牙塔，為廣大民眾服務，的確是對學術研究的一大挑戰，應該成為民國史未來的努力方向之一。#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劉文楠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