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嚴復翻譯的譯寫策略，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嚴復是我國最早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一位杰出代表。嚴復的譯作涉及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邏輯學等西方先進學科，對當時的中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不僅影響了好幾代進步人士和革命者，同時還促進了近代中國文化的轉型。正如嚴復適應和選擇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他的翻譯活生生地詮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界規律。綜觀嚴復翻譯的11部譯作，他所采用的一個典型翻譯策略就是廣泛采用譯寫。“譯寫”，是翻譯與寫作適當、靈活結合的一種翻譯手段。本文擬從生態翻譯學中適應選擇論角度解讀嚴復的譯寫翻譯策略，筆者認為譯寫策略正是嚴復譯作成功的關鍵因素。   一、嚴復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多維度的適應與選擇   嚴復所處的翻譯生態環境是清廷日衰，救存圖強迫在眉睫，引介西方先進思想被認為是救國良策。然而晚清社會封建保守的主流意識尚呈高壓態勢。在此特殊的翻譯生態環境中，嚴復對翻譯策略進行了多維度的選擇和適應，使之符合時代和社會需求，從而使譯本“求存生效”。從生態翻譯學角度講，嚴復的譯寫現象反映了以下生態翻譯學的內涵。   1．譯者對自身需要的適應與選擇   嚴復是晚清愛國文學運動的發起者與鼓吹者。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四篇文章，“大聲疾呼，猛烈抨擊封建專制統治和孔學，提倡資產階級民權和新學，提出了著名的啟蒙主義的救國綱領：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1］另外嚴復滿腹才學，一心想報效祖國，但一直未得到重用，于是嚴復只能另覓他路來抒發情志。學貫中西的嚴復深知欲救國要新一國之思想、文化，于是開始向西方尋找救國圖強的真理。早年留學英國也為他深度認知西方文化精神提供了直接機會。與此同時，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全面覆敗也增強了嚴復譯介西書的決心。嚴復自身精通英漢兩種語言，翻譯西書，引進西方文化不僅正好契合了當時社會的特殊需要，而且也為他展現自己的文才提供了有利途徑。他曾說：“所愿者，多成幾冊譯書，使同族者知彼族所為何事，有所鑒觀焉耳。”［2］有人曾問嚴復為何不自己著書，嚴復笑而不語，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譯書中，綜觀嚴復所譯十一部書，除了《群己權界論》沒有通過加按語等形式抒發自己的見解，其他無一例外都通過譯寫策略闡釋了嚴復本人的見解，尤其是《天演論》最為突出，嚴復借他人之口抒發自己的見解效果要比專門著書好得多。難怪魯迅曾說嚴復自己“做”了一部天演論，嚴復的曾侄孫嚴誠先生指出，“三老公（嚴復）的書從最終目的看，譯文是為按語和序言服務的。”［3］由此可見，嚴復的譯寫是抒發自已的政治見解和思想意識，從而開啟民智，匡扶社稷。   2．譯者對自身能力的適應與選擇   嚴復自幼聰慧，詞采富逸，他傾向于走仕途求功名的老路，盡管最后沒有成功，但他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并形成了自己的語言觀。他心儀唐代以前的古雅漢語，無論字法句法方面，還是文體方面都加以效仿。嚴復的這種語言觀決定了他在生產翻譯話語時所采取的語言策略。他的譯作和著作基本上都是用文雅的文言文完成的。嚴復用文言文翻譯英文著作，是對自身能力的一種適應和選擇，同時也是對目標讀者士大夫階層的適應和選擇。嚴復在船政學堂讀書期間，學了英文、幾何、代數、電磁學、光學、天文學、航海學等新學科知識。后被派往英國留學，留學期間，廣泛閱讀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考察英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因此嚴復廣泛接受西方新學科教育，思想開明，眼界開闊，不僅了解英漢兩種語言本身差異巨大，而且對英漢兩種語言的使用游刃有余，具有翻譯西書得天獨厚的條件。   3．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   晚清時期，歷經甲午海戰和公車上書的失敗使很多進步人士驚醒到文化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推廣西學的方法來“師夷長技以制夷”，開民智以求救國。如嚴復在給張元濟的信中就提到“．．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所以擯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4］嚴復的譯本是精心選擇的，他學的雖然是航海等科技知識，但是他翻譯的文本不是科技書籍，而都是反映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的作品，這說明他深刻知道社會的進步不在乎“器物技藝”而在于思想意識，這正契合了當時社會需要。嚴復的成功首先在于他能把自身的訴求與時代的需要緊密結合，廣譯西書抒發自己政治思想見解，以求“譯有所為”。（胡庚申語）   其次，嚴復把目標語讀者鎖定為士大夫。當時的士大夫群體構成了主流知識分子階層，要想徹底改變中國積弱的現狀，嚴復認定士大夫是要“開民智”的第一批對象。然而，士大夫們多對西方文化思想有抵觸心理，認為華夏文化是至高無上的，對西方文化思想嗤之以鼻，再加上以往翻譯作品的質量不高，導致士大夫們認為西方文化無可學之處，因此，為了譯文被目標語讀者接受，嚴復采用古雅文體，特別是漢以前的字法句法，譯文中盡量會通中西，找出中華文化原典中能對應的詞匯，加入許多中國先哲的箴言，采用換例等策略加入耳熟能詳的事例，盡量適應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使得譯本得以生存。   再次，晚清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保守落后，且呈高壓態勢，如果嚴復采用直譯策略，原原本本的介紹西方學說，那后果只能是被禁言，也就難以實現嚴復開民智、新民德的初衷。再加上嚴復有《辟韓》一文得罪張之洞的前車之鑒，深刻體會淡化極端觀點和詞句的重要，這就決定了他的翻譯策略很大程度上采用譯寫，試圖不要冒犯主流意識，讓譯本得以流通。   最后，嚴復是自動自發進行譯書的，根據勒菲弗爾德操縱論，委托者和譯者都是嚴復一人，因此嚴復對原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選擇有絕對的操縱權。嚴復翻譯的目的性極強，為了達到目的，他會想盡辦法“逼原作就范”，而這個辦法就是進行譯寫。當原作能達到他啟民智的目的時，他會比較忠實于原作，當原作不能幫他實現其目的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對原文施暴”（韋努蒂語），加以改造使之實現本土需要。#p#分頁標題#e#   二、適應選擇論視角下的嚴復譯寫現象   嚴復在翻譯中廣泛采用譯寫，這是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一種自然選擇，也體現了胡庚申生態翻譯學中譯有所為的翻譯理念。具體地說，嚴復翻譯中采用的譯寫策略有：加按語、換例、刪節、注評、增評等。下面逐一舉例說明。   1．加按語   嚴復的譯著總共有170萬字，其中的按語就占了17萬字，約為1／10。按語是嚴復話語系統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嚴復“達旨”的重要手段。通過按語，嚴復不但達了原作者的旨，也達了自己的旨［5］。按語是嚴復作為譯者顯身的平臺。在這一平臺上，嚴復做了主要4方面的事情：①解疑釋惑；②在西學著作之間勾聯引襯，編織一張現代性意識形態的網；③評點原書作者的思想，表達譯者本人的思想，向讀者灌輸先進的意識形態；④批駁作者的錯誤觀點。   在《天演論》論五《天刑》中有一復案：   復案：此篇之理，與《易傳》所謂乾坤之道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老子》所謂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謂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數，而不可以仁論也。斯賓塞爾著天演公例，謂教學二宗，皆以不可思議為起點，即竺乾所謂不二法門者也。其言至為奧博，可與前論參觀［6］。   此復案充分體現了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由于讀者是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譯者在翻譯中顧及讀者，為適應目標語讀者（士大夫階層）的接受程度，語言維上進行適應選擇，采用士大夫們喜聞樂見的儒雅古文；文化維上用中華典籍《易傳》和《老子》的相近思想來對比說明斯賓塞的思想，拉近了文化距離，打破了接受隔膜。譯者將斯賓塞的天演公例類比為竺乾不二法門，向讀者闡述了此理論的重要性，擬引起讀者的高度重視，從而實現作者的交際意圖，向讀者灌輸先進的意識形態。   2．換例   《天演論》原作的《導言》中第10節有這樣的話：And，though　one　can　not　justify　Humanfor　wishing　to　hang　Mordecai　on　such　a　veryhigh　gibbet，yet，really，the　consciousness　ofthe　Vizier　of　Ahasuerus，as　he　went　in　and　outof　the　gate，that　this　obscure　Jew　had　no　respectfor　him，must　have　been　very　annoying．［7］   譯文：李將軍必取霸陵尉而殺之，可謂過矣。然以飛將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閑視之？其憾之者，猶人情也。［8］   原文故事來源于《圣經•舊約》，在當時的翻譯生態環境中，《圣經》作為異域文化的代表是受到封建保守意識排斥的。目標語讀者（士大夫階層）對《圣經》甚為陌生。如果譯者將此例直譯出來，難以吸引讀者引起共鳴。譯者對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進行適應性選擇，將例子換成目標語讀者耳熟能詳的李廣殺霸陵尉的故事，換例不僅沒有丟失源語的文化內涵，同時因為符合本土文化系統，接近讀者認知結構，使得源語文化內涵被準確理解和傳遞，也達到了譯者的交際目的。這種換例在嚴復譯著中很多，實乃嚴復譯寫的有用策略。   3．刪節   嚴復翻譯中時時不忘達到啟蒙教化的目的，與達此旨無關的譯寫內容便果斷刪除。比方說《天演論》原作《講演》一節中有個兒童故事“杰克和豆稈”，為的是更好吸引讀者，而嚴復認為此內容“無關宏旨”，果斷刪去。又如《原富》原作書后附錄了倫敦麥價表，嚴復翻譯時也將其省去。正如嚴復在《原富》譯事例言中所寫：“獨于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后，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之。又，部甲后，有斯密及羅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刪削。”   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看，刪節策略正是嚴復適應翻譯生態環境所作出的選擇。譯本要吸引讀者，必須要無限接近讀者，滿足讀者對信息價值的需求，實現交際目的。譯者刪去與核心信息無關的、讀者難以理解的內容是對原作在交際維上有效的轉換。   4．增評和注評與加案語一樣，增評和注評也是譯者作譯結合、抒發自己思想的一種重要手段。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有這樣一句：   Abraham　weighs　to　Ephron　the　fourhundred　shekels　of　silver　which　he　had　agreed　topay　for　the　field　of　Machpelah．They　are　saidhowever　to　be　the　current　money　of　themerchant，and　yet　are　received　by　weight　andnot　by　tale，in　the　same　manner　as　ingots　of　goldand　bars　of　silver　are　at　present．［9］   譯文：古之用金，以重計不以枚計。傳載，亞伯拉罕買麥克非拉田于伊佛狼，以白金四百希格為價，此猶支那之用銀兩矣。［10］   這個句子主要講的是猶太人的交易方式，嚴復翻譯時并沒有字當句對，而把一二兩句的語序調換，把敘述交易方式的文字譯在前，把例子放在后，這種語言形式上的轉換符合譯語讀者的認知習慣，考慮到目標語讀者是士大夫階層，譯者選用簡潔古雅的古文進行翻譯，也是譯者對語言維適應性轉換的考慮。#p#分頁標題#e#   在整句末嚴復增評了一句“此猶支那之用銀兩矣”，將古猶太人的交易方式與古代中國人的交易方式作類比，譯者考慮到目標語讀者對源語文化認知的空缺，為了避免交際中的障礙，實現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增評大大增加了譯文的可讀性，實現了譯者文化維的適應性轉換。   除增評外，譯文中不斷插入的注評不僅闡釋了譯者的思想，還對讀者的意識進行適當操控，讓讀者按照譯者表達的思想進行理解。比如《法意•案語》中有這樣的注評：   嗚呼！法固不可以不變，而變法豈易言哉！豈易言哉！這段注評體現了譯者要求變法而對變法慎之又慎的思想。原文中并沒有這樣的語句，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認為改善積弱、救國圖強要通過變法才能獲得；也是譯者向目標語讀者呼吁，國之弊病在于國體；同時還是譯者表達自身政治主張，實現“譯有所為”的重要途徑。   嚴復的譯本大多是譯介西方先進思想意識的，嚴復把目標讀者鎖定在知識和眼界比較開闊的士大夫階層身上，認為他們是改革和維新社會的主流，如何讓其接受西方先進思想是嚴復譯書首要考慮的問題，因此嚴復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廣泛采用譯寫策略。譯本內容上有目的的“擇其善者而譯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刪之”，（此處“善者”指能啟迪中國民眾的思想意識），改造過激的資產階級言論，刪除贅言。不符合嚴復啟蒙意圖的見解，他通過加案語、換例、刪節、注評等方式迫使原文就范。語言形式上以士大夫階層的審美為標準，繼承先秦和桐城派文體的優點，創造了優雅的、感染力強的新型文體，以中華元典的語言形式承載西方思想意識易于被士大夫階層接受。   三、結　　語   嚴復的譯作被證明是順應時代要求的佳作，其影響力足足持續了一個世紀，李澤厚評論說，“嚴復的‘自由’、譚嗣同的‘平等’、康有為的‘博愛’，完整地構成了當時反封建的啟蒙強音。”［11］嚴復譯作的成功無疑說明其翻譯策略的成功，譯寫是適應晚清翻譯生態環境的一種有效方式。翻譯和寫作適當的結合有助于產生高質量、受歡迎、經久不衰的翻譯作品。回顧歷史，許多直譯翻譯作品大多被公眾所遺忘。然而，一些采用譯寫翻譯的譯著順應翻譯生態環境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獲得了與原作相同的好評。這說明譯寫策略在翻譯中有特殊的作用和魅力，值得繼續研究和利用。